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

    他年轻时代能藉原文欣赏世界文学，这意味着十八岁时诺贝尔在书的领域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乌托邦和平主义思想的雪莱，对诺贝尔的文学尝试曾有影响；他从雪莱身上发现一种混杂着宗教、批评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对于道德的一般态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学性质和职业的因素，诺贝尔当然更现实些，并且追求那些比较可取的目标，但是，特别在和平事务这类问题上，他受到了雪莱的激励。然而，如果认为这位英国诗人就是使诺贝尔倾向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引导人，则恰恰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具有同类精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扰乱别人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并且在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在当时要使他蒙受损失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长远利益。他所经历的为时最长的化学诉论案，即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场官司是由诺贝尔炸药公司在违背他所表达的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造成几年不愉快的忧虑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诺贝尔感到在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和平的工作环境。诺贝尔曾以各种语言在很多场合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在一些辩论和书籍中，曾指出奥地利的和平战士伯莎·冯苏特纳（她出嫁前的母家姓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唤起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和平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他那些关于预防战争的观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在这里，简要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她所起的作用必须估计到，但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她的影响并不是来得很早，不足以成为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强调伯莎·冯苏特纳的巨大影响这一派观点的主要来源，也许是她在一九○九年写的回忆录；这位于一九○五年获得和平奖金的作者，在她的回忆录里，在谈到她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关系时，可能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有几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妇女，很自然地曾对这种观点加以鼓励和赞助。然而，应该指明的是，这两个人终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处，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处了一段时期，另外两次则分别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们彼此相慕，并且开始通信。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和平事业的。当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年轻的伯莎·金斯基来申请当诺贝尔的秘书，她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她对于和平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讲过在那个时候，正是诺贝尔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这个问题。尤其说到：“我真想发明一种具有那么可怕的大规模破坏力的物质或机器，以至于战争将会因此而永远变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几年后，当他们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诺贝尔的家里再次相会的时候，伯莎·冯苏特纳在俄国的高加索度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后，刚刚回来不久，因此带来了对于俄土战争恐怖情况的生动印象。她现在完全被和平运动的思想所吸引住了。这种和平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由于威廉·洛温萨尔等几位著名创始人的推动，正处于发展时期。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为这种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于伯尔尼和苏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诺贝尔相处的时候，就和平事业交换思想与信件的事，才算真正开始。如果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会见是依诺贝尔的典型脾气安排在苏黎世湖他为之骄傲的那艘铝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时候的伯莎·冯苏特纳，已经成为有着几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书，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议论的和平呼吁：《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友协会”，并且成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她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宣传，几乎是一个狂热者；从那时候起，她煽动着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热情，并且在对于这一运动有意义的几年斗争中，一直不断向他通报她的活动以及她的追随者们的情况。她经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报、宣言、呼吁书和小册子，以便使这个有钱的单身汉象她给其写信的很多别的人一样，不能忘记在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因此，正是在这几年里，即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间，而可能不会是更早的时候，她在和平问题上，或者于他在遗嘱中写上了关于和平奖金的条款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曾对诺贝尔的态度起过影响作用的人。

    从诺贝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与伯莎·冯苏特纳于巴黎相会之前的两年多，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强烈难忘起来。”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象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两年，因为诺贝尔关于解决和平问题手段的思想，在那时已经成熟到他觉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几位和平运动的代表来阐述它的程度。在这里只能将这些信件和声明的梗概简单地摘述一下。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高尚与理想主义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摆脱幻想的观点，诺贝尔是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出现在这方面的；此外，这些观点也许正是和平奖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冯苏特纳总是感情激动、罗罗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以尊敬而客气的态度给她写信，但却有着很多反对的意见。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与渴望实现这些目的的紧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对于她和各种和平组织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却深表怀疑。她与这些和平组织关于总裁军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能实现的而加以拒绝。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声明之后，接着要求他为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大会捐献经费，她接到的钱数较少，并且还附来了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真正的纲领。只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确保和平。同样，宴会和冗长的讲话也无济于事。人们必须拿出一个能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计划来。裁军的要求，实际上只能使自己成为荒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关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吁，将同上千种偏见发生冲突，并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以适度的开始为满足，并且按照英国的法制去做，在英国的司法中遇到难以决定的案件时，就制定一些只在两年或一年内有效的临时法。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温和的建议，如果它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象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在法国勒克勒佐市开设施奈德公司）说，诺贝尔于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象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学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诺贝尔从来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在此后的年代中，一直认为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有力的集体干预，是防止战争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从他给伯莎·冯苏特纳最后的两封信里摘录几行光辉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也就足够了。他的思想与后来作为国联与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时，这些思想对于他在遗嘱中关于和平奖金的规定，也起了预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写道：“仲裁法庭将从所有的中立国得到一项关于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进行制裁的保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什么都比战争好。一切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发表一项宣言说：任何侵略者都将遭到整个欧洲的反对。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裁军，我甚至不晓得现在是否值得希望裁军。从最低层来的一种新的恐怖势力，正在使自己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狂暴，人们好象能听到发自远方的空幻的隆隆声。但是，由联合部队的力量来保证的和平，将使一切和平的破坏者们懂得尊重，并将很快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将会看到，各国的常备军将怎样逐年减少，因为各国将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杀人犯、另一半则是他们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写道：“我很愿把我的部分财产留作一项基金，以便用来每隔五年颁发一次奖金（比方说发六次吧，因为如果在三十年内，人们还不能成功地将现今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到野蛮中去），奖励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我讲的不是裁军（因为我们只能慢慢与谨慎地达到这一理想），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仲裁。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至少很快达到这样一步，即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承担义务，来共同干预对付和平的破坏者。这将是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手段，并且是迫使最残暴无理的国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静的一种办法。如果三国同盟能够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个国家，那么，和平将会在今后几个世纪内得到保障。”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异常尖刻、并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观主义者，竟然在他心灵的深处是一位他从来不曾是过的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多少是一个梦想家，相信一般开导的高贵力量，相信科学使人类幸福的能力，并且相信持久和平将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纪的遗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传播教导就是传播繁荣——我指的是一般繁荣，而不是个人致富。而有了繁荣，作为黑暗时代遗物的多数邪恶将会消失。征服科学研究和它不断扩大的领域，唤起了我们这样的希望：那些细菌从灵魂到肉体将会逐渐被消灭，未来人类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反对这些细菌的战争。”

    他也相信妇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写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而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真正伟大进步的使命，将会唤醒一切善良与真诚的妇女们的思想感情，而她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传播到后代身上。将来的年轻一代的头脑，将要受到它的鼓舞。”

    这几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写的。它表明他对和平的热烈兴趣一直怀抱到那么久，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发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遗嘱里所表达的最后形式；这种和平热情，，一直陪伴着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