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矛盾的人

    要想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复杂个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简短扼要的描述，并且透过六十多年来出现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变和通常错误的观点去发现真正的阿尔弗里告德·诺贝尔，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真正了解他的人，现在尚在人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更加困难了。加上他非常谦虚，不愿谈论自己，从来没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确写下了大量谈论各种事务的信件。能够留下这么充分多样的文件和如此丰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现在都保存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里，或者存放在亲友们的手里。

    认真地研究这些材料，就会有一种如入金矿的感觉。通过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与通信，可以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些；而摘录象享里克·舒克教授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传记作家，以及诺贝尔最后的至亲好友、他的助手和执行人拉格纳·索尔曼的著作，又可以弥补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这方面或那方面专家们的意见，那么，人们就至少可以指望对这位发明家和捐赠人得出一个客观和相当正确的印象：他看来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如果有人仅仅通过罗列好与坏、光明与阴暗适当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话，那么，这倒没有什么难处，因为对一个聪明的诺贝尔研究者来说，并不需要费劲就可以找到那些适当的形容词。但是，在准备使用的那些形容词之间却有着许多疙瘩需要解开和重系，很多错误的判断需要抛弃，很多谜需要解；只有将这副项链仔细查看和重新穿连之后，才能说它上面的每一颗宝石都是真正有价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心须允许不同的专家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别它的真实性。

    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讲过，所有的证明表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绝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建树惊人的功绩。从早年的贫困与忧虑，他通过但却喜爱偏远的地方和安静的生活。尽管作为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请注意，这并不是从他的晚期，例如从他在一八七六年会见了伯莎·冯苏特纳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决定建立和平奖金才开始的，而是从他青年时代的早期，就一直是这样，在他一生的言语文字中，始终流露着这种感情。

    一方面由于也许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显著不安静的癖性，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广泛分布的活动，他变成一位从早年起就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工作场所的彻底世界主义者。他虽然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但却持有某种社会主义观点。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逼使下，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现实与预见感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作法，但他在当时却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这种世界观无疑是来源于他早期的童年时代，根据前面引用过的他那首自传诗里的话，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后来，对他同伙的扫兴经历，又加深了这种态度。这个笼罩着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个不能为自己取得幸福与安宁的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体谅人间弱者人类之友，一位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的慷慨贡献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个探索者、理想主义者和创始者。

    将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证据，与那些熟识他或部分了解他的活动的人在他们的言论与文字中不带倾向性地谈到他的材料结合起来，这是可以办到的事。这样，就可以提供一幅有着最大根据的关于他的表现和个性的图画。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也没有继承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年轻时的形象，同他母亲瘦小的脸庞一模一样。他象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从现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岁期间拍下的照片上——那里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还没有发生，他也还没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胡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当英俊的青年，他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名声和活动的鼎盛时期，并在巴黎住了很久，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高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黑中带有灰纹的短胡子，挂在他那苍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现出他的性格，而不单是好看。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又被他那双在浓眉下慈祥闪烁的蓝色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象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相识。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从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开支帐簿上，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非常寂寞的人，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部分是，也许主要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证，但是，从一封给路德维格的妻子埃德拉·诺贝尔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我们之间的对比是多么悬殊啊！在您周围，环绕着爱情、欢乐、喧腾和跳动的生活，关怀别人和被人关怀；爱抚别人和被人爱抚；因此，您是在心满意足中安定地生活着。而我则好象一只被命运撞坏的无用的破船，在没有罗盘和舵轮的情况下到处漂流，没有对过去的甜蜜回忆，没有对未来的虚幻但却美妙的憧憬，没有尽管粗俗但却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没有作为我们未来生活源泉的家庭，没有自然陶冶心灵的朋友，也没有为之愤怒的敌人；与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种在暗淡的光线中揭示那些没有洗净的污点和失败的自我批评。以这种轮廓划成的一幅肖像，对于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而只配把它扔进字纸篓里。”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磨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要求资助这样或那样事务的、以及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达到难以相信程度的厚颜无耻来写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计算之后说：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七百万克朗。因此，我必须声明说，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感到兴趣时，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写过：“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对于决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过于尊敬崇拜死人，他们对我们的大理石献品，既感觉不到，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现在保存的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写来的恳求和感谢的信件，以及诺贝尔提出明智劝告的复信，在档案室里足足有几大卷。明显的是没有人认为他所接到的技术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纸劝导太低贱，因为有时是相当宝贵的。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作这些事的，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骗子诈取过的事例，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大方，但却肯定是造成他经常以厌世观点看待人类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调查又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讨厌给施舍以这种不名誉的形式，喜欢把问题谈清楚，从而经常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拉作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生胎，阿门。”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的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与神的证书。”

    宗教观点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受过洗礼和坚信礼，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诺贝尔真正的博爱，是他宗教态度的重要部分。“只有当一种宗教对人类表示出热爱，对于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谓无神论，则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受到雪莱的很大影响，他同雪莱对生活的态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态度无疑是相当混乱的，那位诗人比这位思想家更加混乱些，但是，持续的思想则是它的高度理想主义。它反对主要宗教的神圣信仰，因为它们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义的统治者，他要为所有的宗教战争和对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谴责。但在这种否定之后，可以看到一个不对另外一个上帝的过错负责的上帝，这就是那位和平的、对人类满怀爱情的上帝。实际上，雪莱和诺贝尔的无神论，与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很相近。”

    诺贝尔对内森·索德布罗姆的教区工作，经常给予金钱支持。索德布罗姆后来成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师。他曾给诺贝尔写了下面几行很有启发性的话：“我们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为我们做的那种事情。坦白地说，我有一位继父，而我只厌恶自己，却一点也不厌恶我的邻居。但是；就我的理论宗教观点来说，我承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常轨上分离出来的。由于这些问题远在我们之上，我拒绝承认它们是通过人们理解的办法解决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就好象将圆形变成方形那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们不能相信什么，却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没有越过这些范围。任何曾经想过这一切的人，都一定会认识到，我们正被一个永恒的哑谜所缠绕着，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们透过上帝的面纱，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因此应该被拘限于个人的直觉。”

    诺贝尔在复信中，远非作为一个宗教的敌人出现，象他那样对生活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感的人，也许为数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围绕这些精神价值的教条和装饰。

    政治观点

    诺贝尔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动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旅行，他读的东西都很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他对世界政治状况显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使我们可以对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个近似的看法。

    他把强权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阴谋诡计，始终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并且总是同他所憎恶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小说中，他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鞭笞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陈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有时走得很远。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舒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无疑是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流行的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用自己的一切气质，来反对沙皇这类专制政治。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强烈怀疑给妇女选举权或让妇女参加政府的政策，他说：“东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认为，他是“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意见是：“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守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他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示极大的尊重。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高级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和争论。由于他对当时的政府和国家当局以及它们的司法和经济机构持有众所周知的批评态度，因此，看来他绝不可能会对社会民主党广义的基本原则例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其理由正象他说的那样：“它们将由于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的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

    有那么一两种对他作出的判断，因为它们简洁有力，而曾被轻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学传记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例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错误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急迫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有点相似，但人们熟悉的流浪汉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却一点也没有，他并不放荡不羁，从不懒散，也从不无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贫穷的年轻时代，麻烦的成年时代，还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时期，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成为任何别人的一个包袱。他总是目的明确地行事，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的确是一个不同的流浪汉。似乎可以给他另外一个称号——“当时最不摆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为很多人引用的广泛传记中，诺贝尔曾被称为“使用炸药的歹徒、作恶分子和军火商”，说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力量的典型”。他可能发现并且从事过致命的东西，大半是在他死后，他的某些发现，逐渐发展成为用于生产军火的整个工业。但是，在诺贝尔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动、文字和目的中，却绝对没有那种自利自利和残酷无情地从死尸身上掠取金钱的冷酷剥削者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证明这种无耻的谰言。不幸的是，正是这些陈词滥调，在那些不动脑筋的读者脑子里，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确但却并不耸人听闻的其它论断，则早就被忘光了。

    社会观点

    在试图解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社会事务的态度时，人们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们发现他的观点是来自固执的癖性，同样也是来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他童年时代在瑞典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状况，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多种多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动，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的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的隐居地方弄清了他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看得出来：而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交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注意给予社会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决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地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呆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

    诺贝尔同他每个大大小小的同伙之间的团结，有着许多范例。他曾写道：如果那些没有干好工作的部门被认为应予关闭，而这一步意味着解雇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这种痛苦的措施。”

    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庆祝一次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

    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

    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文学兴趣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文学。他在没有上过任何大学的情况下，获得了技术和人文学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个藏书很多、他在里面刻苦攻读过的图书室里，有着用各种主要语言写的技术著作和文学书籍。他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

    当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语言时，他不断将好的外国文学作品（通常是伏尔泰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随着兴趣的增长，他自己也变得有点象个作家。舒克教授说：诺贝尔“有着成为一名反映性诗歌作家的各种希望，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这可以从他年轻时受雪莱影响和用英文写诗歌的尝试中看出来。”

    但是，在他后来的生活现实中，有着世界性的商业事务、科学试验，自然地把他从诗歌方面吸引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想再次拿起笔来试试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但已经为时过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说成是在摸索中前进，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说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写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写的《姊妹们》这两部抒发他对社会改革观点的作品，或者在相当后期的一八九五年写的喜剧草稿《杆菌发明专利权》，尽管它们的确包含着对于人物性格的敏锐观察，但却有点天真和造作。他对一般生活越来越多的批评态度，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挖苦和奇妙的内容。因此，对于从来没有发表它们，人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戏剧创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写作，于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剧《复仇的女神》。正好当这部剧作出版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员们认为：“象这么一部可怜的剧作，不能给一位伟人带来荣誉的纪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销毁。舒克教授说：“这件事做得对，因为公众从这部他写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剧作中，肯定将会对诺贝尔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确是位诗人，他有着诗人那种现实的概念，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以诗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但这种能力已经同岁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尽管他肩负巨大的工作负担，他却保持了自己对诗的喜爱。他注意跟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文学潮流，并且从中看到了它在他所梦想的人类向更好的生活发展中，能够成为一种使人振奋精神的源泉。他的遗嘱的条款，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他的信件里，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英国作家的话，并使之变得滑稽风趣；这些信件还流露出他曾仔细读过并且珍惜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哲学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诺贝尔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们所知，诺贝尔在诗歌方面的尝试，是模仿拜伦和雪莱的，他显然对古今著名和无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相当熟悉。对于他所研究过的作家，他曾表示过明确的爱憎，看来他喜欢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而不喜欢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国作家中，包括他亲身相识的维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拉马丁，但他认为左拉是“一个肮脏的作家。”在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伟大的俄国作家中，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他爱好并在给朋友的信件里经常讨论的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约恩森、乔纳斯·李、加博格、基兰、维克托·赖德伯格和赛尔马·拉格尔洛夫。在给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对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写过一段热情的评论。他认为维克托·赖德伯格的作品“表现了贵族的灵魂和佳人的形象”；认为在拉格尔洛夫的《古期塔·柏灵斯的传说》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逻辑，但风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评价过高。”诺贝尔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说过，甚至在老年时期，他仍然平静与灵敏地朗诵出蒂格涅的《弗里特约夫的传说》，和拜伦的《哈罗德公子》中的大段诗文。他在书信里，经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尔泰、席勒和汉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词句。

    在一些传记文学里，常常说诺贝尔把他大部分年青时代的诗寄给情人。然而，在档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讨论很多的诗《一则谜语》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嗜好写诗的宝贵例证。此外，本书作者最近几年还在实验室的记录簿等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他所写的一些笔记和未完成的诗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学说明什么》的提纲，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写的一些诗篇。

    在一八九○年写的题为《拟论述的哲学反映》这份目录中，他用十二个标题涉猎天下万物非常深远的思想。例如：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脑思维和记忆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质

    各种宗教的渗透

    经济和税收研究

    化学新的简化体系

    以新思想为基础的政府组织

    爆炸学科的工作

    细胞与宇宙的哲学

    另外一份目录的题目是《已经写完的文学与诗歌》：

    1．三姊妹

    2．背负死亡

    3．疾病与医疗

    4．她

    5．一则谜语

    6．我是否曾经爱过……

    7．给与的梦想……

    8．森西

    9．精神抚育

    10．训诫

    11．相信与不相信

    12．双上鞍

    13．惊奇

    14．我看到两朵玫瑰蓓蕾

    在这些诗作中，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具有相当多诗的灵敏，虽然在晚年由于他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这种灵感变得迟钝，但它却伴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为人们所知的第六首诗的从瑞典文翻译出来的一段摘录：

    我是否爱过？

    啊，你的质问，

    多我记忆的旋涡

    唤醒了一幅甜蜜的轮廓，

    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将它赐给我；

    那满腔热忱的爱情呵，

    不待成长就已经凋落。

    你不会懂得，

    一个年轻心灵的理想世界，

    是怎样遭到现实的折磨，

    挫折、幻灭与忧思，

    是怎样捉弄那欢乐的生活，

    使一切都丧失灿烂的光泽。

    你那年轻的灵魂，

    在如意宝鉴中

    只看到世界纯洁无浊，

    呵，但愿你永远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在他的一本没有颜色的实验室日记簿封面上用铅笔写道：“既有感觉的哲学，也有思维的哲学……”他毫无保留地沉醉在这一点上。

    诺贝尔在书信中

    “如果有人企图在活动于我们这个运转的地球抛射体上的十四亿两条腿的、无尾巴的杂色猿猴集团中出人头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诺贝尔通过在一封信里写的这段话，提供了一个关于对任何自吹自擂都从内心里一向表示厌恶的范例。他的这种厌恶与日俱增，以致厌恶在大庭广众出头露面，厌恶对他表示敬意，不喜欢被报刊或参考书提名，不喜欢画他的肖像或为他拍照，这一切意味着，他在一生中实际上坚持不为世界公众知晓。只是由于比较彻底地查阅他的书信，才将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许把这种查阅情况全部介绍出来，但是，如果根本不考虑这些信件，那么这盒积木玩具将会缺少一块重要的木板。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或其他祖先那种用铅笔画图的灵巧本领，事实上，他绘的画很难看。但由于他对写作有着天然的爱好，加上他在语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成为他父亲从来未胜任过的出色的笔杆子。很幸运的是，诺贝尔基金会在它的档案室里，几乎全部收藏着他数千封书信和草稿的副本。它们跨越的时间达四十年之久，从他二十五岁开始从事技术和商业活动起，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后来还取得了几百件书信和作品的原稿。它们都是用小字、以刚健和清楚的笔迹写的，而且达到工整美观的程度。它们总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语言，分别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欧洲语言写成的。在这些信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外语，用来表达有着细微差别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现在某些信件里。

    作为一位富有的经营多种事务的职业人员，诺贝尔需要设法来满足或者婉拒无数的来信者、技术计划的建议者和来乞求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名私人秘书，所有信件的书写、誉抄和登记都是自己干的，并且对他收到的所有信件显然都回复过。长期以来，他每天都要发出二、三十封手书；当考虑到他还要处理那么多别的事情时，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他把收到和答复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类包装存放着，显然想在每年年底时将它们捆扎起来。他在上面写道：“男人的来信”、““女人的来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后一类信件是最多的。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诺贝尔所选择的文字和使用的语调，总要根据他所估计的收信人不同类型的精神状态加以改变。也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恋爱信，他显然曾经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这些信件适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这种信件中，他看来有点象个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学校长，或者象个手持教棍的维多利亚式学校中善良的社会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来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错误，就好象是批改作文一样。不过后来他自己也曾说过：“爱情压制了对任何别的事情的热情。”他认为自己长期外出时，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维也纳小朋友的习惯。在给她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好地关心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好是一个人睡。”

    他经常使用简洁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种露骨的、有时也是讽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说得恰到好处。这些信件还表明，他曾涉猎群书，并且有意无意地创造了许多精辟新颖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我们在砂土上进行建筑，当我们到花甲之年时，这种基础也就更加适合。”

    “扯谎是万恶之首。”

    “诚实的人常被撒谎者击败。”

    “正义只能在想象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灵中的爱情，不能象肚皮里的食物那样，可以通过劝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忧虑是腹中的剧毒。”

    “一个没有书本和墨水的闲居者，等于是一具有生命的僵尸。”

    “受害者最好的辩解是：正义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别人的自尊心，就好象一颗经不住阳光的宝石。”

    “除了农业之外，诈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行业。”

    “希望是掩盖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纱。”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却从不显得枯燥乏味和骄傲自大。虽然他是一个掌管无数人员的全权老板，但却向来不对他手下的人发号施令，而只是客气地向他们提出希望和建议。在某些纯技术性的信件中，也能发现一些优美的隐语。例如，他在给一名工程师的信中写道：“你对氯酸钾的害怕是被夸张了。当它出现硫磺气味时。它就会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样敏感；当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时候，它将比一千个魔鬼还要坏。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训服于上帝的抚育和训诫之中。”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无法解决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钱方面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的一些难题和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性，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簿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

    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它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授与他以勋章的理由，作过一种调皮但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估计。他写道：“我的勋章没有爆炸基础。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少最后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经历过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严酷重大事件：赫勒内堡灾难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兰的插曲，石油的萧条，巴布的丑闻，以及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就是其中的几起。在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大量对这些事件感情激动的评论。然而有几种传记文学却胡说什么诺贝尔对这些事故的消息，特别是对他早期发明所引起的严重损害生命财产的那些事故，似乎无动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实性的发言，被人们抓住不放。他在这次发言中曾说过：“不能指望一种爆炸物品能够在不牺牲性命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的普遍使用。从一份简单的统计材料中将会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伤亡事故，比之开发我们的矿业资源所用的这种有着伟大价值的东西，简直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

    由于他的沉默和他无法在广大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些伤亡事故观察家们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诺贝尔似乎缺少感情。不断的辛酸经历，已经把他锻炼成能够不带感情冲动地来接受命运的打击。但他在给他的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信件和电报中，则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忧虑的思想总在环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转动着，这位专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种解决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药方。他认真地宣布说，由于他的发明，从瓶子里咒唤出来的那个已为人们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过向公众诉说衷情而把它再收进瓶子里去。基于这个理由，他只在他认为是唯一恰当的讲坛上讲话，这就是同他的科学家和制造商伙友们进行讨论。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他自然不会象大灾难的猎奇者那样使用恐怖的语调，也不会象新闻工作者那样，以追求轰动社会的标题等方式来说话，而是冷静地有知识地探讨着从速解决问题的措施。事实上，他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出了一些以确保安全为主要目的小项发明，这些发明不仅仅限于炸药行业，还包括诸如避免火车事故的装置、火警装置、海上救险火箭以及几种厂矿工人的安全装置之类的发明。

    一位有着许多事情需要经营和卫护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击的位置，并且医治着自己的创伤。但在遭到被认为是不公正、背信弃义或者攻击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的事情时，人们将会遭到完全不同的一个诺贝尔。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过报刊或当局来发泄他的烦恼，而是用向朋友或技术专家写信的办法，来摆脱这些骚扰。看来就好象他对命运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闻，比对那小的讥讽和针刺更经受得住。这些信件通常有着严酷的嘲笑和毫不宽恕的讽刺。在这种时候，是不能轻视他的。他咒骂自己的炸药“已经沦落为不光彩的杀人犯的工具”；议会被他称为“牛皮大家的厅院”；他把自己那些讨厌的痛苦说成是“魔王的良好祝愿”；把为他看病的那些医生，叫作“肮脏的课税院”；并且认为“与那些作为两条腿的瘟疫细菌的新闻记者相比、连虱子都完全应该得到祝福”。他甚至对上帝也发牢骚，并曾气愤地写道：“这个老人真的完全没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着系统的残暴作用，并且总要伸出他的魔爪。人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诺贝尔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种国籍的律师们打交道。他曾用四种语言无数次地谈过与他们办事的经历，说“他们是一批吸血鬼，在对一些毫无意义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提供某些浅薄解释之后，就要拼命地吞剥财产”。

    在被线状无烟炸药这场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后，他曾写道：在圣经的十戒之外，应该加上“你不要去改进”这条第十一戒，因为“问题是，你也许可能成为一个注定要受劫难和被打入地狱的发明家”。

    他在拒绝将一艘新轮船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号”命名的请求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坚决反对这样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她’，这艘船将被指责为企图不老实的隐瞒她的性别。此外，由于你指出这是一艘样子好看的巨轮，因此，用一条老破船的名字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关于发明专利权的书信既多又细，这里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瑞典发明专利权办公室竟然拒绝给我的新型引线发给专利权，是一件奇怪的事。对迄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出的任何一种实用的解决办法，都是一项发明；而对这条基本真理的误解，使所有的初步调查部门受到蒙蔽，从而作出了最可笑的声明和拒绝。假如它们存在或盛行于瓦特的时代，那么，他将永远不能为他的发明取得一项专利权。他们将会对他说：水是已知的东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结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将会荒唐地把一台凝结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称之为一项发明。人们将会嘲笑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瓦特。”

    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通知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他善意地询问她想要件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机灵的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一开始大吃一惊，接受这个要求感到既为难有趣，在对这个脑子里从来没有装过的问题进行了几天计算之后，他说：“答应过的事情就得照办。”于是他给了她四万法郎的赏钱。光靠这笔钱的利息，她就能够安乐地过上一辈子。E从诺贝尔多年来亲手用瑞典文记帐的私人开支帐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谨慎细心。无论花销大小，他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象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样，他对别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开支却很节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时记载的私人帐簿上的一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开支项目的奇妙混合情况：

    用途金额（法郎）

    为窟神（索菲的假名）买帽子300．00

    为自己买手套3．75

    一匹新马8，000．00

    为R夫人买花40．00

    上衣（赏给一个帮忙的人）0．25

    给路德维格汇款2，300，000．00

    给奥古斯特（诺贝尔的传仆）52．00

    为窟神买酒600．00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百万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象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帐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果然，从帐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

    最后，回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撰写自己传记的完全冷漠这个题目上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向他要一份详细材料，以便收入当时正在编写的家史里去。他从阿尔弗里德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写自传对我来说是件相当难办的事，除非把它写得象警察局的人物卡那么短；依我看，那种写法是很动人的。例如写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个可怜的半生动，应该在他哭着出生的时候，就让慈悲的医生把他闷死。

    “‘最大的优点：保持他的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缺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这些不够呢，还是多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合‘重要事件’这个标题呢？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着几百亿颗恒星存在，而这尚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们知道整个宇宙范围的话，它们将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耻。……除了演员和杀人犯，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或屋子里表演使人吓呆的绝技的杀人犯之外，谁也不会去读那些关于任何人物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