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纪云，敞为太守，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原注】注，殿，后也，谓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谓课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宫。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陈天祥传，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为长，弛兵器，以从民便，境内遂平。其后代者务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其守将以应之。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原注】旧唐书郑惟忠传引吴都赋。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暦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汽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著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同知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圳田之法，一尺之圳，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迳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圳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日万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业则饥，十日失谷则殍。此宜其家自为生，人自为力矣。乃终岁垦田，而仍饥以殍者，一则以岁之不时，一则以沟洫之不治也。岁之不时，人所莫能为也。沟洫之不治，农民莫能为，官可齐其力而为之也。其不为者，盖时无大水旱，则坐视为不必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逞，又万万无可为者。加以民食之盈绌必数年而后见，国家之利病必数年而后见，事无近功，官无严课，故吾民之死生饥饱一听命于不可知之岁，而曾无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谓救荒无善策，为沟洫于未荒之时，此豫救之策也。即为沟洫寸救荒之时，使饥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两救之策也。然而土异形，人异习，按方尺之图，动十万之众。如汉武帝之轻用力士，坐广厦之内，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则固不可为也。即春议经界，秋议遣使，如宋天禧之提点刑狱并领劝农之职，而仍无纤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为沟洫，必访求于乡耆里长而总其事于郡守，责其成于县令，分其任于县丞主簿，则亲而不扰，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长，体访以人情地势，有灼见其可兴沟洫者，准里计日，具图以作其功。有废地可以沟通者，则募其旁近失田之夫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亩十而当一。有沟洫，其业田为永利者，则以任本业之人民实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薄亲董之，令一作一视，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来岁续而毕焉。民田一顷，听沟地半亩，令不当沟涂之道者转偿其邻田。田不及顷，则任力而不听。田二十亩以下者，贳其力。蓄泄之利，两邑共之，则郡守责其两令。令或代去，则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县令置农田课，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扰者黜。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种地者不能半之，则以无为水田者也，凡谷之种，禾稻倍入种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麦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为下产，以其非粱麦之性，而雨泽一过，水无所注故也。诚能勤行相度，分年规地，仿沟洫之意，备蓄泄以为水田，种禾稻以佐晚熟，则高地之水四注而为害者，必转以为利矣。且为沟洫，非古之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兴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户，视其大小功力，随作随成，有小水旱，此丰而彼歉，则邻近必有请其法而自为之者，勿忧其事之难于虑始也。【官氏曰】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令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亦利，其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原注】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原注】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原注】史记。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原注】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召信臣遗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原注】今大明会典具载雨泽奏本式。呜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阙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阎氏曰】按此说大非，复禹旧迹，无水灾，此史记河渠书之文。若沟洫志则续之曰，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馆陶下注云，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是也。虽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后，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尝谓禹之时，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从邺县东北入海，此一变也。汉武元封后，宣帝地节前，河又从勃海郡章武县入海，此又一变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末考及耶？【钱氏曰】田鼢言，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此老成谋国之言。当时恶鼢者谓鼢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实非公论也。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度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沁，误。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原注】实录载天顺七年金景辉言，黄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洛是为妄行。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于禹。【沈氏曰】方舆纪要一段云，若谓何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势，河扼淮势也？则合流之后，海口即大辟。盖河不旁决，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与邱邵诸公之论绝异。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庄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钱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无所谓防也。言防而劳费无已，遂为国家之大患矣。河为北条之川，由洚水大陆，播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运道临清至天津者是也。东汉以后，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间，河渐南决，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与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几二千里，而北条之水既为南条矣。其两岸之堤岁增月益，高于民田庐舍，且与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无决溢之害，不亦难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驯为师。季驯治河之法不过曰清水可蓄不可泄，黄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当蓄固不待言，黄河之宜合则季驯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酾为二渠，疏为九道，顺其性而导之注海，何尝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归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计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谓河不宜分，而增堤以御之，一朝溃溢，堤不能御，又糜国帑以塞之，侥幸成功，而官吏转受重赏，此国之巨蠹也。季驯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谓之习知河务，吾不信也。【周济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载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为治也善以其性，为治者当谨节而慎用之。若高而骤下，后将无可复下，骤下为妄用其力于无用之地，无可复下，势必浸淫涣散，归墟不畅，下壅上溃矣。河至大伾，南岸山势尽，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数败也。厮渠载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坚实无败。而其要尤在节就下之性，不使径尽，蓄全力以归墟，疏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说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载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与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与水之高下。海之处地下于河，不问可知也，而海之水则往往与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浊而驶。清则轻而扬，浊则重而坠。河入海辄伏行，伏行则四面皆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数十里后，无不中起尖淤，两旁分泄者，其势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则铺行海面，而其去势当益远矣。即不能，当使其渐下而不骤。即不能，当使其落前势长，落后路短。势长则水力全，路短则人力省。此载之高地，同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则入海无力，所以必为逆河。而逆河之上与其益深，毋宁益广。度全河之水，计其所容，广必浅，狭必深。深则损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处下分数益减。浅则其高全入海，犹建瓴也。狭则深，深则怒，怒则挟沙多，是殴中国之土入海为尖淤也。广则浅，浅则澄，澄则挟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国之下地也。此疏为九河之指也。善乎，贾让通其词曰，毋与水争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说，而引齐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证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视今日谓遥堤相去远矣。然则金堤尽而九河接，其游波宽衍固可知矣。大陆以上，河水不能不浊，与使入海，孰若留培兖州？于是因势疏之，其数适九。占地既广，淤益澄，流益清。历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将益畅，九河堙为平陆。后人叹禹迹不可复睹，而不知此固禹所祷祀而求计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泺者，将在今淮泗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汀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原注】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沙湾未筑以前，徐有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为泄。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摹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斁也。【原注】崔瑗河堤谒者箴，导非其导，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陈鸿博曰】元明二代，河势益趋于南，遂会淮于安东入海。淮为黄所夺，流不能驶，因潴于洪泽湖，为害益甚。明潘季驯始用束淮刷沙法，导洪泽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黄，分三分由运河以达之江。外修筑高家堰，使束淮有力。内设船疏浚，运河深通。自是数十年无水患，亦所谓因势利导，故奏功独多。盖自宋以来，治河之善，无有过之者。自国初防海寇轶入云梯关，因于关口分列梅花桩，而海口渐淤。自设苇荡营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泽湖水入高宝湖，而淮弱黄缓，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数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则上流之决者日甚，势有必然，无足怪者。迩年河水涨溢，即直注洪泽，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黄淮二渎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黄水挟沙淤垫，洪泽益加浅狭，非东溢高宝，即西注微山，淮扬徐海郡县岁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酾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杀其势，导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犹少。自是以后，汉有屯氏及东郡渠。唐元和中，开古黄河于黎阳，以决旧河水势，而滑州遂无水患。由宋及明中叶，河水东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汊。明于濮汜之间，兰阳、仪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归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诸大水，以助其势，奔腾迅激，自数倍于禹时。乃专恃一海口以为尾闾之泄，而海口又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为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后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发也有自来，则上流当多开引河，以杀其湍。其归也有所潴，则下流当广辟海口，以畅其流。夫河自大伾东走平地二千余里，始达于海。合则势强而冲突，分则力弱而安流，其势然也。为今之计，当先于河南、山东二省河水经行之地，相度形势，因其高下，分导其流。引湍悍者陂为支河，捐卑下者潴为大泽，疏其淤而泄其涨，则上流有所分，而冲决之患自减。至安东海口，虽多淤塞，然今漕标六营，如东海之莺游门，佃湖之灌湖口，庙湾之窈港，小关之野潮洋，盐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诸海口并去河不远，引而分注，为力甚易。又苇荡营及黑风口及射阳湖滨皆昔时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数十里，开之难以施功，听之贻害无已，当尽举此数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滥，则海口既复，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犹其小者。夫河性无常，南流已六百馀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当顺其势而利导之。河南封邱北岸与直隶、山东犬牙相错，当先以水平测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险口，金龙为最，昔时北流旧迹尚有存者。若决金龙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诸水，借以刷沙，达之天津，以复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减矣。【裘文达曰】河非可治也，亦顺其自然，导之而已。今之河更无事治也，亦导之使由其应归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纵下流多开支河，以杀其势，而不使别于淮，终为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无患，惟在顺其自然以导之。而顺其自然，惟在使之别淮，寻其应归之道以东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广其身，深其臀，不与水争地而已。所谓改其流者，非别开河也。盖宿迁西境九龙庙东现有小河，分黄水入中河济运，北直骆马湖，支流为十字河。自九龙庙至中河之刘老涧，固黄河别淮，由石濩湖东归之正道也。今将宿迁县治南河身堵筑数丈，建石闸以为运河，使入九龙庙之河，以达中河，则运道之由黄河者不多于清口。河之身则自九龙庙至中河、刘老涧，辟之使与大河等，以达骆马湖、茆家河、下流六塘河。又将六塘河下流旧石濩湖分为南股北股，二河者开挑为一，以还湖之旧。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义支河与六里河。即于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开数支流以达海。其最北者经芦伊山北，由黄家觜归海。最南者即归头图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复入湖河。如此则河永别于淮矣。或曰，自刘家涧、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经河头集、大口门至沭阳低村，是为历年议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经唐沟、马厂、汤家涧、穆家桥以达大涟河归海，计二百六十余里，不较近于石濩湖乎？然港河久堙，仅有故迹。而唐沟以下地形高于石濩湖，又河身不宽，辟之则两旁居民应迁者无数，路虽近而费过之，固不如石濩湖之为胜也。至所谓广其身，深其臀者，则无论河流改与未改，均不容已也。广其身，当视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宽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宽不及十里，窄或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辟两涯而侈之，即应始于河委之石濩湖。夫石濩湖三万四千五百余顷，固甚广也。自为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两畔间有民舍。夫禹导河必弃地，奈何于湖底为田与舍也。今应将田仍复为湖，而西自沭阳张将军庙东至海州北魏庄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龙沟庙，俱应迁之。北股河北、北皂沟之北随加挑浚。近北股者输其土于北皂沟北以为北堤。近南股者输其上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沟、沈家集等处以为南堤。如是而湖身广，即河身广矣。其下流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所开数支河，即禹贡之九河逆河也，合计之，应共得五六十里，以达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无迫隘之患。其自石濩湖以西，由宿迁、邳州、铜山至河南巩县等处，凡河身窄者皆辟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数，如是而河身不太远于江，三汛不至横溢。所谓广其身，凡以游之云尔。深之法本于大禹浚川之遗制。禹之法不可复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为百龙搜沙之论者，法用龙舟百艘，各于舵后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铁为逆鳞，版面四隅置环，以系铁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积沙。其舟近前两旁安水轮各一，令二人以足转之。舟行不论上下，帆风推轮，使逆鳞触沙，随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无阻滞。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润泽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则一武弁督之。今请于春夏秋三时，督令为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于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发之时，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岁派三工协挑，悉以其土加厚旧堤。如是岁行之以为常，水行地中，不复增堤，河身可无浅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济为用，实万世无疆之休也。难者或曰，弃南北股二河之田，如亏国课何？不知以湖为田，虽无异涨亦遭淹没，安从得国课也？且黄淮有故则灾及千余里，议蠲议赈不下数百万，今永除此有名无实之额，以一年赈费给所徒之民有余，而河患既息，将千余里禾稼无伤，增谷粟数百万斛，即可省数百万之蠲赈，是乃大益国课也。难者又曰，辟河夫役及百龙搜沙之人与舟，费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数繁矣。今但将一二年合用之役，于水涸时并力兴工，其役宜敷于用，且既辟之后不必复辟，所谓一劳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从轻，然计每艘给银三百二十两，百艘不过三万二千，夕造舟、修舟及河员俸食银两，不及十万。行之既效，则每年抢修诸费万省，而沿河冗员可裁。今查江南河库供抢修名曰部拨协济者约银四十七万六千余两，供俸薪兵饷名曰外解河银柴价者约银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余两，二共七十万二千六百余两，皆江南每年常额，河东河库及兴举大工之费俱在外。今搜沙之费不及十万，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巩县界，河道辽远，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数，亦不及二十万，每年计省常额七八十万，功费之相悬如此。为国计民生虑者，其以刍荛之言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趋南北二股河以归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骆马湖下流，沂水发时，沭阳、安东、海州常被其害。今复合大河，恐为害弥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还石濩湖之旧，又兼辟河之身而深浚之，则虽沂、沐共归大河，亦无患矣。必欲与大河别，则由茆家河经河头集北引入港河，稍迁旁居民，加挑宽深，一劳永逸，万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归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择其一，将从何道可以畅流，并无碍于运乎？臼，必不得已而思北归次策，要不可引归天津，以漳、卫、汶三水合，不容复益以河也。由张秋而东阿、禹城以至滨州、阳信、蒲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汉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间，德棣之间河播为八，王景因之以成功。历汉、唐至后周八百馀年无河患。今寻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畅，可庆安澜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浚，厥功匪易。较之由六塘河归海，费帑为多耳。至欲无碍于运，此尤未易言。运河由南而北，河从西南过张秋而东北，张秋南北建石闸，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济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则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皆当引黄水济运，每年不无疏浚浅淤之工。临清南建石闸，不可更令黄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无碍于运。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济运，亦可永无浅涸之虞。盖南旺至张秋仅百三十余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此策欲其有利无害，尤须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张秋南北举受大河之害，运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身辟至十里，东西千余里，费帑不赀，虽捐项恐不足以济，奈何？曰，辟河身非必通身皆辟也。于南北二岸所开挑之处，各输其土于四五里外以为厚堤，即以两堤内为河身，堤内平地较见今河底为低，可以为河，则无俟皆辟，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后每于水落时，近河家赋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协力开挑，输其土于堤外，遍植宫柳杂木，数年堤高厚如山阜，草木杂根纵横蟠结，虽有异涨，不能为患矣。夫战国时，齐与赵魏作堤，皆去河二十五里，两堤内计五十里。今仅十里，何可复狭？此法无论南归北归，皆为至要。不与水争地，变巩县迤东之河为底柱迤西、龙门迤北之河，策莫良于此。难者曰，两堤内河身十里，近河田园庐舍将若之何？曰，欲成大功，虽圣人不能姑息以悦人干誉也，法在处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广，近堤水亦不深，遍植芦苇，亦不至弃民利也。又富民必无近河居者，贫民所居寻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徙于堤外，不为过也。曰，堤工稳固，虽不广河身，亦岂有溃决之患？曰，虽有坚厚石堤能保河之不决，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徙堤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岁赋三工开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涨，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无河害，何爱三工也？至沿河沿堤有居民，亦计地以役之。盖其地属官，不令出租，虽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为患者河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虽然，河不治则淮无由治矣，河既治则淮无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无使河合淮而已矣。盖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无不被合之之害？别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无不享别之之利。窃尝论黄淮合清口，筑大墩，其害不可胜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云梯关，淮身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泽之南筑高堰以防淮之决，其东筑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东。夫黄淮水势无常也，三汛涨溢叵测也。设两水并强，高堰不守，天长、六合等县居民将化为鱼鳖。其害一。凤阳虽土瘠，前古末闻屡灾。自清口为黄流所阻，西起颍寿，东至泗州、盱眙，田园庐舍频遭水淹，蠲赈无虚岁，流亡转徙不可数计。其害二。大墩之筑，藉清刷黄，河涨则疏之归海，淮涨则不肯令之竟去，故虽遇寻常之涨，沿淮禾稼亦多损伤。其害三。阳城之颍，天息之汝，浚仪之睢，扶沟之涡，皆以淮为尾间。淮流既壅，则众水不行，归德、汝宁、陈、许都郡邑常为泽国。前年常开挑大洪等河矣，然下无所泄，虽加浚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祸及邻省。其害四。泗州东逼洪泽，每春月后，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输纳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设柜督催且数十年。其害五。总此五害，迁延岁月，费帑病民，无有底止，得不思变计以为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则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于大墩也，而卒使大墩为害，则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束淮敌河，斯大墩不得不筑，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畅流。欲使淮畅流，莫如使河流从宿迁北而别于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也。夫治病必先于受病之源，御寇必于所经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经，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陈氏以潘季驯束淮刷沙法为善，钱氏痛诋之，以为不习河务。然揆厥理势，似无以易季驯之策，则文达所说为曲中机宜矣。至百龙搜沙之法创于江阴祝氏锦中，亦疏达海口之一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