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去沙井，轻车熟路，直扑“爱心一族”，却没有找到英姑。

“上次你碰巧了，”小林说，“英姑平常很少在这里的。”

小林我认识，上次来的时候认识的。她是附近一家港资厂的会计，同时也兼着“爱心一族”的义务会计。上次我来的时候还与她聊过，问她在这里兼职，他们老板会不会有意见。她说不会，是老板派她来的，并且告诉我，他们老板也是“爱心一族”的会员。

“平常她在哪里？”我问。

小林听我这样一问，瞪着大眼看着我，仿佛是我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哪里需要去哪里呀？”小林笑着回答。不知道是热情地笑，还是笑话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

我还不算是很苯的人。小林这样一说加上一笑，我明白了，明白“爱心一族”并不是英姑的“办公室”，而只是“爱心一族”会员的一个集结地点。他们每天在这里集结，然后奔赴需要他们做好事的场所。有时是困难群众家，有时是敬老院，还有时候是工厂、医院、学校甚至边远山区。比如今天，小林告诉我，今天有家工厂拖欠员工工资，员工情绪激动，要到政府门口静坐，英姑得知后，一早就赶过去了。赶过去了解情况，赶过去帮着员工与厂方交涉，还赶过去做员工工作，提醒他们不要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口静坐，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拿到工资是关键。

我对小林说了不少恭维话，又从车上取了一本新书签上名送给她，终于说服她带我去英姑去的那家工厂。

去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工厂”，感觉就像一个仓库，一问，果然是一个分装厂，没有生产设备，只有包装设备。由于经营不善，加上下家拖欠他们的货款长期不还，老板支撑不住了，跑了，工人白干了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急了，打算上政府静坐。英姑正在做说服工作，说“爱心一族”可以暂时帮工人们解决吃饭问题，然后由她出面找有关部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但她要求工人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因为采取过激行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给政府添麻烦等等。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已经基本稳定，部分工人还帮着英姑他们一起做另外一部分工人的工作，说英姑说话算数，她说帮我们解决就肯定会帮我们解决，比我们自己瞎闹管用，说得另一部分工人也点头了。

英姑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并且非常不好意思，仿佛这里的工人闹情绪全是她的责任。

这时候，我也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关切地问英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英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这个厂还有些剩余资产，可以变卖，卖的钱给工人发工资，如果还不够，“爱心一族”可以发动其他工厂赞助一点，还可以帮工人们联系其他工厂上班。

“这些事情也归你们管？”我问。问完就后悔，后悔自己这样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责备她不该多管闲事一样。

果然，英姑听我这样问之后，马上就做了解释。解释说发动赞助和联系工作的事情归她管，剩余资产变卖的事情不归她管，但是她可以向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让他们立刻来管。

这时候，我才想起找她的本意。于是，按照头一天晚上策划好的思路，继续向她提问。

“有一个问题上次来没好意思问，不知今天能不能问。”我说。

“没关系，你问。”英姑说。

我清了一下嗓子，准确地说是鼓了鼓勇气，问：“我觉得您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做好事，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要求进步，并且也进步很快，那么年轻就入党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进步呢？”

英姑不说话了。笑，干笑，有点尴尬地笑。

我狠了狠心，想着既然已经开口了，就一定要问到底，不能让自己精心策划的提问目标落空。

“我二姐和您年纪差不多，”我说，“也和你差不多年纪入党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她现在也退休了，是从副区长的位置上退休的。”

英姑继续笑，继续干笑，继续尴尬地笑，甚至还有点惭愧。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哪壶不开提那壶。

“我没有文化。”英姑笑着说。

“不对，”我说，“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是有文化了。我二姐也是初中毕业，和您一样。”

英姑脸上的笑容慢慢退去，逐渐凝固。

“那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还说它做什么。”英姑说。

“您放心，”我发誓一样地说，“如果对您不利，我就坚决不写出来。”

说完，我非常真诚地注视着英姑，努力让她相信我说话算数。

“我落后。”英姑说。

“落后？”我问。心里想，像英姑这样的人还算“落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先进”呢？

“落后。”英姑说。说得很肯定，仿佛她确实很“落后”。

“怎么落后？”我问。问的口气是不相信，绝对不相信。

“烧香。”英姑说。说得非常轻，像是说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

英姑告诉我，其实不是她烧香，而是她妈妈烧香。但就这也不行，也影响了她的进步。当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烧香一下子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要不是她积德多多，人缘极好，说不定就让红卫兵抓起来了，成了革命的对象，哪里还能继续进步？

英姑的话我信。那个年代我虽然小，但是对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抄家和戴高帽子游街还是有印象的，那时候烧香，哪怕是团支部书记的母亲烧香，把她抓起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想起教授的观点，决定把提问进行到底，于是进一步问英姑：“除了烧香之外，你还做过什么？比如有没有加入过什么宗教组织？或参加过什么宗教集体活动？”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加入了党组织，参加党组织的集体活动，过党组织的生活。”英姑说。说得比较急，像是在极力否认什么，也像是在极力表白什么。

晚上回来，我心情有些沉重，但还是立刻给北京打电话，向教授汇报我白天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汇报完之后，教授半天没有说话，仿佛他比我还沉重。

我安慰教授，说英姑那时候正好赶上“文革”，现在不会了，现在像这样偶然烧一点香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管了，更不会被人抓起来了。

教授听了我的话，心情并没有轻松。先叹口气，然后说：“也不见得。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信仰是相互排斥的，只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了，就不能再有其他信仰。即使对普通老百姓，我们的一些实际做法其实也是不提倡他们有宗教信仰的。”

教授的话我信。要不然，英姑在对我说她烧香时，为什么那么小声？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烧香是“落后”呢？为什么说那是“过去”呢？这说明直到现在，她也认为信佛不是好事情。英姑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向教授请教。

“我说过了，”教授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只要不是邪教，老百姓有信仰肯定比没有信仰好。有信仰的人做事情有底线，有敬畏感，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这样，肯定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和道德水准，对建设和谐社会有好处。而人人都没有信仰的社会是个十分可怕的社会。”

探访英姑的任务我算是完成了。无论对贵州毕节老吴的嘱托，还是对我自己的好奇心，我都算是有交代了。但是，我的心至今没有完全放下，老是在想：教授的话对吗？他的观点仅仅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当今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我不知道，也不好问。不好问教授，也不好意思问老吴。下意识地打开电脑，一条滚动新闻弹出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将于2006年4月13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文字不多，但信息量不小，并且到底是关于佛的，仿佛是带了灵光，一下子就把我的脑壳照亮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