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只想试一试，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她说着坐了起来。

    “我行医二十多年了，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刚醒过来就下地，还要不要命了？”

    “我想早日返回工作岗位，锻炼就要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走的话，就让护士扶着你走几步。”医生妥协了。

    护士撤掉倒尿管和输液的针头，扶她下了地。她让护士松开手，自己向前走去。看她颤颤巍巍随时要跌倒的样子，我的心被揪到了嗓子眼儿。走到第七步的时候，她倒在了丈夫的怀里。等她重新躺到床上后，她丈夫替她擦着满脸的汗珠，埋怨道：“瞧你，都这样了还这么任性。”

    “我已经能走路了，下一步就是走多远的问题了。”庞局长疲倦地说。

    自从庞局长得了绝症之后，郑处长似乎也得了什么病。他不仅脾气见长，动不动就发一通火，而且喜欢大权独揽，不愿和我商量事。由于我在庞局长面前做出过承诺，所以我并不和他计较，能过去的事就放他一马，谁让他心情不好呢？

    我的退让使他犯了官场大忌，不知天高地厚了。那次在我们召开的“民办技术学校管理办法”座谈会上，他当面让张局长下不来台，搞得张局长又气又恼。

    参加座谈会的人大部分是民办技术学校的校长，管理办法是小白起草我修改的，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我请张局长来坐镇。作为具体办学单位，校长们希望主管部门管得越少越好，不管什么办学条件，都来争颁发技术等级证书的权力。在管理办法上，我们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和颁证权力作了明确规定。

    郑处长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之一，应该从管理部门的角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谁知他跟拿了回扣似的，大谈淡化管理的必要性。张局长见他误导校长们，出面制止了他发言，并对此进行了澄清。不料，张局长的话刚说完，他就说，他对张局长的话持保留意见，他本人坚决赞成校长们的意见。张局长再次制止他的发言，他却说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不能搞成一言堂。张局长的脸色变青了，说了句“乱弹琴”，拿起笔记本退场了。小白想去追，被郑处长喝住了。

    研究会的内部交流刊物本来是庞局长当主编，我当执行主编，小姜作为编辑，每月一期，正常出版。我和小姜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每月拿三百元编辑费，没有人对此提出疑义。郑处长忽然提出他要和我共同当执行主编。我问他是否想拿编辑费，他说他要对处里的一切工作负责，不仅仅是编辑费的问题。我对他的无理要求提出了两条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我不当执行主编。他采用了第二条，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执行主编。小姜见我退了，也不愿当编辑了。郑处长有他的办法，在处里公开招聘编辑，结果无人响应，他只好把编辑工作强行压在小吕头上。

    小吕从北戴河回来后，开始对郑处长总是有意躲闪，但郑处长打着工作需要的名义布置给她编辑工作，她又无法拒绝。加上编辑费的诱惑，郑处长把编辑费提高到八百元，对她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也不管能否承担，就应承下来了。她倒是十分投入，真像那么回事地干了起来。而且她当了编辑以后，和郑处长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加班加点是她的常事。有天早晨，我在做卫生时，在办公室的纸篓里发现了一大团可疑物，这团由手纸构成的可疑物，我宁愿相信是谁感冒丢下的遗弃物，不是男人身体的排泄物，但全处没有一个人感冒。

    由小吕编辑的刊物终于印出来发出去了，她和郑处长如愿以偿地领到了编辑费。对这本刊物我本不想看，只是无意中扫了一眼封面上的标题，一个错别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我抓过刊物，翻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第一篇是根据杜局长的讲话录音整理的，粗粗看下来，三千多字的文章，错别字和语法不通等问题，竟有上百处。最要命的是，局长的名字杜竞才变成了杜竟财。我把刊物放到一边，知道好戏已开场了。

    果然，没过几天，杜局长亲自打来电话，要郑处长去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杜局长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去了半个多小时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炸了：“庞局不在就欺负我，让我写检查，姥姥的，我就他妈的不写，看你姓杜的怎么办？有本事把我撤了，有庞局在，看你们谁敢？”

    我不能听他公开辱骂局领导，劝肯定劝不住，听他骂等于是同流合污。三十六计走为上，我站起身去了另一间办公室。我刚进屋，就见小吕放下电话，向外走。她看了我一眼，像是过去躲避郑处长似的躲避我，低着头匆匆而过。

    “宋处，你看这期刊物了吗？”小姜扭过头来问我。

    “看了，出了点错。”我说。

    “出了点？”小姜叫了起来，“幸亏没有我的名字，要不我非跳楼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