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五年，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近来杨树林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总感觉特乏，没劲儿，困倦。开始他没往心里去，以为是岁数大了值夜班不习惯，后来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小便逐渐频繁，且尿液像矿泉水一样无色无味，但沫多，像猛倒在杯子里的啤酒。

杨帆让杨树林去查查，杨树林不去，说人老了，尿也老了，当然和你的不一样了，加上血压也高点儿，没事儿。有一天，杨树林突然感觉背部酸痛，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看，以为自己也得了肾结石，还想着没事儿，像杨帆似的，疼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检查结果让他傻了：肾功能衰竭晚期，即尿毒症。

杨树林拿着化验单问大夫：这是我的吗，您没弄错吧。

大夫说，我们这可是三级甲等医院。

杨树林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感觉天旋地转，自言自语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大夫说，你也别着急，病还是有治的，所有得这病的人的第一反应都和你一样，你现在需要平静下来，接受治疗。

杨树林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根烟，看着过往的人群，心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这病偏偏摊上我。

抽完一根，杨树林又续上根，看着眼前或快乐、或忧伤、或忙碌、或清闲的各色路人，觉得无论他们怎么样，至少健康，这就够了。

此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已经迈过中年的男人，没人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莫大绝望。

天慢慢黑了，杨树林抽完了手里的烟，肚子饿了——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到点儿就饿——脑子里渐渐有了意识，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装好病例，向家里走去。

快到胡同口的时候，一想到该怎么和杨帆说，杨树林腿又软了，坐下歇息。

实话实说，怕影响杨帆，他刚在工作上有点儿起色。掖着藏着，毕竟不是感冒发烧，耽误了后果更严重。自己也没干什么坏事儿，一辈子安分守己，老老实实，怎么这么倒霉啊。杨树林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把路灯打碎了。一个骑车路过的人看了杨树林一眼，骑远了说：什么素质。

杨树林在胡同口徘徊了一会儿，转身向沈老师家走去。在那里，他能获得安慰。这些年来，杨树林隔三差五就会去沈老师那里坐坐，他们的关系，堪比红军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从医院出来后，杨树林的精神世界已经坍塌，需要一个人帮他支撑起来，这个人，只能是沈老师。杨树林也想到过杨帆，但他还难以胜任，虽然身体强健，却不足以肩负杨树林这张病例的重量。

杨树林像回家一样，来到沈老师家。沈老师正要吃饭，见杨树林来了，便拿来一副碗筷，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没吃呢吧。杨树林接过碗筷，放下说，我不饿。

刚才杨树林确实饿了，是肚子想吃饭，而不是精神上想吃饭，现在肚子被精神感染，也不知道饿了，六欲全无。

杨树林说，你先吃，吃完我跟你说个事儿。

沈老师见状，撂下碗：我不吃了，你说吧。

杨树林说，还是等你吃完我再说吧。

沈老师说，出什么事儿了。

杨树林说，你先吃饭。

沈老师说，你说完我再吃。

杨树林说，怕你听了吃不下。

沈老师说，你不说我更吃不下。

杨树林掏出已经被他攥湿的病例单，放在桌上。沈老师拿过来，目光落在上面的瞬间，脸色骤白。

杨树林说，我之前就有症状了，没在意，现在确诊了。

沈老师没说话，拿起碗继续吃，吃着吃着，一颗硕大的眼泪掉进碗里。随即撂下碗，捂住鼻子，哽咽起来。

杨树林喃喃自语：我怎么这么倒霉。

沈老师哽咽了一会儿，抹了一把鼻子，给杨树林盛了一碗饭，摆到他面前说，有病更得注意身体，吃饭。说完自己也端起碗，扒拉起来。

杨树林的手机响了，是杨帆打来的。杨帆下了班，见家里没人，杨树林既没留条，也没发短信，晚上他还得值夜班，杨帆不知道他干嘛去了，便打了电话。

杨树林挂掉手机，对沈老师说，出了医院我就上你这来了，还没把这事儿告诉他。

沈老师说，你打算怎么办。

杨树林说，不知道，我就是来问你怎么办的。

沈老师说，实话实说，有病别瞒着，看。

杨树林说，我怕这孩子受不了。

沈老师说，这种事儿出了，就得面对，等你严重了，他更受不了，现在就回家告诉他，我跟你回去。

杨帆见杨树林和沈老师明目张胆地一同出现，便感觉有问题，当得知杨树林的病情后，杨帆目瞪口呆，心里说了一句：……不会吧。多年来，杨帆从不在杨树林面前说脏字，小时候他说一个小朋友傻逼，为此挨过杨树林的揍，杨树林说说傻帽可以，但那个字不要说。从此杨帆便成了习惯，见了杨树林，脏字系统就自动关闭了。

杨帆不相信这种影视剧里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认为肯定是医院弄错了。立即上网搜索相关病症，看是否和杨树林吻合，结果均相符，杨帆后悔自己忽略了杨树林平时不正常的现象。半年前，那时候除了老起夜，杨树林还没有出现其它症状，杨帆常被吵醒，让杨树林以后睡前少喝水，但是不管用，即使从傍晚开始，杨树林就不怎么喝水了，夜里还是会起来。当时杨帆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也不好，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让他晚饭连汤都不要喝。杨树林几十年养成的饭后喝汤的习惯因此戛然而止了。

杨帆并不清楚这个病的厉害程度，以为是不治之症，急得哭了，说，我让你早点儿看去你不去。杨树林低着头不说话，杨帆一个劲儿地埋怨。沈老师说，还是说说治病的事儿吧。

杨树林的病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程度，杨帆和沈老师一致认为，必须让杨树林立即住院，全面接受检查和治疗。沈老师替杨树林收拾了东西，然后三人开始商讨一个严峻的问题：医疗费。

杨树林现在上班的地方，只是把杨树林当作临时工聘用，没有任何保险和医疗费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的清楚。而杨树林的原单位，倒闭好几年了，杨树林早就从那下岗了，按规定，医药费只能找再就业中心报销。沈老师决定，等杨树林住了院，她就去再就业中心办理此事。

所有事情定下来后，已经深夜了。沈老师要回去，杨树林不放心，让她留下，杨帆没表态，沈老师还是决定走，杨树林死活不让走，最后杨帆也说留下吧，沈老师才没走，睡了沙发。但是三人谁也没有睡着，早上起来看了对方的眼睛和脸色，知道都也没睡好，但谁也不说。

杨帆请了假，给杨树林办理住院手续。问大夫杨树林为什么会得这病，大夫从医学角度和生活习惯方面做了一番解释，杨帆听不懂，问大夫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夫说，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命。杨帆听了，不再说什么。

杨树林住下院，开始接受透析。杨帆看着一根根管子在杨树林身上进进出出，心如刀绞，躲到病房外等候。大夫治疗完，从病房出来，告诉杨帆，杨树林的病情很不乐观，一对肾脏只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肾细胞尚且正常的话，丝毫不会让人感到不适，当感觉难受的时候，肾的损害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杨帆让大夫说实话，杨树林究竟能怎样。

大夫说，现在透析虽然能维持，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年轻人的话最长也就十年到二十年，而且这期间，病人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透析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喝水，吃水分大的东西，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每天沈老师做好饭给杨树林送来，不敢做面条，多以馒头烙饼为主，馒头还得用微波炉转转，如果吃米饭，也得炒一下，杨树林家的水费省了不少，以至于让查水费的误以为这家没人住了，可是查电字的却坚信他们家有人。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换肾的费用十万多，加上后期的抗排斥治疗，大约二十万左右，沈老师已经向再就业中心申请报销，对方还没有答复。只有凑足钱，交给医院，才能找到肾源，开始手术。杨树林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至今的积蓄只有六万，前期光检查、透析就花了两万多，杨帆上了一年班，攒了三万块钱，沈老师有点积蓄，也不多，三人的钱加在一起，勉强够前期换肾的，但必须把后期费用落实了才能开始手术，否则一旦钱断了，抗排斥药没接上，后果就很严重。

最近一段，杨帆上网不再看八卦，改查看尿毒症的相关信息。虽然大夫说手术基本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杨帆还没有消除对手术的恐惧。听说很多人换了不止一次肾，术后身体对新肾源排斥，不得不取出新肾等有更合适的再换上，有人两年内就换了三次，杨帆不忍看着自己父亲的肚子一次次被拉开，掏出一个肾再装进去另一个，肚子不是取款机，受不了这么进进出出的。

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初白求恩也是这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外说，中加人民友谊万岁，可是白求恩是谁。从此以后，加拿大病人没事儿就故意得点儿小病，来让杨芳照顾，顺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国文化。杨芳开始还纳闷：按说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国家，怎么人口体质比中国还差，动不动就病，一病就住院。两人接触时间长了，杨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图，觉得他人还不错，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便说，住院费也挺贵的，你在中国也报不了销，以后找我不用住院了，在医院门口接我下班就行了。两年后，杨芳变成了加拿大的儿媳妇，跟他回了加拿大，进了一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变成大夫，就职于加拿大某医院。

杨芳告诉杨帆，换肾是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目前全世界都这样，即使术后排斥，也比不换效果好。杨芳的一句话，给杨帆吃了定心丸。他看见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证上印着主任医师。

杨芳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医务知识，还有杨树林的前妻，薛彩云。她们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碰见的。薛彩云来看病，挂的号正好是杨芳的。薛彩云说，果然是你，我觉得杨芳这个名字熟悉就挂了。杨芳不知道叫薛彩云什么好。薛彩云说，就叫我cloudy吧。杨芳知道，这是云彩的意思。薛彩云看病、交费、化验、拿药都是一个人干，杨芳问为什么没人陪着，薛彩云说，我目前单身。杨芳问，他呢。薛彩云说，分了。杨芳抑制住好奇心，没问为什么。薛彩云主动说，不是同一阶层的两个人，还是生活不到一块。看完病，离开医院前，薛彩云说，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给我看病了。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写了电话，说，他们爷俩儿要是有事儿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这回杨树林病了，杨芳回国前告诉了薛彩云，薛彩云说，替我也订张机票，咱俩一起回去。

薛彩云的出现，让杨树林大吃一惊。沈老师看出薛彩云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杨帆也跟着退出来，又被沈老师推回去：你在里面坐会儿吧。杨帆又不情愿地回去。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薛彩云和杨树林没什么话说了，又问了杨帆的情况，杨帆有问必答，不问没话。薛彩云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无奈。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后，在病房里相聚了。气氛憋闷。薛彩云在这里坐着很难受，从包里拿出一摞钱，说，看病用吧，昨天刚换的人民币。

杨树林看了看那些钱，比自己这辈子攒的钱还多，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看来国外还是有发展。

杨树林说，还是你留着吧，我们在这边还有医保和社保，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吧，得个病闹个灾的不好办，你又是一个人。

薛彩云说，虽然那边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但在这方面做得还挺人性的，钱你留着用吧，这些年你照顾杨帆挺辛苦的，我也没尽什么责任，觉得挺对不住的。

杨树林说，你不要内疚，我没觉得自己吃什么亏，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云说，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会好的。说完没拿桌上的钱，推门而出。

杨树林让杨帆把钱给人家，杨帆拿起钱去追薛彩云。

过了一会儿杨帆拿着钱回来了，说，她没要，哭着跑了。

杨树林说，那咱们也不能用，把钱存起来，下次见面的时候给她，让她享受一下中国银行的利息。

杨帆见到越来越多的成功病例，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术后三个月便同正常人一样，杨帆觉得杨树林可以接受手术了，这时候，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肾源，医院的肾源很紧张，杨树林前面还排了好几个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杨树林。此时杨树林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每天都在身体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个礼拜的透析费用就两千多块，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大夫说，别光指着医院，自己也想想办法。

杨芳和薛彩云都回了加拿大去寻找肾源。那边人口少，病人也少，有爱心的人还多，捐肾的人也多，不那么供不应求。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合适的肾还遥遥无期，看着杨树林得不到治愈，杨帆也很痛苦。一天，杨帆在车站等车准备去医院的时候突然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的肾给杨树林用。这么做，不仅为了消除杨树林的痛苦，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做出这个决定后，杨帆豁然开朗。

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帆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小学开学第一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把自己放在大梁上去报到；自己带着杨树林车的陀螺去学校赢得同学们的羡慕；杨树林替自己开家长会，挨老师批评；中考的时候，杨树林趴在桌上给自己写鼓励的信；上大学的时候，杨树林骑自行车给自己送肉牛、和自己比举哑铃，一幅幅画面，过电影似的在杨帆眼前一一闪现。杨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儿这样想。

杨帆没有立即把这个决定告诉杨树林，而是先跟沈老师说了，沈老师听完没有表态，而是说，你还得问问其他人。

沈老师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陈燕和杨树林。问大夫，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问陈燕，沈老师知道杨帆和陈燕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得不考虑陈燕的态度。问杨树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儿子的肾。

大夫说，如果杨帆能捐肾，那再好不过了，活体肾优于尸体肾，亲属肾优于非亲属肾，而且从健康角度考虑，一侧肾摘除后，另一侧肾仍能担负身体所必须的全部生理功能，只要以后减少体力劳动，加强锻炼身体，依然能保证身体健康。

陈燕知道杨帆的决定后，丝毫没有阻拦，她认为杨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年，陈燕对自己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她爸爸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失的，没有合适的血源，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陈燕至今后悔自己那时候还小，给爸爸献不了血。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杨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陈燕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杨树林没有答应，理由是：你还年轻。杨帆说，所以我的身体允许我干这件事情。

杨树林说，我的痛苦自己承担，不用你分担。

杨帆说，你好不了我会更难受，这种痛苦比少一个肾以后要面临的痛苦更痛苦。

杨树林说，可是你这样我会很痛苦。

杨帆说，那就让你痛苦吧。

杨树林说，你为我不用这么奉献。

杨帆说，这根本不是奉献，我这么做其实很自私，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还能有一个父亲。

杨树林说，如果是你的肾，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杨帆说，你不做我也捐，到时候掏出来你不用就浪费了。

杨树林说，浪费了我也不用。

杨帆说，行，到时候咱们就走着瞧。

在这件事情上，父子二人无法心平气和地达成共识。杨帆是必须捐献，杨树林是坚决不用， 两人的态度都毋庸置疑，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沈老师从中调节，给杨树林做工作，说大家都盼望他早点儿好起来，早换一天肾，不仅他少痛苦一天，所有人也都少担一天的心，特别是杨帆。杨树林说，但是我不能用杨帆的肾，否则即使我好了，我也会后悔的。沈老师说，可是杨帆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会后悔的。杨树林说，宁愿让他后悔，我也不能后悔。

杨帆并没有因为杨树林的拒绝而改变决定，他做了检查，肾型基本和杨树林的匹配。杨树林知道杨帆做了检验，出结果前，他希望二十多年前住平房的时候邻居王婶传的那句谣言是真的：杨帆不是杨树林的亲生儿子。这样，肾型就有可能不匹配，杨帆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但是检验结果让谣言不攻自破，也让杨树林的希望落空。虽然检查结果没有断了杨帆给杨树林捐肾的念头，但也让杨树林洋洋得意了一番：让你们再瞎逼说——搬家后王婶和杨树林住在一栋楼里，现在老了，整天在小区里溜达，比以前更八卦了，没事儿的时候还不忘提起二十年前薛彩云的绯闻，传传杨帆和杨树林的可疑关系，她总说，我怎么看他们爷俩儿，怎么觉得不像。现在，检查结果让王婶哑口无言了。杨树林觉得挺残酷的，断了老太太一辈子的乐子，有点儿于心不忍。王婶知道真相后，从原来的唠唠叨叨，变得沉默寡言，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儿，我成熟了。

透析了一段时间，杨树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节省治疗费用，从医院搬回家住，透析的时候再过去。

杨树林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杨帆对自己和杨树林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原来每天早上，杨树林起得早，穿着拖鞋趿拉趿拉地走来走去，吵得杨帆睡不好觉，杨帆异常反感这个声音，但是杨树林住院后，每天这个时候，杨帆都会自然醒来，听不到这个声音，心里空落落的，想睡也睡不着了。原来家里都是两个人，现在杨树林住了院，杨帆感觉世界塌了一半。

杨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门坏了也不会修，杨树林回来后，换了个合叶，几下就弄好了，让杨帆自愧不如。杨帆也不知道及时买电，天刚黑，家里的电字就没了，杨帆陷入一片黑暗中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一晚上的时间，杨树林在的时候，这种情况从没出现过。杨树林刚下岗的时候，杨帆认为他的价值从此便消失了，但是这段时间，杨帆改变了看法，认为父亲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他的存在，会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份挂念。以前杨帆一直认为自己长大了，独立了，但是这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长大，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离不开杨树林。

一天杨帆下班回家，见杨树林仰头倒在沙发上，张着嘴，电视开着，煤气上的水壶响着，没人管，杨帆急忙跑到杨树林跟前，使劲晃悠，以为他怎么着了，喊了好几声爸。这个称谓让杨帆觉得很陌生，上次管杨树林叫爸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从哪一时刻起，杨帆不管杨树林叫爸了，有事儿就直接说，当需要加个称谓作为对话开始的时候，就用诶、嘿等字代替。此时，杨帆不由自主地又改口叫起爸。

杨树林被晃悠醒，先闭上了嘴，然后睁开眼睛，问杨帆：你干嘛。

杨帆见杨树林没事儿，便放心了，去厨房关煤气，但是还很后怕，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必须让杨树林早点儿手术，要不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杨帆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施计让杨树林接受手术。一天沈老师拎着菜和肉来杨树林家，做完了正准备吃，杨帆说想和杨树林喝点儿啤酒，家里没了，得出去买。杨帆慢吞吞地换鞋，准备下楼，这时候手机响了，其实是他上好的闹钟，杨帆去接，对着电话说起来没完。沈老师让杨树林帮她解开围裙，她下去买，围裙系了死扣，半天解不开，杨树林便说，我下去吧。

杨树林拿了啤酒瓶下去换，十分钟后上来了，刚进门，沈老师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了。

杨树林放下啤酒说，哪儿的。

杨帆说，刚才医院的大夫来电话了，说有肾源了。

杨树林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喜，他看了看杨帆和沈老师，说，家里的电话昨天停机了，我还没交费。

杨帆急忙补充说，打的是我的手机。

杨树林说，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

杨帆没有表现出不情愿，怕杨树林察觉到，心想反正他也不怎么会用手机，给他看吧。但是杨树林翻出了通话记录，拨打了最近一次通话的号码，对方接通后上来就说：你丫嘛呀。杨树林知道这是杨帆同学或同事的声音，肯定不是大夫的，挂了电话，说，你们骗不了我。

杨树林把手机还给杨帆说，住院的时候，我没事儿就鼓捣你给我的那手机，咱俩的手机虽然型号不一样，但大同小异，别忘了，我是车工出身，和机床打了二十多年交道，高科技难不倒我。

沈老师说，杨帆也是一片孝心。

杨树林启开啤酒，倒了三杯，说，吃饭吧。

三人就坐，谁也不说话，光夹菜吃。吃了会儿，杨树林举起杯子说，咱们仨喝一个。杨帆和沈老师也端起杯子。杨树林说，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幸运的是有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了一下说，一个好伙伴，我的前半生活得没什么意思，但从今天起，因为你们两个，我的后半生会活得很有意思，杨帆给我捐肾，我接受。说完仰头干了杯里的酒。

公司听说杨帆要给杨树林捐肾，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有利于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内部刊物便去采访杨帆，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杨帆说，不为什么，我爸就我这一个儿子，我不捐谁捐，谁让我是他儿子呢。内刊记者让杨帆再多说几句，他们准备给杨帆做一版专题。杨帆又说，移植完了，我爸就是正常人了，可以该喝喝，该吃吃了，大夫说他不能吃水分大的东西，他那么爱吃面条，我不能让他以后只能吃馒头烙饼。内刊记者让杨帆从更高层次的角度说说，杨帆想了想说，人有一个肾就够了，为什么要长两个，有一个就是奉献用的。内刊记者引导杨帆，问他这么做是否受到公司价值观的影响，杨帆想了想说，那倒没有，是个人应该就会这么做，和他是干什么的没关系。记者又问，现在如果有肾源了，你还会捐吗，杨帆说，应该会吧，我爸可能会对非亲属肾排斥，就像给电脑装个新硬件，不一定兼容。记者又问，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杨帆说，当然是我爸的病能彻底好了，他住院期间饭量锐减，我们家的粮食吃不完都长虫了，大夫说，等换完肾，效果好的话，我爸肯定会比以前能吃，到时候我家的米就不够吃了，我希望这天早点儿到来。

杨树林生病以后，吃不下什么东西，杨帆换着口味给杨树林弄吃的，经常带他出去吃。杨树林不舍得，说看病还得花钱呢，吃饭就省着点儿吧，杨帆说，有病更得吃好了。杨帆带着杨树林去后海的饭馆吃饭，杨帆曾和同事在这吃过，味道还不错，环境也好。饭馆把桌子支在外面，围着什刹海，湖上有风吹过来，舒服惬意。杨帆点了菜，最后又要了一份炒田螺。

杨帆说，小时候你带我来吃饭吃的就是这个。

杨树林说，你还记着呢。

杨帆说，人这一辈子会忘掉很多事儿，也能记住很多事儿。

吃完饭，风凉了，吹得杨树林有点儿冷。杨帆脱下外衣，让杨树林穿上。杨帆比杨树林高，也壮，杨树林穿着他的衣服有点儿大，跟着杨帆，俩人在湖边溜达。

杨帆说，那时候你告诉我，生活就像这湖里的水，谁也不知道它的深浅，当时我还以为你不会游泳，怕淹死，现在才知道什么意思。

杨树林说，以后你也会对你的儿子说这句话的。

杨帆想，以后我不会要孩子的。作为一个从孩子那时候过来的人，杨帆深知孩子有多难管，老子在儿子心中是什么印象。

大夫定了手术的日子，杨树林提前住进医院，杨帆在公司请了假，陪护杨树林。

医药费能否报销的问题还没有落实，为了让杨树林术前有个好心情，沈老师骗杨树林说，人家已经答应了。杨树林听了很感动，说，还是咱们社会主义好啊。

杨帆经常给杨树林描绘美好的前景，说，等你病好了，咱家买辆车，到了周末就出去玩玩。杨树林说，买个排气量小的，省油，然后说了一通都什么车省油。杨帆在一旁听着，没有打断。其实杨树林说的这些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那天杨帆和他一起看的。

原来杨帆说话故意逆着杨树林，即使知道杨树林是对的，也顶着说。现在杨树林明明是错的，杨帆也顺着说，一改从前不屑一顾和评判的口气。

杨帆借来一个DV，拍摄杨树林每天的生活。一次他把拍摄的素材在电视上放，杨树林的脸被放大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清晰地呈现在杨帆面前：斑驳的老年斑、褶皱的皮肤、还附着皮屑、染过了又长出来的白头发，看到这些，杨帆的心酸了起来，想哭。

杨树林输液的时候，想上厕所，杨帆准备了盆，说，小时候你天天给我端屎倒尿，我也给你倒一回吧。杨树林不用，非要去卫生间，杨帆拉他起来，他也不用，要自己起，折腾了几下，终于从床上起来，进了卫生间。杨帆举着吊瓶，要跟进去，杨树林挡住，说，你在外面就行了。

手术的前一天，杨树林突然变得沉默，一言不发。杨帆很不适应，原来杨树林絮絮叨叨他烦，现在杨树林不说话了他又害怕。杨帆坐在病床边说，爸，你说点儿什么吧。杨树林说，我没什么好说的，还是你说吧。杨帆就没话找话，说，等2010年，咱俩去趟南非。杨树林说，去那儿干嘛呀。杨帆说，看世界杯。杨树林说，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一定呢。杨帆说，怎么活不到，明天手术一完，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咱俩回家后还比举哑铃。杨树林叹了口气说，唉，我这病耽误你不少事儿啊。杨帆说，咳，说这个干嘛，谁还能不得病啊，我小时候这毛病那毛病的也不少。

晚上，杨帆睡在杨树林旁边的病床上。杨树林背对着杨帆，月光照在他的身上，杨帆从他随呼吸起伏的身躯，知道他并没有睡着。杨帆看着月光下的这个背影，知道朱自清为什么会写《背影》了。

看了一会儿，看得杨帆很难受，便转过身。没过多久，杨帆感觉到杨树林冲自己这边转了过来，杨帆的呼吸紧张起来，也许杨树林也能从自己起伏的身躯中知道他并没有睡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杨帆听到杨树林的呼噜声。很快，杨帆也睡着了，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早上，两人被沈老师叫醒，洗漱吃饭，准备手术。在杨树林去卫生间的时候，杨帆掏出多年前藏起来的那条红围脖，交给沈老师，并改了称谓，说，沈阿姨，等我爸做完手术，你们就结婚吧。

沈老师看着手里的围脖，眼圈红了。

准备完毕，父子二人上了手术车。在等待推往手术室的时候，杨帆问杨树林：爸，你说咱们会好吗。

杨树林说，会好的，我感觉会好的。

杨帆说，可是感觉这东西不靠谱。

杨树林说，但是我的感觉很准，当初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我感觉是，结果真是。

杨帆说，爸，我相信你。杨帆拉住了杨树林的手。

这一瞬间，杨帆很震撼，没想到杨树林的手竟然这么粗糙、坚硬，像一块树皮。这双手，让杨帆对杨树林有了更多理解。

大夫过来了，看了一眼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手术的时间到了。杨帆将先进入手术室，一个小时后，杨树林进入。

杨帆紧紧握了握杨树林的手，然后松开，冲杨树林微笑了一下，说，爸，我是你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