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一言为定了，但是后来戴向军并没有给陈四宝“劳务费”。这当然不是因为戴向军小气，恰恰相反，说明戴向军大气，因为陈四宝这么大的老板，是那种要别人“劳务费”的人吗？如果陈四宝要了戴向军的“劳务费”，或者说戴向军给了陈四宝“劳务费”，那么，不等于是说陈四宝帮戴向军打工的了吗？所以，戴向军不给陈四宝劳务费体现的不是一种小气，而是一种大气，既体现他自己大气，也体现陈四宝的大气。但大气归大气，也不能让朋友吃亏，当初自己说的话，哪怕是半真半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兑现，只不过兑现的方式要做适当的改变。戴向军对陈四宝的兑现方式是：第一，这段时间他们两个在香港的一切开销都基本上是戴向军抢着买单了，陈四宝也没有争，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心安理得。第二，等他们摸清了香港寻呼业的基本情况后，戴向军就迅速收购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寻呼台，而收购费用并没有通过正规渠道换成换港币，也没有按国家外汇管理的路子从南都进入香港，而是委托陈四宝通过他的“金融服务”完成了这些操作。戴向军这样做当然首先是为了减少麻烦节省时间，但也是他故意让陈四宝赚取一笔服务费，算是对陈四宝这段时间帮着戴向军一起跑的经济补偿。彼此心照不宣。

然而，直到完成收购工作，寻呼台旧名称已经更换成了“香港天安”，并悄悄地接通了中继线，开始营销策划了，陈四宝都不知道戴向军这项操作的核心内幕。

按说戴向军这样做对陈四宝是不公平的，但这也不能全怪戴向军，戴向军刚来香港那天本来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陈四宝的，可他还没有说完，陈四宝自己就以老大哥和老香港的身份打断戴向军的话，狠狠教训了戴向军一番，搞得戴向军说不出话，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心里肯定不是很舒服，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只说收购寻呼台的事情，而没有说中继线的事情，并把这项运作的核心内幕说成是“公家买单”，而没有说是其他人无法租用到的过境中继线。因此，如果说戴向军对陈四宝隐瞒内幕确实有些不哥们的话，那么造成这种不哥们的主要原因不在戴向军，而在陈四宝自己，是他自己太自作聪明。至于后来陈四宝为这种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现在先不说，先说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陈四宝陪着戴向军完成寻呼台收购的事情之后，就问戴向军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如果没有，他就要去忙自己的那一摊子了。戴向军当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他对香港情况已基本熟悉，而且收购寻呼台的时候就顺便收购了一套人马，同时，周柏林和南都天安的几个重要骨干也临时抽调到香港来加强这边的工作，所以并不像刚刚来的时候那样一定要陈四宝在他身边帮忙，再说，通过这次亲身经历“金融服务”，戴向军对黄四化所从事的生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当时有很多香港老板把接海外定单的写字楼设在香港，而把完成这些定单的工厂设在珠江三角洲，如此，两边资金往来十分频繁，而通过陈四宝他们这种相当于地下钱庄的所谓“金融服务”，肯定在资金来往效率和汇率损失方面比官方的途径更简便更节省，因此，陈四宝的业务就十分繁忙，这些天陈四宝放下自己的业务，把主要精力花在陪戴向军上，也真算够朋友的了，戴向军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于是就说：行，你赶快忙你那摊子事情吧。我这边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老哥。

这时候戴向军不对陈四宝说感谢一类的话，而说如果碰到什么自己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陈四宝，听上去仿佛戴向军很不会做人，但事实上正体现了戴向军与人相处的高超技巧。对于像陈四宝这样的大老板，说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的，而说自己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请陈四宝出马，则正好符合陈四宝的心理，体现他的重要，没有他，戴向军在香港的很多事情就搞不掂，这不正好把自己摆在小弟的位置上而把陈四宝捧在老哥的位置上吗？而陈四宝所需要的恰好就是这种感觉，而并不是空洞的感谢话。戴向军相信，陈四宝听他这样说，不但不会生气，反而更加高兴。同时，戴向军的话也留下活口，自己毕竟刚刚来香港，很难说今后一定万事如意，碰上搞不掂的事情很正常，有现在这句话在，将来万一真遇上什么坎，再请陈四宝出面也方便一些。

果然，陈四宝听戴向军这样说，立刻就感觉到了自己老大哥的身份和责任，把胸脯一挺，说行，你大哥别的本事没有，在香港红黑两道多少还是有些面子的，要不然，这“金融服务”的生意也不是什么人想做就能做的。

戴向军说那是，那是。

戴向军当晚在潜水湾设宴，正式答谢陈四宝的帮忙，而陈四宝也没有客气，欣然接受，二人的再次合作算是告一段落。宴毕，两个人暂时分开，各忙各的了。直到有一天，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大副刊登了戴向军香港天安的广告，陈四宝才大吃一惊。

广告的版面很大，一看就是才大气粗的主，但内容却非常简单，猛一看上去，就八个大字：“天安寻呼——两地联通”。陈四宝猛一看到报纸上八个大字的时候，有些心疼，觉得戴向军这小子太夸张了，不就收购一家破寻呼台嘛，用得着在这么多报纸上大规模宣传嘛，假大空！公家的钱不是钱！但是，当他继续往下看，看清楚广告下方那几行不起眼的小字的时候，才发觉其中的奥秘。这几行不起眼的小字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南都天安公司收购了香港某某寻呼台，将该台更名为香港天安寻呼，并与南都天安联网，从此，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将实现无阻隔寻呼，并即将实现香港与整个中国大陆的无阻隔寻呼，换句话说，就是香港天安的传呼机到大陆照样可以用，南都天安的传呼机到香港也同样畅通无阻；第二，免费入网，免费赠送一台新传呼机，只需要预交一年服务费，如果客户自带传呼机，则免费入网，并免半年费服务，条件同样是预交一年服务费。广告上面的八个大字和下面的几行小字中间是一幅夸张的漫画，画面上一个香港老板摸样的人悠然自得地在深圳河两边使用同一部传呼机，因而赢得更多的商机。

陈四宝的大脑立刻过了一道电，一闪，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同样是一部BB机，以前只能在香港用，过了罗浮桥就不能用了，不是耽误事情吗？现在天安提供的BB机是两边都能用，而且入网费为零，服务费也不比其他台贵，对于经常往返与香港和内地的人来说，傻瓜才不用。就是不经常去大陆的人，用了也没坏处啊。

陈四宝的脑袋木了一下，像是电子线路突然遭遇短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紊乱，然后才重新清晰。他似乎突然理解戴向军为什么这么急吼吼地跑到香港来收购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寻呼台了，他在佩服戴向军戴向军的同时，隐隐约约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甚至是上当受骗的感觉，感觉戴向军并没有把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他，不够意思。

陈四宝不要求朋友为他两肋插刀，但不能容忍朋友不信任他，更不容忍朋友欺骗他。那么，陈四宝想，戴向军这样做算不算不信任我或欺骗我呢？陈四宝是直性子，他不打算自己对自己玩哑谜，他要当面问清楚，如果戴向军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什么话也不打算说，从此之后就当是没有这个朋友。陈四宝甚至电话都没有打，直接去了香港天安的总部。他要当面质问戴向军，当面看着戴向军的表情，看他到底是不是扯谎，怎样扯谎。

陈四宝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香港天安的总部非常熟悉，当初就是他陪戴向军到这里来考察并且一次又一次到这里来谈收购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所以他直接到总部来非常方便。但是，当他赶到香港天安总部的时候，却差点认不出来了。首先，这里经过装修，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他带着戴向军来考察和谈判的样子了；其次，这里人山人海，要求开户或转入的人真的挤破了门，大厅门口的一个玻璃门已经粉碎，钢化玻璃碎片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室外日光和市内灯光的照耀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虽然这些玻璃碎片由于经过钢化处理，不至于伤人，但制造的效果却更加狼籍，像这里刚刚经过一场枪战一样，场面超出陈四宝的想象；最后，许多小报的记者也来凑热闹，核实他们对广告内容的理解，挖掘广告背后那些没有表达的内涵，比如天安的背景，为什么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了，他们真能够兑现广告上的那些承诺吗？交一年服务费就可以送一台传呼机，而当时一年的服务费差不多恰好是一台传呼机的价钱，天安公司这么做，不是做亏本买卖吗？天安公司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其他寻呼台该怎么做？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寻呼行业会来一个大洗牌？他们这么做，事先与行业协会批准沟通了吗？行业协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吗？等等等等。搞得营业大厅像召开记者招待会，与陈四宝一路上的设想完全对不上号，简直怀疑自己走错了门。

当时戴向军并不在现场，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原寻呼台的经理约翰陈，当时戴向军收购这家寻呼台的时候，还跟陈四宝商量，是不是继续聘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陈四宝主张不继续聘用，说这个家伙连名字都不像中国人了，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戴向军听了笑，说不能凭名字判断一个人的能力。陈四宝说能力肯定也不咋地，否则怎么能把一个企业做到被别人收购的份上？戴向军听了还是笑，说企业被收购并不一定代表经理能力差，首先，被收购的企业不一定是差企业，其次，即便以前的经营比不理想，也不能说明是经理的能力差，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是由诸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最后，戴向军说自己初来乍到，不如先留用吧，不行将来再换。既然戴向军这样说，陈四宝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再一想反正也是公家的钱，试试吧，所以就没有再反对，就继续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现在，当陈四宝赶到香港天安的总部，看到约翰陈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竟然一下子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当时约翰陈很无助。不知道是记者门所问的这些问题他根本就不知道，回答不了，还是没有得到老板的批准他不敢随便乱说，总之，约翰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堪。陈四宝也弄不明白，既然公司花那么多的钱在那么多的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大幅广告，本身就是为了扩大影响对外做宣传，那么，这么多的记者蜂拥而至不正好是公司所希望的吗？不是正好可以口若悬河趁机宣传一番吗？怎么约翰陈可以避而不答呢？

经理约翰陈当时满脸通红，鼻子出汗，不像是接受接着采访，倒像是受到围攻。这个时候，约翰陈是多么希望戴向军能够突然出现呀！如果戴向军出现，那么他就等于找到救星了，因为记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戴向军最清楚，也只有戴向军知道哪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可是，戴向军并没有出现，而约翰陈也不能把记者们撇在一边，自己去请示戴向军去，所以，他当时的表现就是很无助。

无助再往下发展就是绝望，正当经理约翰陈快要绝望的时候，救星来了！但这个救星不是他刚才所盼望的戴向军，而是陈四宝。因为正在这个时候，经理约翰陈看见陈四宝从外面走进来了。在约翰陈看来，戴向军是老板，陈四宝更是老板，因为当初来谈收购的时候，每次都是他们两个一起来的，而且，从他们两个的年龄和双方的态度看，戴向军说得多，陈四宝说的少，可戴向军十分尊重陈四宝，戴向军每次说到重要内容的时候，都要先看一眼陈四宝。约翰陈虽然名字严重西化，但毕竟是中国人，知道大陆这边的领导的职位与年龄一致，一般地，年纪越大职位越高，所以，当时约翰陈就判断陈四宝是更大的老板，或者说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现在，香港天安的老板戴向军虽然没有出面，但老板的老板却出现了，不是更好吗？所以，约翰陈一见到到陈四宝，并且看着陈四宝朝他这边走来，而且由于是熟人，所以还边走边点头，约翰陈马上就如释负重，当场表情绽放，脱口就说：老板来了！老板好！并立刻摆出恭谦的神态自己让到一边，把中心位置留给了陈四宝。

其实也不用经理让到一边，因为在陈四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记者们已经自动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立刻以陈四宝为中心，把他围在中间，那些本来站位稍后的记者，这时候站位朝前了，当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庆幸，仿佛春节期间大陆人排队买火车票，本来这些人是排在后面的，突然宣布这个窗口今天不卖票了，该在另外一个窗口，于是，本来排在后面的人就可能排到前面一样。

这下，该陈四宝无助了。

本来想好了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刚才一看到香港天安总部场面，陈四宝就差点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现在再被记者一围，更是没了主张，只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却又莫名其妙地异常兴奋。

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么多记者把他围在中间，往哪跑？说软话也不行，如果说“对不起，你们弄错了，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老板的朋友”，不仅让自己和经理约翰陈都下不来台，而且记者也肯定不信。怎么办？此时此刻，陈四宝和约翰陈刚才的心情一样，最希望的就是戴向军出现。

“你去，”陈四宝命令道，“把戴向军给我叫下来。”

尽管不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但也不是给戴向军打工的，所以，虽然他与约翰陈刚才的处境相同，但由于身份不一样，应付这种局面的态度就不一样。约翰陈只能硬着头皮顶，而陈四宝则可以用命令的口气让约翰陈把戴向军叫下来，让他狗日的自己应付这种局面。而约翰陈呢，这时候听陈四宝以这样口气说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贯判断，相信陈四宝就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了，并且因为自己直接得到“后台老板”的吩咐而多少有些得意，于是，一路小跑着上楼传达陈四宝的“最高指示”了。

或许约翰陈跑到楼上把戴向军请下来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但再短的时间到了陈四宝这里都要翻了好几倍。记者们不知道陈四宝和戴向军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从刚才经理对陈四宝的称呼以及陈四宝对经理的说话口气，已经坚定地相信他们找对人了，一下子就逮住了天安的大老板，于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经理的离去或另外一个人跟着经理一起下来，他们就逮着陈四宝不放，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提问。陈四宝这辈子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可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他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见眼前那么多的麦克风和闪光灯，陈四宝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排场”，这种“排场”甚至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于是，陈四宝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幻觉，幻想自己突然成明星了。于是，虽然没有开口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脸上却摆出了等待明天见报的表情。不过，记者不能光登照片不登内容，所以，这时候紧逼不放，一定要陈四宝说两句。陈四宝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在这些年在香港生活，对关于明星的八卦新闻并不陌生，现在既然自己成了明星，哪怕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政治明星，而仅仅是商业明星，直面这么多的媒体恳切提问，肯定不能一句话不说，否则，不是显得太没素质了吗？

陈四宝不想做那种没有素质的人，他必须多少说点什么。说什么呢？

“对不起，”陈四宝说，“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和这里的老板在资金上有些合作。”

陈四宝这样回答倒也确实体现了自己的素质，至少没有讲假话，也没有透露不该透露的东西，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记者们的好奇心。

他确实不是这里的老板，但肯定与这里的老板有关系，否则，经理凭什么喊他“老板”？而他自己凭什么以命令的口气对约翰陈说话？可是，是什么关系呢？也只能实事求是，“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不是吗？戴向军这次在香港的成功运做所需要的资金不正是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实现的吗？所以，陈四宝说自己和戴向军“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这句话又能派生出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后台老板”，并且，结合当时的场景，记者们只选择这种解释，因为这些记者们对香港的大老板或后台老板还是基本了解的，知道凡是真正的大老板都非常谦虚和低调，明明是一项重大投资，却偏偏要说成是“资金上有些合作”，好比大陆这边的高级领导，明明是一方土地或一个部门的诸侯，却偏偏谦虚地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仆人一样。所以，当时的客观效果是，陈四宝说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让记者的提问平息，相反，更加热烈，更加踊跃，更加尖锐，搞得陈四宝更加“排场”、更加兴奋、更加幻想自己是明星了。恰好，就在他又要说出什么可能引起不测后果的话的时候，戴向军来了。戴向军一来，马上就吩咐经理约翰陈把陈四宝请到楼上休息，他自己来应付眼下的局面。

经理约翰陈虽然认定陈四宝是香港天安的后台老板，但县官不如现管，戴向军才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不得不执行顶头上司的指示，扶陈四宝上楼。而记者们对戴向军这样的做法也表示认同，因为毕竟，后台老板主要是在“台后”，这台前的事情当然由小老板出面应付，所以，记者们也很识相，见戴向军主动顶到了前面，也就没有继续纠缠陈四宝，甚至自动让开一条道，让约翰陈拥着陈四宝离去，转而把戴向军围在中间。

陈四宝虽然没有喝酒，但大脑基本上已经不做主，像木偶，稀里糊涂地就被经理约翰陈拥到了楼上，并且，在离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临时明星的风度，和大家挥手告别，在大明星的做派当中下意识地添加了一些大陆大领导人的习惯的动作，说明他还没有忘本，还在不经意间把多年以来在大陆看到的一切牢记在心里，并且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立刻展露出来。

在约翰陈和陈四宝看来，下面大厅的场面简直就是不可收拾，但在戴向军看来，一切都在掌握中。戴向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让顾客和记者蜂拥而至，就是要让顾客把门挤破，让记者在明天的报纸上有实在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戴向军特意在营业总部大门上做了手脚，一挤就碎，一碎就哗啦一地，吓死人的，却不会使任何人受伤。甚至连刚才经理一个艰难地应付记者的场面，也是戴向军事先设计好的。他事先就交代约翰陈不要在记者面前乱说话，但他自己却故意躲在上面不下来，而记者的特点是越神秘的内幕越要打听，所以效果就出来了。要不是陈四宝突然冒出来插一杠子，戴向军这时候可能还躲在上面继续喝咖啡，说不定等到有记者开始骂娘了或者约翰陈要哭鼻子了他才出面收拾残局。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出面了，因为经理约翰陈跑上来报告陈老板来了，而且在下面被记者围住了，戴向军担心陈四宝不了解情况瞎说，所以没敢耽搁，立刻就下来了，并且一下来马上就吩咐经理约翰陈把陈四宝请到楼上。现在，场面暂时静了下来，记者们暂停连珠炮一样的提问，转而等待戴向军讲话。

戴向军的讲话当然是早已经演练好的，所以，对记者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能对答如流。

关于香港天安是不是可以兑现广告上承诺的问题，戴向军的回答非常简单，说各位记者不是亲眼看到了嘛，这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办理开户手续，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刚刚办完手续的人问一问，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免费得到了崭新的传呼机就行了，如果还不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当场办理一个，亲自办一个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了戴向军这样的的答复，不少记者都笑起来，其中有几个甚至真按戴向军的建议做了，当即办理了天安寻呼入网手续，果然免费得到了一个崭新的传呼机。

关于这样做是不是亏本的问题，戴向军回答说任何企业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我们这样做当然也不会亏本。保障有两条，第一，现在香港世面上的传呼机其实都是大陆那边生产的，从大陆出口到香港，从批发到零售，到终端用户手上已经经历了几道，每一道都有自己的商业利润，所以价格就很高，而我们直接从大陆工厂里拿过来，没有中间环节，所以，价格非常低，即使免费赠送，也花费不了一年服务费的钱。第二，我们香港天安和大陆的南都天安是通过过境中继线连通的，所以，寻呼员主要在大陆那边完成接听工作，人工费用低，当然可以让出一部分利润给香港的客户，而不会发生亏本。

这时候，有记者问，你把商业秘密都说出来了，不怕竞争对手学去了吗？

戴向军笑笑，说不会的，因为过境中继线不是任何一个寻呼台能够申请到的。

记者又问：那么你们怎么申请到的？

戴向军再次笑笑，说我们香港天安是南都天安在香港的子公司，而南都天安是华安集团的下属企业，至于华安集团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具有什么背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商业范畴，恕我不便回答，请各位谅解。

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戴向军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忙说对不起，我们中资企业有其特殊性，企业领导人不是“老板”，而是“干部”，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希望谅解，谢谢！再见！

虽然走得突然，但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最后几句话，非常合理，又暗藏神秘，仿佛神秘的大门虽然紧闭着，但是刚才一不小心被记者的穷追猛打撬开了一道口子，让记者们窥视到里面的风景，虽然并没有看清全貌，戴向军突然意识到了，所以又赶快关严了，但记者们已经取得了成就感，感觉自己很有本事，居然把一直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道口子，而且也很幸运，因为毕竟，他们多少从这道口子中窥视到一点，比那些一点都没有看到的记者们强多了。于是，当戴向军说完最后几句话并匆匆离开之后，记者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成就感当中，并没有继续追问戴向军，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后悔，后悔没有再接再厉，把那道口子撬大一点，但后悔没有用，机会不能有第二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赶快回去写稿，把刚刚窥视到的一点东西加上合理的想象，立刻写出来，然后向主编报喜，准备明天上头条。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刊登了关于香港天安的新闻。图片自不必说，既有香港天安总部营业厅玻璃大门被顾客挤破满地晶莹剔透的场景，也有经理约翰陈面对记者提问不敢解答一脸难堪的画面，还有戴向军踌躇满志笑答提问的照片，更有“神秘后台老板”陈四宝与记者挥手告别图象。至于这些图片傍边的文字，更是不得了。添油加醋是记者的本能，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把戴向军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话彻底神秘化，少数记者更是语不惊人不罢休，把香港天安的两地联通与迎接香港回归扯到了一起，使商业行为与政治挂钩。香港人表面上看最不关心政治，其实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是最关心政治，如此，几乎没有香港人不知道天安寻呼了。至于这些图片和文字后来引发的一些附加后果，则是连戴向军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

陈四宝用“大哥大”给罗罗们打电话。陈四宝现在喜欢用“大哥大”打电话，因为感觉“大哥大”比座机排场，所以，哪怕是傍边有座机，陈四宝也喜欢使用“大哥大”。不过，今天陈四宝给手下的罗罗们打电话倒不是为了排场，而是吩咐他们买报纸，每人上街卖10份报纸。罗罗们问买什么报纸？陈四宝说买上面有老子照片的报纸。罗罗们想不通报纸上怎么会有他们老板的照片，却又不敢问，就放下电话，跑到街上找报摊。本以为老板做梦没醒，说梦话，没想到跑到报摊前面一看，傻了，不但有，而且是放在头条最显眼的位置。罗罗们甚至比陈四宝更激动，以前他们只相信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这样的大老板才能上报纸，没想到今天自己的老板也上了报纸，而且是头条，那么，是不是我们老板陈四宝如今也和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他们一样成为大老板了呢？如果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马仔也水涨船高了呢？这下，罗罗们不怀疑老板陈四宝在做梦了，而是怀疑他们自己做梦了。不过，他们显然梦得不是很彻底，还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大脑还会思考，还会考虑到底是每份报纸买10份还是总共买10份。头脑特别灵光的，马上就有了自己的决断，觉得老板上报纸头条是喜事，所以，多多益善，干脆每份买10份，好在当天的报纸并没有因为刊登了陈四宝的照片而临时涨价，每份报纸买10份也不至于导致个人破产，大不了到时候带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熟人邻居共同喜庆就是，而那些脑筋死的，则不敢擅自做主，打电话回来问陈四宝，到底是一共买10份还是每个报纸买10份。陈四宝也是第一次体验当明星的感觉，还不是很适应，沉浸在喜悦之中还没有完全拔出来，所以，根本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听马仔们这样一问，他也傻了，不过，老板毕竟是老板，陈四宝不会被这个小问题难倒，想了想，马上就做出了科学决策：大报每份买10份，小报每份1份。就这样，当罗罗们赶到陈四宝住所时，还是把他的大客厅变成了报纸仓库。

虽然客厅暂时改变了功能，但陈四宝仍然很高兴，这时候面对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马仔们，也能做出只有大人物才能做出的对部下的亲切与和蔼，见有些马仔因为提了太多的报纸而累得满脸通红，居然破天荒地说出“同志们辛苦了”这样的话。不过，说完之后，似不妥，这里是香港，没有人说“同志”，如果硬这样说，闹不准被误解成同性恋。陈四宝不是同性恋，所以赶快纠正，改说“弟兄们辛苦了”。而他的马仔们却不计较这些，不管陈四宝说“同志们辛苦了”还是说“弟兄们辛苦”了，他们都满脸谄笑，表现出一副非常恭敬甚至受宠若惊的样子，仿佛从陈四宝嘴巴里出来的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满嘴的金子。

陈四宝经历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排场。

当然，“排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有时候是心理上的，在某些场合，甚至更主要是心理上的。事实上，“排场”有时候是“风头”的另一种表述。陈四宝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可能比戴向军更有钱，但肯定不如戴向军排场，对于商人来说，除非自己做到了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那个份上，否则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排场”，但红顶商人例外，对于像戴向军这样的红顶商人，由于有官方背景，即便不是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那样的大老板，也照样可以排场。比如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报纸，不正是这种排场的最好左证吗？虽然罗罗们在欢呼他们老板的荣耀，但陈四宝自己心里清楚，这完全出于一场误解，荣耀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好朋友戴向军。

不需要旁人提醒，陈四宝已经实现了自我觉悟。昨天，当他被约翰陈拥到楼上并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当即就意识到自己几个月前对戴向军的教训是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所以，没有等戴向军从下面上来，陈四宝就悄悄地溜走了。今天，早上一起床看到报纸，觉悟得到进一步提升，提升到羞愧的程度，不但不再想着要当面质问戴向军了，而且还羞于再见到他，但是，毕竟是第一次上报纸，尽管明知是一场误会，却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澎湃，而陈四宝又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实在不忍心独自一人享受光荣，不得不“大哥大”通知罗罗们上街买报纸，与其说是为了收藏，不如说是尽早与马仔们分享欢乐。果然，马仔当中不乏溜须拍马巧言令色者，这时候面对满客厅的载着老板头像的报纸，自然把陈四宝与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等大老板放到同一平台上吹捧，就差没有做出后来者居上这样的超级评价了。

马仔们在众人拾柴火焰高让陈四宝感受颠峰排场的同时，自己也分享到了空前的喜悦，再走出门的时候，不仅说话声音比以往高，而且像下巴下面撑了块木版，头颅低不下来，不得不把脑袋台得老高。不过，他们的老板陈四宝明显更有城府，在经历短暂的沸腾之后，回归平静，开始思考具体问题。

陈四宝清楚，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不能真正成为香港天安的老板，谎言早晚都要被戳穿，到那个时候，旁人怎么看？自己的马仔怎么看？人活着不就是一张脸嘛，为了这张脸，陈四宝也要成为戴向军真正的后台老板。

陈四宝设想了一下，成为天安的真正老板也不是坏事，赚钱不赚钱且不说，但就是这份排场，再多的钱也是买不来的，况且，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己现在的个人资产虽然不能与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这样的大老板相比，但也肯定是一辈子吃不完花不光的，再往下发展，说到底还是为了这张脸。再说，现在想不假戏真演也不行呀，就是没有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出现，皇帝的盛装也早晚被人戳穿，所以，陈四宝现在必须成为天安的老板。

陈四宝甚至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就是不能成为天安的后台老板，起码也应该成为天安的股东，而只要成为股东，哪怕是股份很小的股东，也是老板之一。考虑到为戴向军提供金融服务可以被说成是“在资金上有些合作”，“老板之一”当然能被说成是“后台老板”。陈四宝相信，凭自己和戴向军的关系，成为“老板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陈四宝已经记起半年前他请戴向军来香港排场的时候戴向军曾经亲口说过的话，说如果他戴向军来香港发展，就带着陈四宝一起做，现在戴向军不是来香港发展了吗？不是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了吗？陈四宝相信戴向军不是那种不守信用的人，起码对他陈四宝不会。

想清楚了，陈四宝就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照例，没有使用座机，而是使用大哥大。不过，这个时候陈四宝使用大哥大而不使用座机倒不是为了排场，而仅仅是因为习惯，什么事情一旦习惯了，做起来就自然了，一自然了，就成为一种气质了。陈四宝现在用大哥大给戴向军打电话，就显示出一种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老板的特有气质。

电话打通之后，陈四宝不说话，先是一阵狂笑，笑得不可遏止，笑得排山倒海，给戴向军的感觉是当时陈四宝被人绑了起来，然后在他脚底上抹了盐，再牵来一只羊，让羊舔他的脚掌心。

陈四宝这样笑当然并不是因为当时有羊在舔他的脚心，也不是真因为碰上了什么令人好笑的事情，而是出于羞愧。可是，世界上哪有因为羞愧而狂笑不止的呢？世界上有没有并不重要，关键是陈四宝有。事实上，这顿狂笑是陈四宝精心策划的，不这样狂笑，他实在找不出其他法子来掩饰自己的羞愧。

刚开始戴向军被陈四宝的狂笑弄糊涂了，甚至也跟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了一阵，但他很快就明白陈四宝是笑报纸上照片的事情，因为陈四宝笑着笑着，就说出他下面的罗罗们向他祝贺的事情。

“这下麻烦了，”陈四宝说，“大家都认定我是天安的股东了，如果你不让我入一股，我还真没脸见人了。哎，我可记得你当初说过，说只要你老弟来香港发展，就带着老哥我一起做，现在我被逼上梁山了，你可不能失言。”

戴向军当然明白陈四宝的意思，但现在就让陈四宝参股他不甘心，于是说：“是啊，可我上次探你的口风，你好象没兴趣，我以为你看不上小弟这小本买卖呢。”

“上次你没有说清楚，”陈四宝说，“如果我知道你有两地联网这张王牌，我哪能不上赶子。”

戴向军不是很高兴，想，你倒不吃亏，有王牌就做，没有王牌就不做，说到底是见利益就上，见风险就躲。既然你能这样想，我老弟何尝不能这么做。

“好啊，”戴向军说，“不过，我这毕竟挂着国有的牌子，想拉老哥入股也要等适当的时机。”

这话当然动听，但等于没说，在生意场上，陈四宝算是戴向军的师傅了，当然知道所谓“等适当的时机”跟拒绝没什么两样，但毕竟比直接拒绝好听，不会引起陈四宝的翻脸，既然不翻脸，那么就要继续争取，否则，拖得时间越长，希望越渺茫。

“说的也是，”陈四宝说，“不过你老弟的能量我知道，不管挂什么牌子，还是你说了算，只要你想拉着老哥一起做，就肯定能做到。”

戴向军没想到陈四宝态度这么坚决，而且逼得这么紧，如果再不给个态度，这朋友就做不成了。考虑到两个人的交情，即便不能继续做兄弟，起码也不能成为敌人，况且陈四宝早有言在先，他在两条道上都有路子，自己刚来香港不久，如果真与陈四宝结仇，对自己将十分不利。

“行，”戴向军说，“你老哥要是真有心，我这里肯定没有问题，不过参股是大事情，不是在电话里面能说清楚的，找时间我们碰个面，我把公司的底细亮给你，然后再商量入股的细节，你看怎么样？”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陈四宝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行，我听你老弟的安排，你说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

“就这两天。”戴向军说。

在此后的两天里，陈四宝焦急地等待着戴向军的电话，而戴向军则在疯狂地收钱。由于报纸不断地刊登关于天安的“独家报道”，天安寻呼家喻户晓，第一次营业大厅玻璃门被挤碎是戴向军事先策划的噱头，第二次就是真的了，事先并没有做手脚，玻璃门还是照样破了，并且还差点伤了人。营业部每天的收入可想而知。

一年的服务费对任何一个香港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成千上万个客户加在一起就成天文数字了。

由于开户数量超出预算，事先预备好的寻呼机供不应求，戴向军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先入户，后送机，相当于内地医院病人看病需要先缴费挂号排队然后才能看医生一样。本来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广告上的承诺，理应受到广大用户的抵制，但却意外地得到了用户的谅解，而且，越这样做，似乎就越能体现天安寻呼的紧俏，好比越是专家门诊门口排队越长一样，一时间，拥有天安传呼机成为一种时尚，谁没有天安传呼机就仿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总之，这一措施推出之后，非但没有减弱用户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仅仅只有两天时间，戴向军就收回了本次运作的全部投入。

当然，“两天”是个并不确切的数字概念，可以理解成正好两天时间，也可以是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对戴向军来说，多多益善，他不相信所谓的百年老字号，那是清末民初的概念，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今天有钱今天赚，明天寻呼行业不赚钱了，立刻放弃，再进军新行业，比如进军陈四宝手上那个“大哥大”行业，所以，说起来是“两天”，其实他的生意整整红火了将近两个月，把本来该一年甚至是今后几年赚的钱在两个月之内全部提前收回来了。而对于陈四宝来说，他当然希望所谓的“两天”就是今天加明天，最多是明天加后天，但是，当后天也过去了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等到戴向军的电话。这期间，陈四宝不止一次想主动打电话给戴向军，甚至想好了电话接通之后先不说入股的事情，而说一些其他事情，等其他事情说热乎了，再仿佛突然想起来一样，不经意地提一下入股的事情。有那么几次，陈四宝已经开始用他的大哥大拨号了，但拨到一半，实在拨不下去，想着自己还是大哥，也不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没有饭吃了，一定要入戴向军狗屁天安公司的股，上赶子不成买卖，即便是入股天安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自己也不能不顾脸面硬往里面挤呀。所以，那段时间尽管陈四宝天天想着要找戴向军，却每次都忍住了。然而，正当陈四宝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戴向军约他了。

见面之后，戴向军先诉苦，抱怨这些天忙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连今天是几月几号都分不清楚了。然后说有生意给陈四宝做，说他在香港收的这些服务费，自己一分钱也没有落下，全部用来买传呼机送客户了，由于传呼机厂在深圳，跟香港之间隔着一条虽然不宽但非常难以逾越的小河，所以还是要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走资金。最后戴向军才说到入股的事情，说他不能让大哥吃亏，香港天安是南都天安的子公司，如果他吸纳陈四宝入香港天安的股，就等于是请大哥帮小弟打工了，这是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妥当的，所以，这些天他一直苦恼，想着怎么样既让陈四宝成为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老板，又不能让大哥有给小弟打工之嫌，想到昨天，刚刚想明白，干脆，直接请大哥入南都天安的股，而只要陈四宝入南都天安的股，就是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了。

戴向军说他忙得晕头转向，陈四宝不能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因为他自己现在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情？戴向军这么多天不与他联系，像是故意躲着他，怎么今天突然就说要让他入股了，而且是入南都天安的股？不错，如果他陈四宝入了南都天安的股，确实就是香港天安的“后台老板”了，可既然连参股香港天安都推三推四，怎么这么容易就入南都天安的股了呢？前些天陈四宝说要参股香港天安的时候，戴向军还说公司毕竟是挂着国营牌子的，想入股并不简单，香港天安既然是南都天安的子公司，那么如果说香港天安挂了国有招牌，南都天安不直接就是国营企业了？国营企业的股是他这个持南太平洋岛国身份的陈四宝想入就能入的吗？难道大陆在这方面的政策比香港更加宽松吗？

陈四宝觉得戴向军变了，变得已经不再是在南都证照中心当副主任时候的那个转业干部了。变得不如以前单纯了。变得开始玩心眼了。变得把心眼玩到他大哥头上了。

陈四宝有些伤感。他伤感如果连戴向军都不能信任，他还可以信任谁。尽管他早知道，商场无父子，麻将无尊卑，商场上即便有所谓的真诚，也是为下一笔生意所做的必要铺垫，而如果不考虑下一笔生意，可能就一点真诚都没有了。这个道理陈四宝懂，不是今天才懂的，而是十年之前就懂的，或者说，在他认识戴向军之前就懂了，但是，懂得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接受一个道理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陈四宝明明知道商道无道，但还是渴望自己的生活有真道。当初他之所以拉戴向军一起做生意，除了看中戴向军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所掌握的权力能为他所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看中戴向军的单纯，看中戴向军当时无功不受禄以及对柯正勇并没有过河拆桥的品质上，所以，陈四宝在逃离南都的时候，没有忘记往戴向军的帐户上汇入最后一单生意的利润，在风头过去之后，他没有忘记主动与戴向军联系而延续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戴向军成立自己的公司之后，没有忘记几次三番地请戴向军来香港“排场”。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在浑浊的商海当中寻觅一汪清澈。直到从报纸上看到香港天安铺天盖地的广告，陈四宝意识到戴向军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对他隐瞒了，他很生气，立刻赶过去当面质问他，却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并没有因此怀疑他的同乡小兄弟敢耍他，只当是戴向军一时疏忽或一时糊涂最多是一时耍点小聪明罢了。但是，当他今天听了戴向军这一番表白之后，陈四宝的心凉了。他清楚，戴向军经过这么长时间考虑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疏忽或糊涂来解释的。他伤感，为自己伤感，更为戴向军伤感，他由此断定戴向军由于入道以来太顺利了，所以就有些忘乎所以了，长此以往，肯定要栽跟头，栽大跟头！如果放在以前，陈四宝在这样伤感之后，肯定会善意地提醒戴向军，劝他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头脑发热，不能利令智昏，玩得太大，走得太远，所谓“玩完”“玩完”，玩得太过了也就完蛋了。但是，现在陈四宝不会再劝戴向军了，现在陈四宝的心已经凉了。毕竟五十出头的人了，心热起来不容易，凉下去更不容易，而一旦凉下去，再热起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陈四宝决定不动声色，将计就计，看你戴向军往下还怎么玩。

陈四宝脸上摆出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说好，好，好，还是我老弟考虑得周到，说实话，这么长时间你没有跟我联系，我还怪罪你呢，心里不知道骂了你多少次，骂你小子发达了，就不带老哥玩了，对不起，真对不起，老哥错怪你了，老哥这就向你赔罪，晚上我请客，这次我们不上邮轮，直接去澳门。

这就是陈四宝，明明已经看清楚戴向军，打算不动声色将计就计，却又故意表现出存不住气的样子，故意把前段时间对戴向军的不满表露出来。当然，他不是真存不住气，他相信，自己这样反而更加让戴向军信以为真。果然，戴向军听了陈四宝这一番表白之后，非常大度，说这也不怪大哥生气，换上我也会有些想法，所以，谈不上谁对不起谁，如果要说对不起，那也应该是小弟对不起大哥，是我忙糊涂了，没有及时跟大哥沟通，才引起大哥的误解和猜忌，现在大家说开了，没事了，你这就帮我走资金，深圳方面还等着这笔资金给我发货呢，而大哥入主南都天安的时候，大哥不用操心，全权交给小弟办理。

接着，他们就讨论了细节。当然，所谓的讨论其实就是戴向军说陈四宝听，因为戴向军似乎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到了。比如关于陈四宝个人身份的问题，戴向军说他已经了解清楚了，虽然他在香港持南太平洋岛国的护照，但在中国大陆的身份并没有注销，可以继续使用。戴向军还说，陈四宝只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提供他在大陆中国的身份证复印件，二是在一系列文件上签名。陈四宝自然又是一连说了几个好、好、好，说一切听老弟的，一切听老弟的。陈四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与十年前第一次认识戴向军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除了皱纹比当初深了一点之外，没有任何变化，而戴向军则不同，脸上的表情不同，内心的想法也不同，连脸上的皱纹分布也与当初不一样。当然，关于他内心的想法，只有戴向军自己知道，旁人是看不出来的，包括他同乡老大哥陈四宝从表面也看不出。不过，他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就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