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之道(3)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看到,这十年间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这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到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一副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就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接下去,"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真要有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百姓们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什么,老百姓这时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依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交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直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叫做"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叫做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来说,只有守住诚信,才有未来。我想,对于诚信,每一个时代可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解读。

  让我们保有内心的诚意,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接受现实,朴素面对,并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守住信誉,通往未来的道路一定会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观念,大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积极价值吧。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从《论语》出发,结合今天的现实,以《论语》中的诚信来引导今天的生活,走好我们人生的路。

  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当我们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体系,当我们的整个道德水准提升之后,不仅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会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会孤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建立和守住信誉,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诚信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