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