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的哥哥修行刻苦，每年有好几个月闭关，家里就派人送糌粑去。在西藏，修行的喇嘛寺里是不管生活的，都是家里供养。贡布说，在阿坝，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孩子去做喇嘛，哪个去做，由家里人一起商量决定。烤火房里的灰尘很大，很快贡布的电脑上就落了一层。他又找出很多藏语歌放给大家听，又打开一个视频文件，是藏人在印度举行的一次晚会，其中有一首歌，曲子是小刚的《黄昏》，词是藏语。贡布说，在西藏，很多人一听这首歌就流泪。

两个穿着军装的大兵走进烤火房，贡布立刻调低音量，关了文件，打开另一首藏语情歌播起来。边境一带有很多兵，这两个兵是管“边境安全”的，但进来不是为了打探消息，而是找个暖和的地方发短信，找烤火房的女孩子聊天。

傍晚时候，推土机轰隆隆开回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今天推了多少公里，抱怨推土机开回来得太早。然后有消息传来：雪太厚，今天只推到加油站，连县城都没出。

听了这个消息，正在用贡布的电脑学打扑克的加措一边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一边乐呵呵地说：“在这儿过年了要！”

随后几天，每天早上听到推土机轰隆隆经过窗前的街道，成了我们早晨醒来唯一的指望，真的眼瞅要过年了。

这些天里，一些出发更晚、被大雪困在日喀则到聂拉木中途山路上的车辆，也陆续到了镇上。有的是开卡车没水没食物被困一天一夜；有的是开丰田吉普，从被困地点背着包走四五个小时、凌晨到达镇上。渐渐地，雪域宾馆、镇上其他宾馆都住满了人，唯一的一条小马路上，总能见到来来回回去加油站打听情况的卡车司机、全副武装穿鲜艳冲锋衣准备去尼泊尔的内地游客，还有几个从拉萨一路骑行到此的外国人。

人一多，吃饭成了问题，几乎每个本地小餐馆都只有一个厨子，如今一到饭点儿呼啦啦挤满了食客，而且那些慢惯了的厨子像加措说的“光做第一桌的饭，就要一个多小时”。内地来的游客们习惯了点菜，点菜令厨房的上菜极其缓慢。我们依旧在牛肉面馆解决三餐。

大雪封山让这个平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落脚的镇子一下子热闹非凡，甜茶馆里装满了北京口音侃大山的游客；小卖店的积压食品都畅销起来；保暖的棉鞋毛袜手套墨镜成了受欢迎的商品，从聂拉木打往尼泊尔的电话那么贵，但是还经常需要排队。

人越来越多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上厕所。聂拉木只有一座公厕，女厕几乎无法下脚，所有男女都只使用男厕，然后男厕也迅速积满，肮脏程度无法形容。

雪域宾馆烤火房的人也多了。几个青海来的卡车司机夜晚睡在车里、白天过来烤火；一对穿着警服的年轻男女，浓眉大眼很有夫妻相，但贡布说他们不是夫妻，男的有老婆小孩，两个都是樟木人；另外一对父子、一对父女，看起来都是在国营单位工作、生活条件不错、一定程度汉化了的藏人。这些还都是住店客，烤火房还常来一些没事到处转的当地藏人、和服务员姑娘聊天的男人、跑来看电视的小孩、听说这里能烤火来蹭烤火的游客以及把烤火房当成茶馆来点单的游客。

有一次，两个内地游客推门进来，看到人人都在喝茶，于是直接奔到靠火炉的位子坐下，接着对卓嘎说：“服务员，两杯酥油茶。”在内地餐馆习惯了的这种顾客对服务员的态度，弄得卓嘎态度有点冷淡，她说：“这儿不是茶馆，没有酥油茶。”误打误撞进来的内地游客往往一开口，虽毫无恶意，却总不自觉流露出了优越感、戒备心，和藏人之间自然地有了种屏障。烤火房的火炉不总是很热，挨炉子的位子有限，不管哪里的游客进来蹭烤火，炉前的藏人总是让出好位子给对方，管事的旅馆服务员卓嘎也会叫着阿姨、叔叔递上酥油茶，但是接下去就没人知道该说什么了，都只在火前默默地坐着。藏人感到了这个屏障，游客也感到了这个屏障，一有游客在，烤火房的气氛就变得既安静又客气。等到游客坐不住走了，屋里的气氛才松驰下来，大家慢慢又闲扯起来。

我们五个是第一群困在雪域宾馆的旅客，随着人越来越多，无论在烤火房还是其他地方，我们都自命“元老旅客”，遇到新来的、对情况不明的旅客，就把封山以来每天的进展向对方讲解一番；介绍镇上能吃能住、能打电话的地方；提供保暖、防晒方面的建议。我是内地人，比较容易和内地人沟通；桑姆曾经有一年带着学生下雪时徒步从聂拉木走下樟木，所以熟悉下雪时的道路情况；加措在樟木做过多年的生意，对什么路况能通车、什么车能过、要多长时间有多大风险比较清楚；温和的贡布负责一边听一边点头，并补充更多细节及安抚对方不要着急。

每天的热水也越来越不够用，被困在路上好不容易赶到聂拉木的住店客人，总是哗啦啦像见到亲人一样倒炉子烧出来的热水来洗脸刷牙，我们先到的五个人不约而同没舍得跟他们一起争用这洗脸刷牙的热水。也许因为如此，服务员姑娘们对我们几个元老就格外亲切些。

晚上，房间总是冻得无法入睡。卓嘎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矿泉水瓶给我和桑姆、曲珍两位阿姨各灌一瓶热水放在脚下，虽然只能装半瓶，但脚一暖和周身舒服，睡觉也不像之前那么痛苦了。早上，尚有一丁点儿余温的半瓶水还可以洗脸刷牙，一举两得。

过小年那一天，终于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推土车只推了五公里，而且难保接下去是否还会变天、再下一场雪，所以，如果要等路推通，至少还要一个星期。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开，所有人都发出一声感叹：看来，这个年真的要在聂拉木过了。

五

农历二十九，藏历新年吃“咕嘟”。晚饭时间，卓嘎在一个大铝盆里放上青稞面、和上水、开始捏面团，这边桑姆在一个一个小纸条上写字：“糌粑、盐、纸、辣椒、火炭、羊毛、羊粪、瓷”，每样东西代表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些字条放进其中一些面团里。“咕嘟”的煮法接近疙瘩汤：面团揪好，往下了牦牛肉块的开水里一丢，边煮边搅，开锅就可以吃了。

卓嘎给烤火房里坐着的每个人都满满盛上一碗，看谁的碗里有纸条。藏人讲究“三”，特别是农历二十九，“咕嘟”要吃三碗。头一碗还蛮香，第二碗就有点儿顶，第三碗下肚脖子里都是青稞糊糊，好在第三碗按习俗要留下一点，倒在一个大碗里表示年年有余，最后糊糊才不至于从鼻孔溢出来。加措三碗吃到两个纸条，一个是“瓷”，表示好吃懒做，一个是“火炭”，表示不爱动。每天在固定位置上一坐一天、全神贯注打电脑扑克的加措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说：“都对。”

桑姆吃出了“羊毛”，这表示心好，另外一对藏人父子中的儿子吃出了“羊粪”，表示黑心。看到我这个唯一的汉人啥也没吃到，给我装第三碗的时候几个服务员特意在锅里挑来挑去，装了好几个大的面块，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吃出了一个纸条，表示“能让别人听自己的话”。

藏人的食物粗糙简单，主要就是牦牛肉、青稞和土豆。聂拉木的土豆格外好吃，服务员用大锅放在炉子上闷出来的土豆又软又沙，带一点点咸味，我们常常吃到不好意思再吃，才缩回手。桑姆说，附近都知道聂拉木的土豆好吃，到了樟木，土豆就不行了。除了土豆，聂拉木的菜几乎都是从樟木运过来的，价格高、不新鲜，特别是下雪路一封，就更不新鲜了。随着受困的人越来越多，菜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这并没有挡住我第二天大年三十请大家吃一顿“汉族年夜饭”的计划——既然下山没希望，不如既来之则安之，这样的春节也算是难得。

三十下午，我和桑姆出发采购，桑姆负责买饮料和糖，我买肉、米和菜。瓜子和可乐是不可少的，特别是瓜子，烤火房整屋子的人经常无所事事、无精打采，但只要谁打开一袋瓜子给大家分，气氛立刻变得生机勃勃、其乐融融。

我们采购了足够十几个人吃的材料，虽然一共没几样，但分量足足。回到烤火房立刻开火，卓嘎主灶，其他两个姑娘帮忙，屋子里很快充满了炖肉的香味。到晚上8点半，大盆大盆的年夜饭上桌了：主菜是咖喱土豆胡萝卜炖肉，这个最受大家欢迎；还有炒豌豆尖，罐头凤尾鱼、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羹。花色有限，但胜在量大。在我的要求和强迫下，卓嘎才做了鸡蛋羹这道菜，表示以前从来没有舍得把七个鸡蛋用到一道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菜里，非常不愿冒这个险。

虽然美中不足，但以吃客的反应来看，这仍旧算作一桌“极为成功”的年夜饭。我们五个、服务员姑娘们和一直待在烤火房里的其他六个住客，一共十四个人，全部吃得无声无息，彼此连端起碗致意一下、说句祝福的话都没有来得及，直到大盆小盆里的东西迅速光底，贡布才第一个放下筷子，诚实地说：“吃得太快，没来得及反应就饱了。”

西藏的娱乐不如内地，三十晚上春晚和中央台的节目是唯一选择。腊月二十八播出的西藏台春节晚会比春晚还春晚——穿着藏袍的主持人们除了有个藏族名字，表情、手势、皮笑肉不笑的脸等一切其他元素都是90年代新闻节目的山寨物，嗓门大又亮、话语假大空。

我和加措、贡布一再让其他人把那近似嚎叫的音量调下来，打开电脑看租来的影碟。桑姆忠心耿耿、满怀期待地看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今年的晚会办得真的不太好看。”我和贡布、加措都笑了：“瞧您说的，就跟去年好看似的！”

忽然，有人在外面放起了烟火。寒冷清澈的高原夜空，并不高级的烟花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非常明亮美丽。不知哪里蹿起的巨大烟花，一朵一朵，绽放在放连珠炮的我们的头上，美艳逼近，比周围的雪山还近，绽放，然后凋谢，又一朵升上来，继续绽放。我久久地仰着头，因为看到了这样连续不断的大颗烟花，过去七天种种的郁闷，瞬间化成烟消失在这高原的夜色上空。

明天是新的一年。前一天，我对贡布说，之所以年尾困在聂拉木，大概是霉运还剩一点没完，为了不让我们把霉运带到新一年，老天爷才安排我们最后几天留在聂拉木，把霉运统统消干净。贡布像往常那样，一边听一边和气地点头，说：“嗯，嗯，就是，就是。”

没想到话真的说中，新年一到，我们果然转运了。

六

大年初一下午，桑姆悄悄对我说：“苦力下去走了，说到樟木走得通了，问我要不要雇他们背包和踩路，把咱们领下樟木。”

聂拉木的苦力，就是内地人说的“扛活的”，靠出卖体力赚钱。因为积雪太深而且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出雪窝子来往前走，聂拉木的苦力们商量出了一个办法：派几个苦力走最前面，负责踩出雪窝子，后面一个苦力带一个客人的背包跟着，最后才是客人。走到樟木大概九个小时，天亮出发，下午就能到。

桑姆说，带上水和干粮，每个人付苦力三百块。

我们几个都没有问题，加措连扑克也关了，下地转圈走。桑姆说再去找苦力的头儿，敲定明天一早就出发。困了这么久，桑姆这句话来得突然，有点像做梦。

桑姆出去预订苦力，我和加措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讨论路上带什么吃喝，加措的大保温杯可以装热酥油茶，再带五张烤饼，我们五个人一人一小杯热茶配烤饼吃。卓嘎说可以早起在灶上把烤饼给我们烤得热热的，拿报纸和棉衣厚厚包起来。“饼嘛，就揣怀里好了，”加措说，“冷了不好吃。”

雪域宾馆住的其他人听说我们准备头一批下去，都说要下一批走，说既然初一都过完了，那就不急了。“头一批贵，路不好走，苦力肯定要多收一百嘛。”他们比我们到聂拉木晚，打算等后面过两天便宜点了再走，不管怎么说，下山的话题让烤火房的气氛和前两天完全不一样了，大伙的精神头儿都找了回来，说话声音大了，手势比比划划，笑声也哈哈响，烤火房从避难所又变回了烤火房。

正热闹，啪的棉门帘子一掀，进来一高大个儿，穿着宝蓝镶红纹的亮料冲锋衣，是个汉人，表情严肃还有点儿傲慢。撂下门帘子还没站定就说：“你们这儿，谁是负责的？”

我加措贡布互相看了看，加措答：“这就是烤火房，没啥负责的嘛。烤火房的姑娘是负责的。”

亮蓝料冲锋衣两腿一叉，站在火炉旁的砖地当间儿：“我说找苦力下山，谁是负责的。我们是××地理协会的，找负责的人谈。”语气居高临下。

这时桑姆也回来了。加措贡布正好懒得搭理大高个儿，立刻介绍桑姆，然后搓着手坐在炉边上听他们对话。

“你们多少苦力？我们要的人多。”亮蓝料和桑姆在炉子边坐下，仍是上级领导的口气。

“全镇大概二十多个，不超过三十个。平时大部分在外面做苦力，过年了凑得比较齐也不到三十个。”桑姆像对上级汇报，既礼貌又大声向亮蓝料介绍。

“那跟他们说，苦力我们包了，价格得下来。”亮蓝料板着脸喝一口酥油茶，眼也不抬一下看腰杆笔直的桑姆。

“全包了不行。镇上已经有人预订了，我们也有五个人预订了，大概还剩十个苦力，他们还要留几个在前面踩路，踩路的苦力就不能背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