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对观察者的角色和为此而受到的一些限制感到不舒服，他继续时而遵守，时而越出常轨，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上九年级时，他摆脱了大人的保护，不受约束，开始玩棒球和踢足球。两年后，在一九一五年秋季，他恢复了狩猎。虽则他仍是听得多，讲得少，他又学会了饮酒和交换讲狩猎的故事。此外，他学会了在户外遛弯儿。大约这时，他又踢起足球来，放弃了跳舞。其他的人，包括爱斯蒂尔跳舞时，他只是坐着或在场外站着静静观看，一声不吭。他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决反对“蛇唇”、“伯爵”和“尚未装订的书”之类的嘲弄。他放弃上中学，也离开了银行，多半时间是在密西西比大学附近度过。他发现了这里的一些活动和他所喜欢的几个学生。一九一六年秋，他开始与本·华生建立长久的友谊。次年春，学生的年报《密西西比特好》登载了他的一张画，这是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

    但这些事情是他生活的优点。他读诗或写诗，听故事或画画感到疲乏时，喜欢和菲尔·斯通一块儿漫步，注意菲尔·斯通的叙谈，或者喜欢与爱斯蒂尔·奥尔德汉遛弯交谈。尽管他想保持距离，在交往中注意到适当的冷淡，可是他认识到孤立带来的不好兆头。他已把宁静和缄默当作自己生活的原则，发现在听一段插曲，写诗和画画其他事物时，又在谈论另外的事。早先，在加利阿姨炉边安适的地方，在零星的时间里，他和友人穆特尔·拉米伊、杜威·林德尔或萨利·穆里一块儿相互讲故事和听故事。但是后来更多的时候则是与菲尔或爱斯蒂尔相互讲或听故事，他已转向他们。

    斯通与福克纳是同行的竞争者，可他们在社会上又是盟友。他们代表着传统，有着共同的兴趣——对卫理公会教堂的妇女们、喝酒、狩猎以及挣钱感兴趣。但菲尔比威廉大四岁，他在学术上也是有抱负的，在一九一四年夏以前，他很少注意威廉。菲尔在耶鲁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一年前，他在密西西比大学以同样的荣誉，获得了同样学位），他回来后听说威廉正在写诗。菲尔虽然想进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象他在耶鲁大学一样取得另一个学位，他想和父亲及兄弟们一道参加这家庭的律师事务所，然而他爱好文学，特别喜欢诗。知道了关于威廉的未必属实的消息，他就去福克纳家拜访。威廉听见菲尔的来意，几乎一言未发，就把他不断地积累的自己创作的诗递给他，费尔看这些诗时，他仔细地审视着。

    菲尔·斯通似乎立即意识到，至少这些诗的一部分展示着：如他后来所说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具有真正的才华。”“这是非常明显的。”菲尔·斯通独自了解到他所认为显然的事情（威廉的母亲也认为她的儿子有才华，甚至觉得他有“天才”），他就收威廉为学生。几年后，他们的友谊紧张到儿乎破裂的程度。菲尔作为一个感到灰心的老师，认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学生，他不能断定，他是否要威廉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豪，或者只停滞于一个值得羡慕的文学爱好者的程度。事实终于表明，他所预期和促成的声誉似乎是一种混合的福祉。他夸大自己的作用，认定给予诗的作者的荣誉太大，给予诗人的培养者的荣誉却太小。但是在漫长的时期中，他的年轻朋友一直前程似锦，需要辅导与推荐，菲尔始终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从威廉的一项有价值的计划中，看出了威廉的生活中的几点空虚之处，就设法去加以充实。这些空虚之处，是他作为他的朋友和师长在威廉的生活中观察出来的。

    威廉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部分是个人的，不是那么郑而重之的。菲尔和威廉尽管在年龄、经验和风度上都不相同，然而他们的共同之点却超过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菲尔知道其中的有些事意味着在奥克斯福的差别，甚至意味着对于一个更多地象母亲而不象父亲的密西西比少年的差别。象威廉一样，菲尔受到的教育也认为艺术“是真正的事业而不是凭匹夫之勇。”杰姆士·斯通拥有将军的光荣头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男子汉”；他酗酒、大笔大笔钱地赌博和猎熊。终于菲尔追随他那粗鲁的父亲，染上了所有这些习性，也进入了法律界。但是他童年时就有病，甚至到了成年，他在体质上和性情方面都象他那内向的病弱的母亲罗莎夫人。他在一些学校里发现了自己之所需要：地方，他能够在这些地方将自己的特性变得对自己有利。他靠艰苦努力，赢得双亲曾经赢得的荣誉。学校毕业后，他就从来没有那么快乐，也没啥成就。然而即便在他成功的时候，他意识到威廉更加疏远也够伤脑筋的。“除了我没有谁”，他后来写道：“能够和威廉·福克纳讨论他的文学计划和希望，他的技巧训练和抱负。”

    打从一九一四年夏，菲尔从耶鲁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回家直到一九一六年秋，他回耶鲁去修第二个学位，这期间，他鼓励威廉在文学方面的追求及其凌云之志，有时他也听威廉讲述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威廉需要教导和勉励，而菲尔则一个心眼对威廉讲，威廉只是听，因而菲尔听得少，讲得多。早先威廉是接受的，可如今，他却故意地寻找一种场合，让他可以自由地通过书籍和故事来自学。但是他不花一分钱是不能办到的。他母亲的兴趣包括许多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从圣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直到康拉德。但这中间有着一些大的悬殊，没有谁读得象威廉那么精细，也没有谁阅读了要去写作。

    菲尔对大学的课程和相互交谈感到很新鲜，他知道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喜欢讲话，一讲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倒出来。开始指导威廉阅读时，他们间的关系表现为原先的类型。菲尔是个即席讲演的大师，讲得来洋洋洒洒，而威廉假若不是在听的话，就啥也不懂。他静静地坐着或漫步，只注意听所需要的而忽略其余的。菲尔沉浸于自己的讲话，对他年轻朋友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一个误解。后来他认为，自己把啥都教给威廉了，几乎没有东西没教：所有的文学、哲学和历史，从标点符号到伦理哲学的较“明显的真理”都教到了。然而因为威廉似乎早已容易地学过，就象他曾留心地学会了标点符号一样，假若不是象学明显的真理一样的话，菲尔很可能把安静认为是表示注意，他了解的只是事情发展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朋友留给他的除旧的书稿和回忆外就寥寥无几了。他想夸大他怎样发现了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是天才，他花的精力是何等巨大。在菲尔没有成为他的朋友之前，威廉老早就显示出，他能够选择他要读的书籍、他想上那些课程，他想听那些言辞。然而，菲尔对威廉的教诲仍然是很多的。菲尔会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且能够很好地阅读用这两种语言写的文学作品。他对南方的历史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内战的知识是那么详尽而确切。在后来的年代里，菲尔特别感到这些知识对于福克纳的斯诺普斯的故事以及他的诗歌都特别有用。那种感觉至少有这样的根据：他所作的可与其他任何人作的媲美，其中包括小上校约翰·福克纳叔叔。他们二人与这个小镇及州的政治活动都有密切关系，他们让福克纳密切注视“南方农民的兴起”及其在密西西比生活中产生的变化，而在指导福克纳学习诗歌方面，他比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特别是他首先使福克纳转向更加熟悉的十九世纪的诗歌方面，随后又使他转向象征主义者方面，后者形成了文学史上最深奥微妙的一个运动。他从著名的新港砖路书店买了几十本书，他自诩为知道现代主义运动的背景和叶芝、庞德、艾略特及乔伊斯的著作。

    假若威廉从菲尔那里听得很多很多，那么威廉对爱斯蒂尔·奥尔德汉则是讲得象朗朗流水。“她谛听着”，一个兄弟后来写道，“比尔发现自己健谈。从此，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呆在她的房里，和她一块儿，与她谈话，并听她弹琴。”奥尔德汉家族名重乡里，家产殷实，甚至共和党人还没有剥夺他们尊贵的身分之时，一家子就在一九○三年秋搬到了奥克斯福，那时穆里·福克纳家族从里朴莱搬迁此地还不到一年光景。从童年起，威廉就把奥尔德汉家认为是人们听音乐和交谈的好处所。奥尔德汉家人们没有清规戒律禁止谈话或不让看书。爱斯蒂尔离家去马丽·鲍得温学院学习期间，威廉继续去她家拜访。几年后，福克纳将自己出的第一部书第一版的一册赠给了奥尔德汉家。但是他主要是去看爱斯蒂尔，听她弹钢琴，谈自己的抱负和计划、给她朗诵自己的诗，把他的画给她看。只有和她在一块儿，他才既话音如潺潺流水又仔细谛听。

    早先还是重小无猜时，爱斯蒂尔和威廉就成了“甜心甜意”，几年来他们的关系都很亲密。他们一块儿玩耍和谈天，一道去参加交谊会，学跳舞。然而威廉的变化更明显，更加郁郁寡欢，不愿上学，工作增加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了。威廉仍然去看爱斯蒂尔，对她谈话，与她共命运；依然指望她能够听。但是根据一切表现，显然他更象一个献身的朋友而不象一个求婚者，或者，他假若是求婚者，也是许多求婚者之一，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失败父亲的不肖儿子，自己没有被接受。爱斯蒂尔受到男人们的追求，享受着许多人对她献殷勤，她却过着一种几乎是独立的社会生活，福克纳发表的第一幅画（和他早期的许多诗歌）都暗指这种思想。这幅描绘一对非常高的几乎是细长的情人在跳舞，这幅画的素描风格把主题表现得非常好。威廉作为一个“杰出舞伴”，曾经“被一些少女所追逐”，已经放弃了跳舞。他痛苦地感到自己的身高，看看跳舞还称心些，他到过许多舞会，但自己绝少跳舞。爱斯蒂尔同她的求婚者们一道去参加舞会，她是那么勃勃生气、令人魂销、容光焕发，娉娉袅袅而又始终兴致盎然，她和他们跳起舞来。威廉一跳舞就找爱斯蒂尔，爱斯蒂尔看舞时，她的秋波总是顾盼着威廉。但大多数情况是她跳舞，他看舞，有时她一跳就跳到东方发白。

    威廉甘心充当那样的角色，这也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其原因在于他与爱斯蒂尔有一个秘密的谅解，她要欢迎其他的求婚者们，接受他们偶尔送来的礼品，交换荒唐的誓言，但是她将永远是属于他的。关于爱斯蒂尔的这些显然的事实——她的声誉、崇高的社会地位，正统的志愿与欢乐——对于福克纳是至关重要的。在同他谈话的少数几个人中，她是他最谈得来的，然而她不仅卓然不群，她也深深地相信他，她被许多人追逐着，她却早已委身于他。

    这个类型很适合于福克纳对他与爱斯蒂尔之间的关系的最为深刻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伟大的和命途多舛的高度浪漫主义的类型，然而又是如醉如痴的爱情。他早期诗歌中闪烁其词的色情冲动，加上反映着他对斯温伯思的爱好，这间接表明率直的词语是太难了，几乎到了不能表达的程度。在他的诗歌和绘画中，性交显然与跳舞有关——他放弃了跳舞，而爱斯蒂尔却成了舞迷。在《大理石牧神》一书中，主角不能打破大理石的禁锢。他观察着这些活动，例如“非常敏锐的蛇”的自由，可他不能直接去体验。他的脑海里萦回着他所知道“然而又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他渴望自由——丢弃宁静与沉寂，连同它们所意味着的无能都一块儿丢弃，伴着牧神的刺耳笛声跳起“神圣的舞蹈”。虽然他的情愫迟迟未能表达，然而他那抑抑郁郁的焦思和想望却显然表明他终归要作表述的，同样也表明了他需要作的决断。同时爱斯蒂尔的秘密誓言也证实了，威廉有着别人所不知道的才华，其中包括惹动女人情思的魔力。

    光阴荏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逝去，爱斯蒂尔发现难于实践诺言。她轻松愉快地在几种誓言之间犹犹疑疑，最后换成了一个更持久不变的和可以接受的康奈尔·弗兰克林的爱的山盟海誓。她发觉自己受到求婚者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为了摆脱压力，她向威廉建议，他俩私奔。威廉必定知道，爱斯蒂尔的建议显然不言而喻，他们得不到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家鉴于他优柔寡断而又没出息，认为他没有权利谈结婚的事；可他仍然期待双亲的恩典。

    在下决心方面，威廉显得几乎要实现其所想望的命运——决心要亲自知道他一直为之写诗的单恋的结果。他的顾虑重重，爱斯蒂尔则是漫不经心，两者同样起着作用，终止了他们不可能的安排。但是他发现任何意义的共同策划都无济于事。虽然他在许多事情上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他不准备放弃对爱斯蒂尔的约定。遭到父母两种态度的拒绝和他的爱情被出卖，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爱斯蒂尔宣布订婚几周之后，他才了解他曾经多么指望她对自己的梦想和才华的信赖。假若他拒绝私奔暗示着他仍然害怕陈述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么他的不幸表明，他还是需要果断。如象爱斯蒂尔曾经坚持的一样，她现在依然可能相信他和爱他，但是她愿意和别人结婚定然意味着，她既没有充分信心，也没有惹起她足够的激动。威廉感情一度仍是赤炽，还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等待着，继续把诗歌和自己画的画送给爱斯蒂尔。这些诗讲到虽遭拒绝而爱情不移。这些最后一批画中的一幅描绘一个恶魔般的小家伙正轻蔑地瞧着一个艳丽的娇娥，被色狂的森林之神的音乐迷住了，简直如醉如痴。但是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的婚期逼近的日子，自己也信心不足，痛苦和悲哀使他越发难于向爱斯蒂尔启齿。过去他花那么多时间瞧她与其他求婚者跳舞，这使他对眼前注意观察的这个结婚毫无准备。她没有取消关于婚姻的约言，他为自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似乎难以忍受。后来他的兄弟约翰讲：“他的悲哀之情不能自已。”

    随着自己尘世生活的突遭厄运，福克纳就在较大的混乱中去寻求慰藉。几乎刚好在这一年之前，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他的国家承认，几年来欧洲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将近一百年来西方占有压倒优势的和平、繁荣与进步已到了尽头。他兴许能在一个较大的崩溃中找到转变自己方向的行动。在少年时期，他曾经醉心于飞行。他首先用玉米皮做成了机翼，后来他用豆架和纸做成了一架飞机，可以飞一会儿。最近几个月来，关于战争的新闻雪片传来，他读过许多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消息，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飞机驾驶员的名字。他兴许能象他们一样，能够到法国去，变成光荣的和佩有饰带的。假若大屠杀和大破坏是十九世纪导致的，那么他想亲身了解它们。凭着勇气和碰碰运气，他可能在战争中发现，正在改变着西方的正是过去老上校在战争中所发现的改变了美国南方的东西，即：英雄主义的一个机会。身经战火的老上校回来修了一条铁路并且写了一部流行的小说。威廉以后也可能回来并恢复生活，但在此期间，他可能在叶芝所谓的“勇敢若狂”中找到光荣与轻松。

    他决心要当一名飞行员，亲自到征兵站报名，可是遭到了拒绝。他们告诉他，他太小，太矮，身体又太弱。他那戏剧性的出路被堵塞了，他发现自己更不可能留在奥克斯福。战争的消息四处弥漫；使人回想起爱斯蒂尔结婚的东西随处皆是。三月将尽，他决心去新港，菲尔·斯通正在那儿修他的第二个学位：法律学位。兴许他在那儿能够发现假若不是大的消遣的话，至少也会发现一点点狂热。然而那种狂热之来主要是由于回忆起他正在错过的战争。他需要钱，他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找到职员的工作，在那儿，人们主要谈论的是联军可能怎样反击德国人的春季攻势。菲尔·斯通不关心战争，他尽量使威廉专心于诗歌，他把象十七岁就发表诗歌的史蒂芬·文森·本涅特这样的作家们和喜欢谈论美学并引用白朗林与叶芝的诗的朋友们介绍给他。但是在斯通知道的诗人中，威廉最感兴趣的一个是罗伯脱·希里尔，他能够谈论他的战争的经验和诗歌；在新认识的朋友中，他最喜欢听耶鲁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官员们讲故事，他们中有些人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曾经在作战中负伤。临近五月的日子，威廉决心寻求参战的另外途径。被爱人、双亲和地方征兵站的拒绝，他离开了奥克斯福去新港。但是他在那儿发现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世纪以前，另一个心事重重的倔强的孩子将自己的名字从哈桑改为霍桑。象霍桑一样，威廉很早就认识了家庭、地区和把这两者作为负担与游戏的场所而予以避开；象霍桑一样，他学会了联想到自己的祖先们与罪恶和光荣有关，——象霍桑一样，他正在学会往复摇摆于招唤和赞美形影相随的人们的愿望和避开他们的愿望。不久，他也忙于塑造一个人物。借助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们，他开始学会了英国口音并把自己塑造得和英国的一模一样。假若作为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不适于服役的话，作为英国的威廉·福克纳兴许会被接受。

    六月十四日，他用着改了的名字，不完全的英国音和借用的一个伦敦通讯处，从新港出发去纽约的一个英国征兵处。他随身带着几个不可信的证件：他在新港遇到的几位军官写的几封信，其中说，他是一个英国学生，希望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假证件证明，他叫威廉·福克纳，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米德尔色克斯县的芬其莱村；一位假想的教堂牧师，爱德华·廷柏里-桑代克大师先生写的一封信赞扬他是一位诚实而正直的年轻的基督教绅士。英国驻外代表们不管是头脑不清，被愚弄或者是拼命想征兵，接收了英国的养子，于是使他立即被征入伍，在英国皇家空军里接受飞行员训练。他受命于七月九日赴多伦多报到，于是回到了新港，然后到奥克斯福去。曾经成为他生活中关系重大的痛苦如今却至少与伟大前程的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斯蒂尔可能与一个少校结婚了，他的弟弟杰克可能在受训，但是他已开始了一个旅程，将使他到法国并给他带来荣誉。

    他已进入了一个大的冒险，却失掉了另一个机会，丢掉了另一个梦想。在五个月里，他做了柔软体操，参加了行军训练，并学习了导航与飞行的原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战争结束时，军官学员福克纳正驻扎在多伦多军事航空学校，接受飞行前的第三和最后一个阶段的训练，几乎快进入飞机的训练了。虽然他看见过许多飞机，听到过许多故事，虽然他可能飞行过，然而可以肯定他没有看见过法国天空的任何东西。除他所看见和听见过的东西外，他唯一的明显收获就是体重的增加，似乎他已不是那么非常羸弱了。但是他的记录表明，没有受过伤，也没得过任何勋章和表扬。他于十二月初回到奥克斯福，到一月初他正式复员了。两年以后，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他收到一个卷轴，使他成了名誉上的英国皇家空军少尉。一个被拒绝的爱人、英雄们的后裔，福克纳发现他穿的军校学员的军装和自己的命运都令人讨厌。他呆在学校学习，眼看别人驾机飞行，是最倒楣的了。甚至他的一个兄弟也实际参加了战斗并在阿岗尼森林中挂了彩，他回来时将佩以饰带。几年后，福克纳的痛苦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在这一页里，军校学员朱利安·罗威受到那些“停止了这场战争”的人们歧视，他坐着用“黄色的郁郁寡欢的眼睛凝视着尘寰。”军官学员罗威“怀着深深的悲悲戚戚”、“尝尽无效奋斗的绝望心情”，愤怒的火花在胸中燃烧，他不仅恨“悲哀的劳累一生而命途多舛”，剥夺了他获得荣誉的时机，而且妒忌所有的英雄人物，甚至那些受了可怕的创伤的人们。早先，在停战后的几周里，福克纳的失望在他的充满想象而没有文学价值的即兴创作里表现了出来。他塑造了一个人物，怀着理想参了战，又怀着理想离开了战争。在他回到奥克斯福之前，他的文章开始报道实际上只是想象的一些冒险故事。八月，他给家里写信，描写了一次与朋友们“搭便车”去的不大可能的“愉快的旅行”。十一月中旬，虽然实际上训练活动已减少了，他却描写了飞行训练与一些单人飞行。十二月他回到家，穿得伊然象个英雄。他的兄弟约翰说，他一下火车显得没有穿停止战争的军校学员穿的民间的装束，但却穿着英国军官的全副军服，腰间捆上军官的皮带，军装上衣上佩戴着空军军徽，戴着外国的军帽。他拄着一根军官的短手杖，也一瘸一拐地走着，据他说，是在训练中的一次撞击里受了伤所致。

    关于他飞行和受伤的说法一时一个样。有的说法是：一个半醉的军官为庆祝停战没有得命令就进行单飞造成这次训练的不幸事故。他的几次受伤往往是伤在腿部或臀部，有时也包括一次骨折，在骨折处给他留下了一块银片，使他长期疼痛。少数人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撞击和受伤是由于在法国天空作战所致。受伤的飞行员或者更加令人难忘的说法，一个负伤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给这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带来了他所需要的荣誉感和表彰，这显然是一种补偿。几年后，福克纳成了名，他仍然玩弄自己经历中这些事实；甚至将自己虚构的某些东西加到传记原稿中，引起他自己的苦恼，他拒绝认为它们是自己的经历。

    这种热忱暗示着的是福克纳的虚构对他自己来说比补偿更为重要。“任何人花许多时间，”他的兄弟约翰后来表明：“去写一个想象的世界??对他来说使他变成不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人，那太容易了。比尔大概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精于此道的。”虚构是福克纳运用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他使“自己有趣地戏剧化的稀有才华”就与虚构有关系。象他后来写的故事一样，他讲的故事和他突出的角色都具有权威性。他远非简单地借用它们，而是加以使用并使之升华。

    在战后的岁月里，希望开始与幻灭相混和，他所错过的大事件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他唯一的依靠是间接体验，即：通过他所听到和阅读到的东西，通过他能够感觉到、设想和加以表达的东西。他知道许多人曾经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大战中去，心想他们“知道什么是光荣，荣誉意味着什么，”相信他们可以体验光荣与荣誉，不料出现的只是厌恶和幻灭。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在战壕里、炮艇中和飞机机舱里所体会到的战争的意义是变化莫测、意外的和横行霸道。但是他在这些枯燥的事情中认识到，他已体验到自己参加进他错过了的这些伟大事件中去了。他也认为战争变成了全世界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他穿的服装和他假装的跛子既有其外表的一面，也有其虚幻的一面。在他塑造的人物和他写的故事中，他都借用了许多东西。但是他把他借用的东西都变成了他自己创作的东西。后来他把别人的经验，如听来的故事、阅读小说、想象的事情，加以升华成一些诗，如《紫丁香》、《空中英雄》和《十一月十一日》或升华成故事，如《胜利》、《所有死去的飞行员》及《光荣》。一个人物的塑造除其他外，是想象力的练习。

    他回来后不久，受伤的飞行员的角色开始与其他人物搀和在一起。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里，然而与此同时??又不是在家里。”他试图回到平民生活中去，几乎象战争一样，这样的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也是暂时的。到广场去、出去参加交际聚会、摆好姿势等照相等，他在家里已把军装穿旧了，他慢慢就将它丢在一边。与战争“俱来的混乱”是一去不复返了，他面临着如何生活下去的问题。失掉了爱斯蒂尔，战争的挫折和他在康涅狄克州与加拿大的日日夜夜，已经将他改变了。人们乍一碰见就会认为他不仅沉默寡言而且小心谨慎，象个发呆的“外国人”。然而他为了生活下去，恢复了靠家庭生活的儿子的地位。

    一九一七年，穆里·福克纳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大学助理秘书。这是他父亲安排的另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比较小，但比他早先担任的职位要稳定些。他得到的报酬是较少的工薪和在大学里的一所住房，他干着一些简单的工作。他不断地工作着，后来被任命为这个大学的秘书和行政处长。他放弃了成就大事业的想法，似乎更加满足现状，包括毛德夫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他的周围。他和大多数人的关系改善了。然而他对威廉仍是冷淡的。威廉从新港和加拿大写来的书信中有一部分已经发表。象他后来从巴黎写的几封信一样，这些信是专写给他母亲的。

    威廉决不愿意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又决不拒绝和母亲在一起，他的解决办法是折中。他偶尔也劳动，时断时续地学习。他有时竭力满足双亲的愿望，特别是满足他母亲的期望。他母亲一直认为他是关系这个家的命运的孩子。但大多数情况，他自行其是，不顾怨言也不作解释。他阅读或写作大部分是独自一人在房里进行，他认为必须在屋里放点威士忌酒。他喜欢见到奥尔德汉家的人，他同他们聊天。他同斯通家的人们狩猎、打高尔夫球和谈天。虽然菲尔现在住在查尔斯顿，他和威廉还是设法经常见面。他们一道去孟菲斯、新奥尔良或克拉克斯德尔。在这些地方，他们与包括道特·威尔科克斯及雷诺·德渥克斯在内的几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物建立了友谊。福克纳有时觉得，几乎用任何借口或去任何目的地都可以，就是必须离开奥克斯福。他有时开汽车送他的叔父约翰去参加法官地位的竟选。他访问一些小镇、在供膳寄宿处附近、在镇的两个广场或在政治集会上听人家讲故事，感到乐趣和轻松。

    他回来后几周里，树立了坚持几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他时而回来，时而离开奥克斯福，扮演的角色也变来变去，有时把自己扮演成他那显赫的祖先和叔父的不肖亲属、有时扮演作纯洁无疵的花花公子，有时扮着邋里邋踏的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人，但几乎经常扮作“诗人”和醉汉。少数人瞧见他醉了，几乎人们都注意，他似乎喝了多少。他以酒浇愁是由于失恋或在大战中受到的创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忧愁比实际的遭遇更甚。他嘴上胡子巴叉，这使人想到，他虽然曾经是个孩子，而且仍然是少年，可是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尤有甚者，这使人想起，他尚未完全度过的一种可怕的稍觉神秘的折磨。

    福克纳拥有“诗人”的头衔，这是斯通给传播开去的，他恢复了阅读和听故事、画画与写作。可以说，写作尚未变成一种持久的抱负，一种迷恋的活动，每天起床就干的某种事情，从而使他从病状与恐惧中解救出来。但是写作正在变成他摸索的一种主要方式和他长期进行自修的一个新的园地。后来他讲到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为“自己也在其中”的：“我一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这就是我自己和社会的故事。”在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用诗歌来表现自己也在其中的社会。受到菲尔·斯通的鼓励，他不仅读叶芝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的作品，而且也读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法国诗歌。他一边读，一边开始改写、翻译和写作。一九一九年春天和初夏，由于爱斯蒂尔很快就要来看他，他写作越来越多。在这些月份里，他用八音节双行诗的形式创作了一首长诗，叫做《大理石牧神》，这成了他的第一部书，虽然这部书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才发表。也是在这些月份里，他发表的第一首诗《大理石牧神》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的《新共和国》杂志上披露。

    结果是，爱斯蒂尔在那儿与他共享胜利的欢乐，她于六月到达，一直呆到九月，她看了自己的娘家，夸她的第一个孩子，名叫维多利亚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留在火陆鲁鲁他们的家里，爱斯蒂尔可以长时间自由自在地与福克纳在一起消度。尽管福克纳愁思绵绵，可他仍然主要为她而写作。他举世瞩目的诗歌创作的第一时期正是她一九一九年首次来访的时候；其第二时期他写了好些诗，其第一首诗题为《春色》，则正是一九二一年春她第二次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卷斯温伯恩的诗集，他曾经一直读着这本书，末了还写上情深意切的题词，她将这书带到火陆鲁鲁之前已将题词撕去。在她第二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本自己的诗集，这本书是将他一直在写的诗汇集而成。

    几年后，福克纳的兴趣已经转向小说之后，菲尔·斯通怀疑“是否他最初的抱负是要作一个诗人与我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的确，斯通最羡慕和影响于福克纳诗人，并且还大大延长了福克纳在诗歌方面的献身。他向散文方面的转变，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斯通的疏远。但是使福克纳成为诗人是他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这比斯通的鼓励作用更大。他的一生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写给某个女人或为某个女人写作的男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他的兴趣正完成其向小说的转变，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他对诗歌有兴趣“是为了追求女性的不同伎俩”，这表明，女人对这种战术是脆弱的，因为她们不是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感兴趣”，而是对于“为艺术家的缘故对艺术”感兴趣。对于记述福克纳早期事业有一定价值的《从初期到后期的诗篇：人生的旅程》至少有一个优点：它使人想起福克纳关于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已经成了他的非常独特的风格。在一九一九年的诗歌中，这个方法已很好地在运用。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追逐他的情人通过“歌唱似的树林”，赞美她那“淫荡的??膝盖”，凝视着“她旋风似地舞蹈”，最后他俩一块儿“手挽着手”漫步。虽然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愿望走着/直到那宁静的子夜，”还不待他那不可名状的愿望消逝，骤然间“一个巨大的钟被敲响了/钟声一落，他们就酣舞起来。”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的不满意更深，他唱着反对束缚他命运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囚徒之梦》。他的愿望一部分是罗曼蒂克的情人，一部分是所谓的牧神的信徒，实际上他为他们而久久不得解除痛苦。被判处坐着凝视，沉思和怀念，他知道自己注定“叹息，为他知道然而他又不能”知道的“事情”而苦恼他的哀愁无边，不仅为梦想着和失掉了的事情而哀愁，而且也因为他不能理解限制他的种种力量。尽管他“发问”，然而他不能知道“个中原因”。

    假若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一个方面表明福克纳对其未完成的初恋依然一往情深，那么在另一方面却表明，他仍然为其职业的意义而奋斗。在九月末爱斯蒂尔离开前不久，福克纳决心利用密西西比大学的一项新政策，此项政策对老兵不考虑入学的必要条件。他作为一个特殊学生，免除了一切必要的要求，登记修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和奋勇向前，对每项功课都刻苦钻研。他似乎比以前更加听从母亲。但他很快就用自己的兴趣来指导自己，兴趣很快就使他转向了法国文学，这是他几个月来阅读所针对的方向。在第一学期，他的英语课差一点不及格，在第二学期，他停止学习英语课。尽管如此，他仍然读斯温伯恩、吉芝、豪斯曼及王尔德的作品，模仿艾略特的诗，他发现普鲁弗洛克的残生特别萦绕他的脑际，他也读法国人的作品，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作品。从马拉梅那里，他取了他发表的第一首诗的题目；从魏尔莱恩的《牧神》那里，他获得了《大理石牧神》的中心构想。在斯通的某种鼓励和指导下，他勤苦地读完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每个大作家和几个小作家的作品。

    《大理石牧神》里的几个散见的诗行显示了他的才华；有少数诗行崭露出他天才的笔力。然而末了他主要的兴趣不是来自其力量分散的时刻而是来自他那腿脚残废的虚弱身体。因为它是那么富于模仿性和文学味，这就清楚地表明福克纳注意的是华丽的词藻。这就在风格和基调上，唤起并使他参加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中去。此外，这表明，福克纳发现诗歌的限制性和束缚性太大，因为在这种作品中使人感到精灵淹没了人物，回声盖过了声源。因此我们看出的不是福克纳的创作力的根源只是他自修的一种倾向。他从奥斯卡尔·王尔德这样的戏剧家们、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小说家们及法国和英国的几个诗人那里，吸取技巧和令人神往之处，这使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能够跻身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之中。此外，为了弄清楚他的自修的一般的和历史的焦点，《大理石牧神》有助于明确自修的方法。几年后，福克纳说，他写《大理石牧神》并“学习看书”，这表明，写作是他吸收已经阅读过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大理石牧神》表明，在一九一九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方法的最后阶段，在学习上那么如饥似渴，这似乎是极好的。好象是这样：在他仿效、模仿或加以改写之前，他读过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为他所掌握。

    然而在一个方面，在福克纳读的诗人和他在写作的诗歌之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距离的。《大理石牧神》使田园诗的艺术与现代的唯美主义熔为一炉，这不但暴露了田园诗的弱点，特别是它的人工的矫揉造作，而且也证实了那些弱点对我们了解现代唯美主义是恰当的。《大理石牧神》没有成为艺术力量的成功，倒是碰到了艺术上的局限性。如路易斯·辛普森所指明的，福克纳的牧神“在一个被霸占的花园里”屹立着纹丝不动；他认识到他的弱点与局限性，可仍然无力予以克服。其结果，我们不仅看到福克纳对自己加诸自己的局限性感到不满意，这不只是“田园诗”遭到现代体裁诗歌的抛弃，而且他认识到田园诗的弱点感染着现代艺术。牧神知道，他集中体现着恣态并且假定他决不会死。然而他发现这种慰藉的反面正是因为它意味着他将来决不会活。福克纳将“已经死去的田园诗”的一成不变与济慈的瓮相联系，并认为是一种形式的缩影，这种诗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已经不合潮流，“诗人热狂的忘我境界”应予摒弃，因此叫做已经死去的田园诗。几年后，福克纳写朱迪丝·萨特彭时让这个人物讲话表示，他在二十世幻二十年代初就开始怀疑的是：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正因为他们“不能死或消亡。”在《大理石牧神》和《押沙龙，押沙龙！》这两部书都有这种情况，他给人物的语言使我们想起语言和形式都是空洞的。在一项相关的策略中，他往往在神秘的上下文中开始强调，他自己最好的一些小说是没有结尾的，没有写完，而他自己的小说领域则是生机勃勃和变动不居。强调他的作品的可交性自然是与他极力主张他的作品的不朽性相称的。有时虽然承认，我们通常理解这些着重点之间的矛盾，他讲起来却好象他的小说具有完美的形式，他的领域是发展的、变动的。但是他往往采取这样的态度，他的著作要不朽首先必须要在人们中活着才行，因此他把我们通常认为是矛盾的范畴当作补充的范畴。因为福克纳追求的是誉满全国，一项大的声誉（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问题是，“一方面精力充沛地苦干，另一方面却凝视着宝贝露丝”），他努力在他在《新共和》的胜利之后去夺取其他胜利。在这项努力中，菲尔·斯通对他又有所帮助。他让他的秘书协助，处理了福克纳的许许多多的打字事情和他的大部分通信。尽管有菲尔的帮助，许多拒绝将福克纳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全国性刊物上的第一次出现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在《两面人》杂志上的第二次出现隔开了三年。同时，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当学生的前后这些年，他不断地努力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声誉。一九二五年，大学的三个出版物：年报（《密西西比特好》）、《密西西比人报》和幽默刊物《笑话》上至少发表了他的四十一项著作——十七幅画、十六首诗、六篇评论、一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他的那些画和作品，兼之他象“外国人”，使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几乎愁苦而小心翼翼”，他似乎常常对其他学生疏远而且傲慢。菲尔·斯通回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时，说：

    他贵族似的高高在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装模作样——有人想和他亲近，他就采取冷冷淡淡和傲里傲气易动肝火的态度。所以他被人们认为是爱做作的，特殊的一个想法古怪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什么害处的废物。因此他成了“没有爵位的伯爵”。奥克斯福的几个老家族都宽容他，因为他终归是福克纳家族的一员??但是他们通常是不欢迎他到他们家里来。我常常说，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有朝一日他会比斯塔克·扬（当地的另一个青年）更有名??这引起了普通公众的哄笑和老家族人们的有礼貌的嘲笑。

    福克纳的同学们被他的假装弄得有点迷糊，不知道怎样去对待他，是把他当成一个高尚的“外国人”呢或者当作一个文学上的游民，他们决定既把他看作是冒牌货，又看作是颓废派人物。他们用嘲弄招呼他，叫他“拄拐棍的美男子”，“把自己叫做威廉·福克纳的特殊人物。”他赞同A·E·豪斯曼的看法，实行禁欲主义，虽然他对少数的攻击感到苦恼，而对其余的攻击则置之不理。不管他感到什么样的痛苦，他都闷在心中，甚至他的污蔑者们用他的个头小和少年似的外貌对他的丈夫气概进行中伤，他也闷着不讲。

    福克纳对少数学生，特别是本·华生较为随和。福克纳在战前见过本·华生，如今经常见面，他和大学的一两个教师友善，特别是和加尔文·布朗友好，他是个敏锐的有才智的人，他的妻子依达是个历史学家和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时，他觉得自己最好离开这个大学，他回到广场独自坐着，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周围有一些这个镇的老人们。据一个相识者回忆，在大学里，他有一种本领“使自己不可抑制地陷入个人问题的冥思遐想。”他在大学校园里散步或在人行道上漫步时，往往对在旁边经过的人或讲话的熟人都不予注意。在其他时候，他觉得需要离开奥克斯福和密西西比特好，就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也不把行踪告诉任何人。他去看菲尔，他们一块儿到近郊游览，其中就有离开的意思。他父亲现在这个大学工作，在校园里他父母的住宅中，他在自己的房间放着威士忌酒。在克拉克斯德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他显然认为酒是非喝不可的。

    在马尔科姆·考莱所谓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漫长冒险”中，许多作家实行隐退或逃亡。有些作家回忆起美国的一些超验论者，就隐退到艺术家们的小天地或小社会里，过着简朴生活，他们努力把对外接触减少到必要的程度，公开扬言其目的在于促使内心世界的丰富，让新的世界在内心里展开。其他作家则效法亨利·杰姆士，隐退是为了复杂的生活。他们吸收外国的风格和习俗、新的仪式和技巧，竭力扩大他们的经验并丰富他们的生活。在这两种形式中，流亡成为一代人的最主要的模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福克纳生活在异国的两个地方并作了一次穿越欧洲的旅行。但是甚至在密西西比州，他也经历了几次离去和归来，隐退与恢复。那样的一次实验是特别有趣的，虽然首先它似乎是纯粹的回归。

    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福克纳开始和他最小的兄弟迪恩及加尔文与依达·布朗的两个儿子玩。走回白利树林，他将自己以前学得的本领和在当小孩时设计的游戏教给伙伴们。他们狩猎、追踪并且相互追赶；他在篝火旁讲旧的故事，据一个孩子回忆，他讲故事的“腔调神奇得令人毛骨悚然”，又以“幽默、想象和讽刺使气氛得到缓和”。后来，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他用令人感动的当地儿童侦察队的故事将这同样的感兴趣的事编串在一块儿。他曾经一度正式当这个侦察队的队长。这些感兴趣的事包括对树林的爱和知识、游戏和讲故事中欢乐。奥克斯福的许多人和密西西比特好的学生们认为，他似乎是这个装模作样的缩影。去到树林中，远离了令人生厌的忧虑和轻蔑，围着一群孩子，他的保留消逝了：他的一个伙伴说：“我没有知道一个人比他更少假冒。”后来，特别是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写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就是正在逝去的童年时期的故事。在大战刚过后的几年间，他寻求的与其说是去恢复一个失掉的社会，不如说是去了解对失掉它带来的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对他当孩子时知道的事件进行再创作，而且要对他曾经看到的他父亲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创作的尝试。

    一九二○年五月，福克纳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已经学完了一年，他赢得了诗歌奖，结束了他的正规教育。第二学期初，他正式离开了这个大学，不再为登记修其他课程而烦恼。没有功课打断他白天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归自己支配。缺钱时，他就参加些临时工作。工作之余。他和菲尔·斯通在密西西比州农村骑马游玩，有时远至孟菲斯。在那儿，暴力行动、赌傅和妓女给生活添加了刺激。他仍然在校园中生活，继续去看学生们并为学生刊物写稿。但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学校，他开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本·华生组织的名为牵线木偶戏的一个剧团上。

    福克纳参加这个剧团的工作几个月之后，写完了一个名为《牵线木偶戏》的独幕剧，他的意思主要是把这献给他到这儿来后喜欢的几个人，特别是献给本·马丽·海伦·华生、露茜和艾伦·宋梅维尔。这是他所创作和写作的“几本书”之一，《牵线木偶戏》包括一个字体漂亮的“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的”书稿和十幅精致的钢笔画。虽然它主要是用散文写的，它也包括用类似《大理石牧神》的诗句的四音步双行诗写成的几首歌。它的散文也很容易使人想起福克纳的诗。这部剧的情节变化小，语言的音调抑扬顿挫，晓畅易幢。象这部剧的散文和诗一样，这些画是独具风格的。就整个而言，这本书受由奥布雷·毕尔德斯莱插画的奥斯卡尔·王尔德的《莎罗美》版的影响很大。说得更通常些，它开创了一个纪元。象《大理石牧神》一样。它受十九世纪末法国和英国那么多诗人的著作的影响。如诺尔·普尔克所指出的，它不仅是“一个明显的综合”而且是福克纳所读的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作品的“非常自觉的表现”。

    福克纳越来越浪荡和醉酒，他开始较少地起第一流的唯美主义者的作用，较多地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放荡不羁的人。《牵线木偶戏》从形式和内容说仍然是他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生活的反映；它是唯美主义者特别自觉的表现。在本剧的有形表现的每个方面，福克纳都显露了煞费苦心的关怀，他偶尔把这种关心给予自己的书橱，经常则放在自己的书法上。他的手稿本开始是运用自如的、流畅的、平平常常的，逐渐变成了印刷体，写得那么纤细、紧凑以致那么精雕细琢而又独具风格。比自觉更进一层，《牵线木偶戏》是用自我介入的方式写的，确定的影响是无法提出的。因为福克纳在运用传统的哑剧人物方面是仿效魏尔莱恩的，魏尔莱恩影响的存在特别贯穿在整个剧本中。但是在此情况下，魏尔莱恩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是与作为译者的福克纳融合了。一九二○年初，福克纳发表了魏尔莱恩著作的四个孜写本。在《牵线木偶戏》中，他至少仿效了这些书中的两部书：《木偶戏》和《克来尔的月亮》；此外，他还模仿了《大理石牧神》。早先，他曾用他的写作来显示其阅读；如今他用写作来改写其早先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到了其青年时期的看法。

    充满着隐喻性交的旋转舞的色情肖像（“我必须不学跳舞。/啊，诸不要让我去跳！”马丽埃塔对皮耶罗说。），《牵线木偶戏》可能明显地使人想起的含意是出乎福克纳原先的料想的，但是他显然想作一件事情，即：把这个剧与他的一个动机结合起来：那就是这个严格的唯美主义者向着无拘无束的放荡不羁的人转变；换言之，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皮耶罗似的虚弱的牧神”和《牵线木偶戏》中的彼耶罗似的尤尔根——唐璜”之间的直接对比。不管福克纳的“各种各样追逐女性的方法”是否已采取了新的办法，有迹象表明，他的态度已经转变，这些迹象在他的写作及其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他对于沉默和宁静已经感到厌烦，他需要发表意见。这些年来，在他的其他创作中，他所传播开的几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使人联想到，他已自认是一些没有合法身分的儿童的父亲。

    《牵线木偶戏》集中描写皮耶罗的混乱与花园的礼节之间的对比，这使人想起福克纳的阅读和写作越来越被其迷住的一个问题。皮耶罗对花园的人工景物感到失望，成了混乱的追随者。象马丽埃塔的机械的手势和合乎传统风格的讲话一样，在皮耶罗看来，她不愿意跳舞似乎既反映这是她的姑母们的警告，也反映她自个的恐惧。在他看来，她代表着对这个传统的花园的细小生活的屈服。但是假若在它的几个方面之一里，这个传统的花园代表文化，那么在另一方面，它所要求的受到限制的缩小的生活却代表着艺术。为了制服它，绝非在生活之外提出某个形而上学的大的补充就能奏效，艺术被认为是与修正的冲动继续存在的，这种冲动将自然变成花园，它只有缩小生活才能使生活秩序井然。所要说的是，福克纳看来，对十九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崇高信任，相信艺术（一切歧视与选择）是优越于自然与历史存在的（“笨拙的生活”的“笨拙的工作”），这个信念正证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因此我们可以在《牵线木偶戏》里看出某件事实：为什么福克纳看来诗歌已成为一个死胡同。这个疑难问题的改变主要由于见解不同了。虽然他们有着外部的推论，然而福克纳感到的压力却主要来自内部。似乎许许多多的渠道都已关闭，受到限制。这些年里，他偶而穿上宽松的衣服，甚至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上扮演醉醺醺的乡巴佬的角色。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他的年轻的紧身裤子，或挂彩的老兵的有饰扣的军装，或者花花公子的精心制作的服装，而是乡巴佬的或至少是流浪者的宽松的裤子。诗歌对他来说似乎是，如他在创作诗歌所体会的，诗歌的规则大多，限制太大。在诗歌中，把意志和意图几乎当作是高于一切。他的书法变得越来越缩小，是那么自个专用，有时甚至他写完一两天之后连自己也难得看懂。但是他需要发现一种字体，既不那么受大人物的青睐，也不那么受习惯的拘束。只有这时，他可以发现一些语言，鼓励他不去简单地用于他所读过的书和使他苦恼的感情，只是用于他所观察的社会和他所听过的旧故事与言谈中。

    一九二一年春和初夏，福克纳将他叫做《春色》的另一本书“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由于爱斯蒂尔回来作第二次访问，在他们漫步时，他需要诗歌朗诵，在她离别时，他需要赠给她一本书。字写得漂亮极啦，但是随着夏季的消逝，他心烦意乱、落落寡欢更厉害了。眼下，生活和诗歌似乎都凝滞了。早先，斯塔克·杨表示愿意在纽约给他找个工作。秋天，他住在格林威治村，在第五街和四十三街拐角处的道布尔德·多兰书店里工作，书店老板是依丽莎白·普劳尔。虽然他很快就讨厌这项工作，可是他乐于卖书，干得也不错。他也喜欢摆“他生活中的悲惨故事”。他显然跛脚，走路时拄根拐棍。有几个熟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喝得烂醉，在大战中他的头部以及腿和屁股都受过重伤。其他的人们则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创伤，虽然他们推断，他还不是完全克服不了。可大多数时间，他是飞在心里。他被画家们和作家们团团围住，有这些人在，他感到高兴，他自己默默无闻而又孤身一人，他也觉得舒心。他不受干扰，开始写诗少了，写小说多起来。然而不久，他发觉自己又受到妨碍。虽然写诗不再象以前那么多，可写小说不象预期的那么顺利。几个月来，他的心神不安，使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担任了他曾经最不可能担任的工作。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通干的。斯通为自己的被保护人远在他乡，投入陌生势力之中，于着毫无目的听人摆布的工作，心里感到不安，他安排福克纳在这个大学的邮政所担任所长，并劝他接受这个职务。”我强迫比尔结束了自己的谢绝和拒绝，接受这个工作，”他后来说，“他当了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要命的邮政所长。”假若斯通劝他担任的理由是明显的，那么福克纳缄默的理由则不明显。“这件事一直使我们都惊讶不已，”他的兄弟穆里说“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儿有一个人对邮件毫无兴趣，连他自己的邮件都从来不看，却被郑而重之地任命为别人邮件的保管者。”但福克纳现在已经二十四岁，虽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可继续依赖使他感到难堪。自他从战争回来已三年有余，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表明，他能靠写作维持生活，他也讨厌干零活。他在一个小邮政所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并且仍然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时间。

    已知他对这项工作的看法，这项工作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他感到不安定时，就干脆关掉邮政所的门，走山到树林中去或者到高尔夫球场去。在炎热的日子或雨天，他留在工作岗位上，读书或与朋友们玩牌，其中的一两个人是他雇佣来干零活的职员。他认为是重要的邮件，亲自定期进行处理；他认为不重要的邮件，诸如大学的公报和目录等，他就堆在几辆大车里，当心绪来临时，火速发出或递送；他认为是零碎废物的邮件，就干脆扔掉。他将比较有趣的期刊放在邮政所后面保存数日，他在那儿设了一个阅览室，供邮政所长及其朋友们欣赏。

    邮件虽是个小问题，邮政的顾客们却逐渐认为是个大问题。时间不正规、不可思议的拖延、稀奇古怪的损失引起了非难，对公仆的态度也有烦言。福克纳对朋友们迁就，对熟人彬彬有礼，对闯入的陌生人则粗里粗气。大多数责难暂时还是非正式的、善意的：有一个学生刊物拐弯抹角他说，邮政所长的格言是“决不将邮件积压起来”，而办公时间为每星期三十一点二十至十二点。终于不满超过了公众的忍耐限度并战胜了官方的冷淡态度，迫使进行一次调查。但在这期间，结果是三年，福克纳稍为挣了点钱。不久，他买了一辆汽车，这使他易于安排同菲尔一道郊游和与女人们一块儿秘密乘车游玩。

    从纽约回来后的三年间，福克纳继续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作品——几幅画、题为《山》的印象派的一篇小品文和几篇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肖像》的一首诗。那是一个声誉同益著称的小杂志。但随着唯美主义吸引力的消逝，他的写作开始变化。不久，他更多地修改诗歌，野诗较少。虽然他的第二眷诗集《绿色的枝条》在一九三三年发表，其中的许多诗的时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肯定没有一首诗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后写的，他的诗歌创作慢下来的时候，他的评论的创作则崛起了，其中包括对W·A·培西及康拉德·爱肯这样的诗人、尤金·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家们和约瑟夫·黑献梅尔这样的小说家们的评论。和这些年的诗歌与绘画不同，这两种作品表明进展小，评论从事的问题是他几年里不断地予以关注的。

    他在一篇评论中引用塞恩·奥凯西的短诗，这诗描写戴了主教冠的主教们拒绝接受天堂的公开审讯，他们想瞧瞧围着金光灿烂的围脖漫步的海伦夫人。后来，他把这些诗行加以改写使用，第一次用在《绿色的枝条》的第三首诗中，然后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想知道他所直接熟悉的这个地区和几种方言能否在文学上使用和“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否不能找到“充分施展才华的地方”。然而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清楚地表示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已在改变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他已将约瑟夫·黑格献梅尔的一些小说与生活的贫乏，甚至特别与“性的折磨”联系了起来。生活的贫乏就是害怕生活，害怕人以其悲哀的躯体冒着机遇与境遇的危险而奋斗。他继续将黑格献梅尔的著作与对济慈和福克纳的每个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结合起来，不过稍加掩饰而已。他写道，《琳达·康登》“不是一部小说。它更象一块漂亮的起绒粗呢：永远超越时间概念的、在沉寂中其意向受到抑制的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福克纳继续写道，不是围绕着他们塑造生活，黑格献梅尔的几个人物“象傀儡，采取优美然而没有意义的姿态以应付作者的强制。”

    福克纳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对黑格献梅尔的小说的评论在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它对《大理石牧神》的寂静的花园和《牵线木偶戏》的几个哑剧角色引起的注意。然而在这种唤起的语调中，判断与同情相融合。这表明，福克纳在自我介入中发现自我批评的可能性。他在一篇说明问题的陈述中说：“人们可以想象，黑格献梅尔自己在《琳达·康登》中就象在一个寂静的避难所出现一样，在那儿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送进他的耳鼓只象那遥远的微弱雨声”——甚至他向后看的时候，也是瞻望着未来。昆丁·康普森为了避开噪音和臭味对自己的干扰，他出现查尔斯河的“秘密的浓荫里”。福克纳在一九三三年创作《声音与愤怒》时，（几年后他写完了此书），将它描写为自己所作的一个花瓶，因此他能逃避到里边去。他接着说，虽然“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住在里边”。一年前，在一九三二年，他描写盖尔·海陶维尔以其天职为神学院的牧师的身份，试图在教堂里找一个类似的隐避处：“他相信他听见了似乎对他的叫声说，他能看见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活，完整并且从各方面看都是完全而不可侵犯的，好象一个典雅而尊贵的花瓶，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新生，受到庇护而不致遭到生活的刺耳的风暴的袭击，并且死得也是那么平静，只有那周围的风的遥远的声音。”

    对黑格献梅尔的评论所指出的这个死胡同也在《士兵们的报酬》（一九三六年）有所表现，福克纳在这部书里将马格丽特神与比尔德斯奈的绘画的控告结合在一起，具有颓废主义的特殊风格。这个死胡同里充满了一些“耀眼的林木和不可恩议的洁净的泉水。”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虽然他已发现诗歌对于他是多么荒谬和不可想象，然而他还没有决定用什么来代替诗的位置。只是在题为《走上幸福之路》（一九一九年）的一篇不足取的小说和题为《山》（一九二二年）的一篇短文里才预期着一篇实验主义的散文，他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新奥尔良开始写此文。与此同时，他必须依靠诗歌创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将《春色》的改写稿投给波士顿的四海公司，将题目改为《俄耳甫斯及其他》（诗集）。四海公司不愿意发表诗而不要津贴，这在福克纳是受不了的，该公司将稿迟了回来。福克纳垂头丧气，又愤怒，说：“假若他们需要一本值得回忆的书，我的的确确是愿意写的。”但是实际上，他读小说和改写诗，在一九二三年，他啥也没有发表。一开春，他受到斯通彭励，提供了《大理石牧神》书稿。四海公司又要津贴，但是这次福克纳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的第一部书出版了，这部书是献给他母亲的。

    在邮政所危机高xdx潮中，“对无用的伯爵福克纳普遍加以轻视”，《大理石牧神》的出版表明是出乎意料的。九月，福克纳收到通知，官方已经控告他，玩忽职守，“对邮政顾客们冷淡和损坏邮件。他知道控告是真的，恨这个工作，需要离开，他决心等候审查。一个调查者来了，他表示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大概都会对拿了钱的人唯命是从。”他说道，“对化两分钱去买一个图章的每个婊子养的，我决不再唯命是从。”因为他和这个调查者关系处得好，兼之福克纳家族的人们有声望，允许他辞去邮政所长的职务。他很简单地就辞去了当地校工服务员队长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醉酒的名声已经使当地大多的牧师们耳有所闻。

    奥克斯福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随着《大理石牧神》的出版，他已使自己作为诗人的事业告一结束。一九三三年，他发表了另一卷诗集《绿色的枝条》，这几乎是他忠于自己早年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的行动，但是他现在正在写的主要是散文。虽然斯通在推销《大理石牧神》，可是它的著者却要将其扔开。这时爱斯蒂尔刚到，这是他从战争复员回家后她的第三次来访。若非她的到来，他是不会留下的。早先，她的到来曾促使他诗兴大发。如今使她留在这个城里，似乎可能是奇怪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城里的。但是他有一本书赠给她，他需要无拘无束。他已二十七岁，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是短的。他发现菲尔·斯还是老师，爱斯蒂尔和少数朋友是他的诗歌的听众。诗歌创作是一种爱好和发抒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有风度的和起榜样作用的人物，他们与他的兴趣相投，对问题的看法一样，“不管他努力去作什么??不管听起来可能是多么愚蠢，”他们都不会笑。总而言之，他需要较少的具体教训和较少的有限制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