2010年冬天，中国南方，暴雪。

首都机场候机厅装满了因航班取消或延误而出行受阻的人，各地发布了不同程度的寒潮警报和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不等的预警信号。一些机场关闭了，一些机场又开了，一些机场开了会儿又关了。人群中不时响起因哪趟航班可以起飞或将继续延误下去而发出的欢呼或叹息声。

邹飞坐在候机大厅，整理着自己的相机，准备去湖南凤凰，给一家地理杂志做一期“春节除了在家还能在哪儿过”的专题，他负责拍照。

跟他同行的是杂志的文字编辑，本来编辑可以老老实实在办公室坐着的，但该编辑主动申请出差，想借采访之机，去另一座城市看望旧情人。刚才机场广播说去长沙的飞机可能会取消，而编辑此时已经到了旧情人所在的城市。在他刚刚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那边也开始下雪了，听说会取消起程航班，不知道如果现任女友问起他晚上回不回家吃饭，他该如何交代。

邹飞的工作是给各旅游杂志和网站写旅游约稿并提供照片，按单拿钱，不用坐班，没有领导，想多挣了，就多跑几个地方，不太缺钱，就可以在家休息。他对目前的这种工作，没有厌倦，也没喜欢到可以认定将其视作终生的职业，先干着再说。

已经等了三个小时，邹飞饿了。出门前他没吃午饭，以为上了飞机就可以吃上空姐送来的饭了，但是三个小时过去了，空姐没看见，光看见地勤在用对讲机听着调度站的安排，迟迟不开放登机口。

邹飞进了一家面馆，里面快被滞留的旅客坐满，没有几个可供选择的座位了。他就近坐下，要了一碗面一杯饮料。邹飞到哪儿都爱观察有意思的人和物，把餐厅扫视了一圈，没什么发现，只看见门口的位子坐着一个看书的女人——中性的衣服，脑袋上裹着头巾，看不出头发长短，眉宇舒展，面容祥和，一副与世无争、超然于物外的安静状，面前放着一杯红茶，细节处毫无性别体现，只有从整体才能看出这不是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让邹飞有种亲近感，不知道是哪处细节让他觉得似曾相识。面上来了，邹飞没多想，吃了起来。

面刚吃完，广播说去长沙的飞机可以登机了。邹飞结账，服务员送来账单的同时还递上一张纸条：“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位女士让交给您的。”

“就是裹着头巾那人？”邹飞掏出钱问。

“对。”服务员指了一下那个位子，椅子已空。

邹飞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佟玥已经回国，想见她，我可以帮你约。”再下面是那个人留下的手机号。

邹飞把这个号码输入手机，是个陌生号，拨打，已经关机。

邹飞又把刚刚那个人的相貌回忆了一下，并根据留言把辨认范围锁定在大学里，突然脑子像过了电，想起她是谁。瞬间，那时候的人与事一同涌现出来。

这时候一个跟着家长一同出游的女生，背着书包穿着一眼便能辨认出其学生身份的衣服从邹飞面前经过，阳光、清爽、充满朝气，看上去如此美好，让邹飞想起了十年前。那时候的生活，像这个女生一样美好。

那个时候学校周边的房子，三千一平米，现在三万了。当初他们谁也没想着买一套，并非因为没钱，真想买可以管家里要，而是他们不知道宿舍的生活会结束，然后以个人空间的方式开始新生活。就像五十年前的人们，不知道人民公社和大食堂会消失一样，踊跃地砸锅卖铁，以示对共产集体生活的向往和喜爱。不仅他们如此，他们的父辈也没想到十年后中国会变成这样，否则，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子，他们都会尽己所能，能买多少买多少。

当然，那时候股票和房子还没进入他们的概念，他们只想有辆车，哪怕是夏利，并非为了提高生活速度——他们的生活无须提速，只想带着心爱的女孩，去看大海。他们并没意识到还得花钱加油，看到大海的感觉，比加油这种实际问题更深入他们内心，让他们在意。后来他们开始买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买夏利，此时买车的性质对他们来说已经变了，因为他们也变了。

那时候商业还没像现在这么淋漓地渗透到生活中，可供选择的车、饭馆、娱乐场所都不多，人们可以拥有一些商业以外的、只为了自己内心的选择；谈恋爱的成本很低或者说基本为零，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一个理由便足够了，那就是彼此喜欢。

那时候就以为封建社会才有奴隶，不知道社会主义也有——当时房奴、车奴、卡奴、孩奴闻所未闻，人可以很高贵地活着，也可以为理想而活。总之，人可以主动而有质量地活着，不必为了什么非得怎么样。

那时候，他们十八岁。

他们的故事，在1998年开始了。

没上大学的人，都以为考上大学，四年后拿到毕业证，就可以找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然后不用过度劳累地度过一生，可从来没有人提到这四年里学生的苦闷，就像光看见妓女们如何购买名贵商品了，却对她们挣钱的辛酸和心灵痛苦视而不见。

1998年的夏天，对于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拨孩子来说，有两件事情会刻骨铭心：法国世界杯和自己考上大学了。

前者，让他们度过了一个有汗水和冰镇啤酒或可乐相伴的夏天，但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没有太多影响，而后者，则像一趟公共汽车，从始发站把他们同时拉上车，却开往了不同的站。坐车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有人看着站牌生怕自己坐过了，有人上了车就睡觉，有人一路说笑，有人被看到的新奇事物吸引，还有人晕车，恶心一路。

多年后，当他们回忆起那段大学时光，终于能通过现状的迥异，清晰地发现自己和身边人的不同，并从中归纳总结出一些必然的原因，印证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类的话。而当时，他们登上大学这趟车，并未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将导致不同命运，上车后除了发自本能地看着站牌、睡着觉、说笑着或恶心着，他们别无选择。

立秋一过，北京就开始凉快了，到了8月底，夏天的感觉基本没了。9月1日这天，不知道是天气真的如此，还是邹飞的心情大好，他居然体会到了文学语言对天气的描绘：酷暑褪尽，秋高气爽，微风拂面，天高云阔。

在如此美好的天气里，邹飞走进大学的校园。他觉得，未来他应该干的，如果依然用文学语言描述，那就是：展翅高飞！

能有这么好的心情，是邹飞觉得自己终于逃离了——逃离了家庭和学校。在他的概念里，大学不算学校，只有中学这种天天被老师管着学习的地方才能叫学校，而大学是玩的地方，应该叫“玩校”。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美好想法而已，正式上课没几日，他便明白了大学既然归教育部而非文化部或体育总局所属，就不能是提供玩的地方，只能是学校。

考上大学前，邹飞对大学的认识仅局限于那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男性班主任的讲述：无论哪所大学，都会有一块草地，草地上都是人——有躺着看书的，有坐着弹吉他的，有跑着放风筝的，还有叠在一起乱来的……说到这里，会有学生问，那多不好意思啊？班主任说，没事儿，有衣服盖着呢，而且我没说一定是白天，晚上草地上也会有学生，夏天他们不回宿舍了，就在草地上过夜。又会有学生问，那起夜怎么办啊？班主任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们关心的不应该是这种问题，我给你们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可以不再努力——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们还得复读，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把当前的全部精力留给学习，等着日后把更多的精力留给玩吧！说白了就是，现在少睡会儿，将来就能多玩会儿！从今天起，你们不应该在十二点前睡觉了，如果谁还能保证自己一天的睡眠时间超过六个小时，那他就是浪费生命！

那时候邹飞还不知道虚构、意淫和生活的关系，以为大学真的是这样，生怕自己日后没有努力的机会了，还担心上了大学必须玩满四年，玩两年玩腻了也得硬着头皮玩到毕业，这一度让他对上大学就为了玩而心灰意冷。

班主任是师范学校的，接触不到理工专业的学生，不知道这类人的大学四年是怎么过来的。当邹飞成了班主任所不了解的这类大学生后，他才发现，如果一个人对世界的了解是狭隘的，但自己却毫无意识并对不知情者描述世界不过如此的时候，那么这种误导对于倾听者来说是多么残忍——邹飞本以为上了大学就该更费球鞋了，没想到竟然一双球鞋穿到毕业，最费的却是脑子——要用来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以便为国防建设、国家的“十一五”规划、自身的事业发展尽职尽责，特别是当他对这些知识失去兴趣觉得自己无法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的时候，更需要用脑子来思考如何不上课也能渡过考试难关。

不可否认，确实有大学生这四年是玩过来的，但要看你上的是什么专业。有些专业可以稀里糊涂打打闹闹地混过四年，比如艺术、中文、体育等，而邹飞的专业是汽车制造与设计。别看有“汽车”两个字，但并不是一个时髦的专业，还相对的枯燥乏味，这从日后所学的课程上就渐渐体现出来了。

这是邹飞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园。此时他对大学的印象还维持在班主任所描述的那种场景上，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打听哪儿有草坪，然后去膜拜。结果很失望，上面除了正在浇水的工人，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连躺过的、坐过的、跑过的、睡过的痕迹都没有。这时他一扭头，看见旁边立着牌子：小草在生长，禁止入内。

带着对大学有点儿失望的第一印象，邹飞穿过教学楼，去新生报到处。几个其貌不扬衣着不得体的男生正在男厕所门口抽烟，嘴里冒出烟的同时，还冒出许多邹飞未曾听过但能感觉到是学术上的名词，一个女生从女厕所出来，问他们看到第几章了，男生们说看了快一半了。这一幕让邹飞暗暗后悔：完了，来错地方了，这里的学术气氛太浓了，还没开学就有人在楼道探讨学业，而且已经把书看了一半了，早知道就考一个学术环境差点儿的学校了。

一年后，邹飞参加期末考试，在考场上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其貌不扬衣着不得体，能从黑板上写着的每个人的学号中辨认出此人是高年级的学生，现在跟随着低年级补考。邹飞想起第一次见到此人在何时何地，并依稀回忆起那天听到的专业名词，就是出自今天要考的这门课，原来他入学时看到的那一幕，是这哥们儿在准备开学的补考，而且仍没考过，并再次参加了考试。

到了所在系的新生登记处，报上名字，交了钱，领了脸盆、被褥和宿舍的钥匙，就算入学了。这让邹飞感觉和住店差不多，只是这里的规矩更多一些，将来得自己叠被子。

在邹飞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性——说她二十八有人信，说她十八也有人信——正跟一个负责登记的高年级男生有说有笑，男生的眼神中流露出讨好和想占有她的渴望，作为同性的邹飞熟悉这种眼神，但作为异性，他看不出该女性到底是师姐还是风骚年轻的女老师。总之，她让邹飞感觉大学的女性果真和中学的女性很不一样。

拎着家伙什儿，邹飞往宿舍楼走。大学可真够大的，光宿舍楼就十几栋，食堂有八个，操场也有两个，跟邹飞的中学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以前那中学，就一栋五层的教学楼和几排平房，地方狭小到操场竟然修成一百八十七点五米一圈，连两百米都修不到。在奠基典礼上，校长还慷慨激昂地说：这个操场别看小，修得正合适，跑一千五，正好八圈就够了。立即有数学好的女生在台下议论，说那我们女生跑八百怎么办，难道要跑四点二六六六六……一直六循环下去圈吗？旁边的体育老师听到说，脚长在你腿上，够八百米了，你停不就完了吗，线在那儿画着呢，管他多少圈呢。此后每年的运动会，都会有很多参加百米的同学，在操场上练习弯道技术。

一路打听，邹飞终于找到自己的宿舍楼——一栋米黄色的五层小楼，光秃秃地伫立在一片绿地上。楼龄看样子有三四十年了，为了迎接新生，外墙刚刚粉刷过，依然遮掩不住陈旧，那些没刷到的犄角旮旯，分布在大片大片光鲜的墙漆中，反而让楼更显得破旧。

可能是刷完外墙学校的钱不够了，没刷里面，楼道的墙壁是陈旧的，但上面的四个朱漆大字异常鲜艳抢眼：女生止步。显然是新喷上去的，据说没有这四个字之前，如果光从宿舍里的性别分布看，很难分辨出到底是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女生楼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开学之初也喷了四个大字：男生止步。

邹飞的宿舍在四楼，这意味着以后甭管出去干什么，回来都要爬四层楼梯，和那些住一楼的比起来，四年里不知道要多消耗多少体力，但想想那些住五楼的学生，便平衡多了。

宿舍锁着门，邹飞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的，掏钥匙开门。他猜想门后面会是一个落满尘土空荡荡等着入住的屋子，没想到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大桌子菜，桌子中央放着一个电炉子，上面坐了一锅水，沸腾着，一张并不年轻的面孔掩映在一盆盆的白菜、蒿子秆、毛肚儿中间，这人正夹着一筷子羊肉准备往锅里放。

邹飞以为自己走错了，赶紧后退半步看门上的宿舍号。

“别看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错。”不年轻的面孔把羊肉放进锅里说。

“那你是？”邹飞走到桌前，看着这个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人问道。

“我是你的室友。”不年轻的面孔说。

邹飞四下打量，宿舍里已经被他烙下在这里生活了许久的印记，便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不年轻的面孔从锅里捞出羊肉，“还有碗呢，一起吃点儿？”

“我不饿。”邹飞找到自己的床，上铺，放下东西，“你保研了？”

“按说应该研一了，如果我不病的话。”不年轻的面孔蘸着小料，津津有味儿地吃着，“大一的时候我病了，学校同意我边养病边上学，学分修够了就能毕业，多少年都没关系，因为我有病。”

看他的吃相，不像有病的。邹飞也没再打听什么病，看着锅里的水在电炉子上嚣张地开着，很崇拜：“宿舍不是不让用电炉子吗？”

“所以我把门撞上了。”不年轻的面孔又往锅里放了肥肉，“今天我刚参加完补考，也得给自己补补，我有病。”

说着从兜里摸出两个核桃，揉了起来，等待着锅开。

邹飞看着眼前这个举手投足跟自己爷爷颇有几分相似的室友问：“你叫什么？”

“叫我老谢就行了。”不年轻的面孔捏了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我肯定比你大，你是应届的吧？”

邹飞也跟着老谢抓了一把花生，并不由自主地拿起桌上的另一双筷子：“考场上发挥超常了，没成往届。”

“估计你能在我前面毕业。”老谢感慨着说，“我都送走一拨了，不知道我毕业前还能送走几拨。”

“你赶紧把学分修满不就能毕业了吗？”邹飞看见老谢书架上摆满了全新的教科书，毫无翻看过的痕迹。

“等你考过试了，你就知道学分不是那么好拿了，我时不常地就得往医院跑，没时间学。”老谢淡然地说，“我这病，没严重到不能结婚的程度，我妈都跟学校商量了，学校同意我上学期间可以结婚，所以我估计没个十年八年的，我毕不了业。”

邹飞不禁对老谢生出些许同情，老谢自己却异常乐观，还问邹飞：“有辣椒油，你要不？”

这时候锅开了，邹飞拿起筷子正准备捞点儿什么吃，突然老谢一把夺过筷子，连同自己的那双一同塞到褥子底下，然后干了一件让邹飞至今难以相信的事儿：用不足十秒的时间，将床上叠好的毛巾被在空中展开，落下后把桌上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副象棋，在凹凸不平的毛巾被上摊开棋盘，抓起红黑几个棋子，摆了一盘下了一半的棋局，然后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面对着棋盘思考起来，并小声对邹飞说：“别抬头，盯着棋盘。”

话音未落，门开了，一个中年胖女人出现在门口。

“楼长。”老谢瞟了一眼胖女人，也没起身，目光又落在棋盘上，煞有介事地对邹飞说：“将军！”

邹飞很诧异，十秒钟前还在吃着火锅的老谢竟然能预料到十秒后楼长会进来，更让他吃惊的是，当他把目光投在棋盘上时，发现老谢摆的竟然是一盘“火烧连营”，这是北京街头著名的残局，众多象棋爱好者在这盘棋上输过钱。

“下棋呢！”楼长对于眼前的景象没有怀疑。

“炮一平三。”邹飞配合着老谢走了一步棋。

“象七进五。”老谢不慌不忙应付，同时问楼长，“有事儿吗您？”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抽查抽查。”楼长也觉出自己在两个鏖战正酣的象棋迷面前是多余的，又为了表现出自己不是多余的，看到了桌上的毛巾被，“被子拿楼顶晒去多好啊！”

这本来是一句家常话，但老谢做贼心虚，却当成了楼长的试探，以为楼长发现了什么，不敢贸然接话，下意识地将目光从棋盘挪到毛巾被上，这时突然发现，一股水汽正透过被子袅袅升起。老谢顿感不妙，心灰意冷，放下手里的棋子，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还是防守不到位。”

老谢放弃抵抗，等着楼长的裁决，大不了把电炉子没收，挨几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驱除出宿舍是最严重的处罚，但对老谢没用，他有病，在学校里不能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楼长也愣在原地，她好言相劝让老谢去楼顶晒被子，老谢连理都不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自己默默地离开，还是再聊上几句。这时，毛巾被底下升腾出来的水汽也引起了她的注意，正准备上前一看究竟，却听见楼道传来一个女人肆意的笑。

这声笑，救了老谢。楼长脸色顿时变了，这种女声出现在男生宿舍里，是对她的公然挑衅，竟然笑得如此不拘小节。

楼长每年都要接受无数的挑战：学生不叠被子、偷用违禁电器、在宿舍抽烟、上完厕所不冲……面对这些，她都能不放在心上，骂句“这他妈怂（造字，尸＋从）孩子”就过去了，唯独在面对比自己年轻又貌美的女生的挑战时，她无法再一笑而过，这是不尊老爱幼的挑战，是刺透她心灵的挑战，是无视时间规律的挑战，是提醒她青春已逝的挑战，只有打压掉挑战者的嚣张气焰，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楼长一转身，用更放浪的声音迎了上去：“谁呀这是？怎么这么嗨屁呀！”

肆意的女声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有惯性地，一点点减弱，直到本人把这股劲儿笑完。

“楼长好！”一个男生措手不及地看着突然挡在路前的胖女人，立即改为嬉皮笑脸，问道，“吃了吗您？”

“你怎么带女生上来了？”楼长不吃这一套。

“这是我们系的新生，来我宿舍借几本书。”男生竭力表现得光明磊落。

“看见楼下墙上喷的是什么字了吗？”楼长问。

“没看见。”男生装糊涂。

“看见了，‘女生止步’，怎么了？”女生无所谓地说。

“看见字了就别往里走了，都上大学了，应该明白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吧！”楼长说。

“我是来借书的。”女生不以为然道。

“干什么都不行！”楼长语气坚决，同时透出她坚信男生带着女生来自己的宿舍，无论是打着借书的名义还是打着用下电脑的名义，都是为了干别的事儿，而这别的事儿究竟是什么，是她说不出口的，她这个年龄的人对现在的男女生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随便感到害臊。

趁楼长在楼道和那对男女生周旋的时候，老谢和邹飞迅速转移了火锅阵地。收拾过程中，邹飞问老谢：“你怎么知道楼长会来啊？”

“用封建迷信的说法就是，凭感觉；用科学的说法就是，声音或气味儿会组成微小的波，传递到我的脑子里。”老谢拔掉电炉子插头说。

“那我怎么没感觉？”邹飞吸了吸鼻子。

“我在这儿住多久了，而且我有病。”老谢话里透着玄机。

邹飞等着老谢的后半句。

片刻，老谢喃喃道：“上天是公平的，当它断了一个人朝某方向走的路时，必然会在另一个方向上对他网开一面。上帝没收了我的健康，自然会给我颁发常人没有的感觉。”

收拾妥当，两人来到楼道，看着热闹，楼长和男女生仍在斗智斗勇。

“不让女生进可以，但得说明白为什么吧。我们都成人了，大学不能不讲人权吧！”女生不依不饶着，并不想就此离开男生宿舍，正是刚才邹飞在新生报到处见到的那个女生。

“为什么？为你们自己好！”楼长一副过来人的姿态。

“我们进男生宿舍怎么就不好了？”女生落落大方。

“话没必要说那么明白，反正女生就是不能进男生宿舍，这是规矩！”楼长有制度撑腰，态度强硬。

“我要真想不好还至于上男生宿舍来不好？”女生说完转身走了，留给楼长无限遐想。

楼长不甘示弱：“在哪儿不好那是你的事儿，反正不能在我眼皮底下。”

男生安抚楼长：“大一的，年轻，不懂规矩，您消消气，我去教育她。”说完去追女生。

楼道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学生，楼长的威严在开学第一天就被公然挑衅，脸上挂不住了，给自己圆了一句话，“我该开会去了”，便匆匆离去。

老谢看罢，总结道：“到底是新生，不懂曲线救国。”然后回了屋。

再回到屋里，多出了一个人。首先看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多了一床的书，然后才发现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我叫尚清华。”一个戴眼镜的人放下手里正整理着的书说。

“想看什么书去图书馆借就行了，不用自己买这么老些。”老谢目测了书的数量说，“这够买一百多斤羊肉片儿的了！”

尚清华扶了扶眼镜说：“我不能吃羊肉，过敏。”日后大家发现，尚清华不仅对羊肉，对牛肉猪肉鸡肉连麻小都过敏，唯独看书不过敏。

这时候两个脸盆同时出现在门口，每个脸盆后面都站着一个人，一前一后进来。

前面踢着球进来的叫罗西，是个体育特长生，足球二级运动员。睡上铺，从往床上蹿的那一下，可以看出其身手矫健。罗西目光明亮，但没有运动员眼睛里通常有的那种贼光，透着热情友善。东西往床上一堆就问：“谁踢球去啊？”

后面叼着烟进来的叫范文强，睡罗西下铺，放下东西就从包里掏出一台游戏机，往电视上接，死活不出图像，以为游戏机坏了，要拆开修，被老谢阻拦住。

“可能是我们那届的学生看三级片儿把后面的接口插坏了。”老谢回忆着说道，“一台录像机几个宿舍搬来搬去，插坏了好几台电视。”

范文强不甘心，拿出改锥在电视后面瞎捅咕，并不时施以暴力，一会儿工夫竟然连打带踹鼓捣好了，迫不及待地接上游戏机，问谁跟他玩。罗西问有足球的游戏吗，范文强说你们知道的游戏没我这儿没有的，于是两人各执一手柄玩起足球游戏。

一个宿舍三张上下铺，睡六个人，已经来了五个，老谢像一家之长，坐在自己的床上，意味深长地说：“也不知道最后这个什么样。”

正说着，一个南方小个儿男生空着手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从其毕恭毕敬的样子能看出，不是小个儿男生的爸，很可能是他爸的马仔。

小个儿男生环视宿舍，又重点看了看自己那张空着的上铺，不等众人和他打招呼，也不跟众人打招呼，转身便走，轻描淡写地对高大男人说了一句：“走吧，不上了。”

高大男人只有服从没有参与意见的份儿，冲屋里的五个人点了点头，然后把门带上，便消失了。

“傻子！”范文强一直在电视底下玩着游戏机，不知是在抱怨自己技术不佳还是有所指。

“他上与不上，大学都在这儿戳着。”老谢从五花八门的瓶子里取出一把药，仰头吞下，接着说，“药吃与不吃，病都不见好转，但我还是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