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的一年里，生活中有几件小事和一大发现。居住在家乡，他容易陷入老习惯中。他经常到熟悉的树林里去作长足散步。他非常烦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离开奥克斯福到新奥尔良去，或者往往是和菲尔·斯通一道去孟菲斯。因为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又和她的双亲住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定期去看她。她和科尔尼尔·弗兰克林时而分离，时而住在一块儿，这样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开始了一个闹离婚的长过程。她离结婚的时间越久，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更依赖着自己。有时，他感到和她的关系密切了，几乎和以前那么亲密。他长期以来怀疑的事，如今却弄明白了：他不久就必须决定是否要娶她。但是和海伦·白尔德的关系仍萦绕心头，他感到不安。他在奥克斯福或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仍然去见见其他女人。

    然而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奥克斯福，并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四月底，《蚊群》发表时，他与斯普拉特林在《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的合作写稿也告结束。这时他用手写作了一部作品，题为《希望树》的童话故事，装订起来，寄给了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已开始了两个新的计划。他在上午工作得最好，往往到中午时分，他已写作了五、六个小时。一部新小说问世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市面行销，另一部新小说正在顺利写作，他兴致勃勃。而且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在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里，他已经发现，“靠写书维生??”可能是他的“命运”。从一九二五年初到一九二六年底这些月份里，他在新奥尔良、巴黎和帕斯卡哥拉时，就已经更明确地发现，那种命运的意义所在。他已逐渐开始去驾驭他对艺术所感到的矛盾心理。他迫切需要创作——为他心中的“梦想与烈火”服务。但是他既想要“将这个梦??在大理石上或声音里，在油画布上或纸上，塑造出来，又想要生活。”象他的梦幻一样，它还是不成形的，也象他的梦幻一样，他要使之具有形状：“我自己欢笑、奋斗和哭泣，也只是从痛苦中出来的一块不成形的湿土。”原先，他的矛盾的感情已使他一方面在宁静和沉默寡言的经验与另一方面在炮火和机翼的经验之间翻来复去。后来，这些经验既写进了《爱尔梅》的语言与情节中，也写到了《蚊群》中去。他有点希望使自己生龙活虎地在社会上生活着，逗惹俊俏的佳人并且干一番伟大的冒险，这就倾向于对语言的怀疑。“你开始用事实和行动代替语言，”在《蚊群》中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象这个憔悴的戴绿帽子的男人每天晚上带着《十日谈》到床上去。”

    福克纳所实行的几种代替方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委身于此的），使他怀疑他所努力去加以掌握的手段。有时他几乎象这个郁郁寡欢的艺术家的化身。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的具有优越感的推断，而是他的手段和职业的性质。他决不需要以除物质外，不再对“自己的感情与经验感兴趣的方法”，使自己为艺术作准备。他更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人，创作“一个荒唐的故事以便给自己一种存在的幻觉”。但是由于几个原因，小说比诗歌要自由些，并且更富于表现力，结果是，他竭力克服自己本身的阻力。他带到新奥尔良的计划是《绿色的枝条》，他把在那儿找到的那些作品：几个短篇著作和《士兵们的报酬》搁置一旁。他避免对放弃诗歌作任何戏剧性的决定，他继续写散文，首先在巴黎写《爱尔梅》，随后在帕斯卡哥拉写《蚊群》。对《蚊群》的写作，特别是道森·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对职业的适合性与方法的怀疑将持续他的整个一生，然而他的信心已经可以胜过怀疑。费尔柴尔德将语言说成是行动的代替之后，接着说，“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们可以带来幸福的结合”，从而“产生某种活着的东西’。

    福克纳认为，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天赋与艺术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开始满怀信心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地进行。总的说来，他以后的三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目前展开在他面前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亚伯拉罕父亲》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幼芽，他在这部书里开始写作正在改变着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坟墓中的旗帜》已改名为《萨多里斯》。在这部书中，他开始利用地区和家庭的传奇与传说。《声音与愤怒》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在这书里回溯了他早年时期这个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小说部分地以扩大艺术活力来源的思想赋予他作为职业的艺术活力以新的思想。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试探地，在《蚊群》中则更大胆地，用他的小说引起他的兴趣，然后放弃自己作诗人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料到他要采取的这个步骤是要对地方、家庭和自己进行研究，这就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的方法而不是代替，一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遁词。

    “写诗”如诺尔索普·弗莱所指明的，“要花去他很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部分意志力必须用以松弛其意志，这就使他的大部分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写出的。”为什么福克纳在进行写作的第二部分中更倾向于小说而不是诗歌，这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开端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童年时所听见和讲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他开始大大利用老故事，并讲到他青少年时讲的故事。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传统时，也退回到童年时读过的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作的著作。他几年的阅读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他的写作表明了那种阅读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其有意识地探索意识与想象力的结构对生活的表面和实质所起的作用，自觉地检查作为戏剧的手段的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显示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但是这些见解，尽管很时髦，却并不新鲜，至少应该回溯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因而回到产生这部小说的时代。因而当福克纳回到他青年时的口头和书面的传统时，变化的与其说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对那些问题的认识深度，或者变化更大的是他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们对他思想的感染。如他后来说的，他发现自己宁愿选择“令人不快的双关的俏皮话、不好的史实记载”，和威廉·莎士比亚对华脱·佩特尔的烦恼与苦恼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趣话。此外，他显然在《亚伯拉罕父亲》中，但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回到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的传统，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传统，他表现出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伟大冲击力量：意志不仅“以想象力再现历史现实的方法”反映出而且掌握着“那险恶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迷惑的历史真实”。

    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传统和口头传统一起加强了他所培植的经验的双重信念，因而有助于使他既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意象主义者。其结果，他对小说的概念显然是广泛的。在这种概念中，他可以表现他本身的幻想境界的自发力量，甚至当他努力去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环境时也是如此。对比之下，他关于诗的概念却仍然是刻板而贫乏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把舍伍德·安德森对作家的一些界说认为是安德森自己的尽善尽美的信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纯洁性”的信念。安德森在慢慢费力地对“精确进行的摸索”本身表现为对优美的风格、对纯艺术的探索，福克纳将这种探索与‘被控制，甚至被抑制的”语汇与语言力相联系。人们可能对安德森的叙述有所争议，或者甚至怀疑福克纳在向安德森学习探索优美风格方面的危害作用方面学得多了，可仍然认识到，福克纳的词语作为区别他自己作为诗人方面的实践与作为小说家的实践是有用处的。尽管他写作实践的范围扩大了，诗歌对于福克纳来说几乎仍然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志的表现并且是受到控制的，就是说，是受到抑制的。终其一生，他显然认为诗歌是“文学”，并且是极其抽象的文学。他在一九五五年说，诗人“所处理的事情是那么纯粹和深奥，以致你不能说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他处理普遍性的事物。”关于诗歌思想的主旨，关于纯洁与普遍性的主旨，使福克纳几乎不能接触任何事情，留给他的只是他自己更明显的情感和其他诗人的语言。他对其他作家模仿的习惯开始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不料却成了一种借口。同样，他修改和整理他的诗歌的习惯开始是锻炼性的自修，不料却成了精心的拖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依然是个献身的艺人；他的稿子，甚至相当轻松地写的《当我弥留之际》的那部书稿，显然是一个作家不惜艰苦劳动以提高其艺术价值的产物。它并不是毫不经心，也不是意志力的松弛。它是深奥意义和纯洁风格的一种非常自觉的紧张的探索的一个陈述。这个方法证明在散文里使用较为容易。

    事实证明，福克纳得到一种自信的新思想。“我断定，我似乎觉得，”他在一九四一年写道，“我老早就知道某些事情值得讲，比我老早就干了好些，尽管它是需要讲的，蹩里蹩脚地讲甚至比不讲好。”显然，这里讲的自信心，是就需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及其含义而言，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信心的意思。然而在福克纳的公式里，我是最高的意识，等待要讲的事物比起意识来，又是最为深刻的：似乎他要去相信的本质较少地是意志和意向的本质，而较多地是包括需要、愿望与包括回忆的语言在内的回忆的本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柯尔德菲尔德小姐回顾其童年时期“乖戾而坚强的孤寂”生活时，认为当时受到的教育少，只是“在我能听懂和理解之前，甚至在我听之前，让我去听罢了。”象一切伟大的小说一样，福克纳所处理的是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因而是知道得不完全的事物；但是也象上切伟大的小说一样，它也处理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周围的，然而害怕加以承认的事物。假若为我们所不完全知道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需要伟大的预见性和大的才华的话，那么为我们所抵制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则需要大的勇气。因为那两种词汇的发现，哪怕是间接的和隐讳的词汇的发现都显然是有好处的。

    福克纳在同样的论述中，用纯洁、深奥和普遍性给诗人下定义，他接着说，小说家“处理的是自己的传统”。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已开始想到自己要当作家。他后来发现，散文似的小说是他适合的手段。虽然这些事实至关重要，然而比起他把自己叫作乡下人一事，就不那么具有特色了。几年后，他回顾在新奥尔良和在欧洲的岁月，他把自己描绘成过着纯粹流亡形式的生活——“一个流浪者、一个无害的一无所有的浪人”，他蔑视地位的重要引人注目。虽然这幅图画对于福克纳的实际经历有所夸张，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他引人注目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早先他在题为《野鹅》的一首诗和题为《如今，我干什么？》的一个故事中的片断中，赞美一些鹅疯狂而寂寞地逃跑。后来，在《当我弥留之际》里，他将爱地·邦德任对自由与美好的渴望与那黑暗中传来的“微弱、尖细而又激越的”一些鹅的叫声相联系。他知道，逃跑既可作为个人的手段，也是文学的源泉。流亡是他那一代的作家们的最突出的主题和典型。它假着不是一个明显的可采用的事物的话，就毫不足取了。对艾略特来说，它意味着给予了一个新的故乡：对乔伊斯、庞德和海明威来说则是一些新的故乡；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它暗示重新下的大界说和英雄的前景以及新的心境和腔调。但是福克纳发现，他的经历将是不相同的：他必然会在生活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尝到流亡的滋味。我们观察了他的事业，在观察中了解到他的事业在他一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之后，知道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散见着一些预感：其事件具有他的特色，其人物是同他居住在一地的。这些预感使他发现一种不可避免的意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住在新奥尔良时，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品，他“不管是什么神”的缘故，使他成了扎根于乡土的一个乡下人。他感到自己正如别人对他的了解一样。“你是个乡下青年，”舍伍德·安德森说，“你所了解的是你出生的密西西比州里的那一小块地。”然而说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这句话，并不是讲那儿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象安德森一样，从几个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他认为，人类需要在生活中扩大其想象力。从这个信念出发，就导致了他们对传奇故事的共同爱好。他们两人都把现代社会的陈腐与其太迷恋于事实从而损害了想象力相联系；或者引用安德森在《两面人》杂志上的作品中的一句话：与未能发现“想象力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时机”相联系。

    然而福克纳明白，他自己的危险在于对想象力的相当迷恋损害了事实。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害怕简单的自我沉迷——他原先把这叫做对自我的“病态兴趣”。如《爱尔梅》中清楚地表明的，他在流亡中倾向于退缩到自我中去。此外，他害怕抽象，这是他在戈登中所引人注目的危险之一。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风俗和社会习俗，故事与传说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由于他的敏感，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很熟悉的作用，他了解的社会风俗和当地的故事越多，它们就更加吸引和引起他的注意。他叙述他的想象过程的词——“将现实升华到不足凭信的程度”——将他自己的实践与戈登的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在内容上也表明，他回到“乡土”代表着他向“实际的”转变，他将实际与地点联系了起来。回到奥克斯福，他恢复了旧的爱好并且找些零活干。他上午写作，下午和傍晚玩高尔夫球或狩猎，听故事或讲故事。他有时干油漆房屋和招牌的活。和消遣娱乐不同，零活使他挣来所需要的钱。但是和消遣娱乐一样，干零活是使他自己变成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和拉法耶特县的“居民”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仍然深感矛盾：社会吸引着他，他可以一半地进入；社会冒犯着他，他感到不安并退缩回去。他知道，他需要了解他的社会的详细情节，他的部分精力仍然深愿献身于此。然而当苦恼、压力或冒犯加紧起来的时候，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他就改变一下。并进入了“幻想的世界”。

    反过来，杰姆士·乔伊斯在其戏剧性的流亡中，只是通过遥远的窗户开始谛视其所失去的家园，福克纳回到家乡就保证他要立即对家乡的一切瞧个没完。他非常强烈地感到离乡别井之苦，这使他意识到需要呆在家乡，避免某种更长久的浪迹。其结果，假若不是故意地，他的回来仍构成了一箭双雕的策略。因为它不仅保证了他可以投身现实；它也加强了使他将现实升华的需要。几年以后，他暗中将对他的地区的献身与他在邮局的局促联系了起来——“象邮票大小的我的故土”。实际上，他不仅将他的地区与不毛相联系，或者与象他一度叫做的“南方人生活的一无所有”相联系，而且也与外部的压力相联系。“他由此迸发出这首诗。”斯蒂文斯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不是我自己的家乡。”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他的归来使他委身于这个地方。然而他决不能完全变成他的家乡。他战后归来发现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乡，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是回到了家。”这是他经历了多次的经验。终其一生，他连续经历了远走他乡，这在几种意义上使奥克斯福成了“暂时的住址”。奥克斯福的现状：供应来源和消遣、娱乐也是因一无所有而来的一种医力，这种压力来自本地，刺激着短途旅游。退回到一间小屋或书斋里去（在罗万·俄克的那个书斋故意修得朴朴素素，几乎是四壁萧然，回忆起来与其说是一无所有，不如说是跟和尚的禅房一样），握着象征性的球形门把手，他进入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环境。他在那儿进行着他称为“独个的”劳动，然而在那儿干活没有任何“寂寞之感”。后来，他将想象的境界置诸脑后，回到了奥克斯福和拉法那特县。他一直走到市广场，仔细端详南部联邦支持者烈士纪念碑。他到几条河流附近去观赏鹿群。他往复于想象境界和现实之间，首先对这一个表示忠诚，然后又倾向于另一个。他认为，地点的观念不仅使他心理上得到平衡，而且还助长和抑制着摆动。

    假若福克纳不是那么二心不定，他本可以象亨利，杰姆士一样，达到“他的文学与他的自我”的实际上的融合。他没有那样，他的命运是培养一种区分。他说，一个作家“当他是作家时是一码事，??当他是社会上的一个居民时是另一码事”。有时，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使作为居民的福克纳成了他的有效的标记——如他对花花公子与放荡不羁的人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就是如此。但是他文学上的自我意识越坚定，他的角色变化就更大。他后来的大部分戏剧性描述——关于飞行员、农场主和狩猎俱乐部成员的描述——就是对不愿被看见的他自己的社会形象的表达。后来，他习惯于把自己不仅叫做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家，就象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兼诗人一样，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个农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模糊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不过靠行医过活，福克纳却不以当农场主来维持生计。福克纳靠写作和偶尔于零活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使金钱成了一个大问题。象他的飞机、船只、马和农场，都是用他写作挣的钱买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又会有其他花消。虽然他有点紧张或使能力得以恢复，他从而可以进行写作，虽然他的活动，包括耕作的活动在内，没有一项是有报酬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他所过的分裂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浪迹的岁月里和在这之前，福克纳写了些故事，其背景是未加说明的南方农村。但是在他刚回到奥克斯福后开始的计划中，他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费力地将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与他决不能完全接受的这个地区既联系起来又加以区别。假若这个幻想的世界，假如可能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但并不是目的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静谧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天国。象弗洛斯特的“莽莽白桦林”一样，福克纳常常梦想去到或“爬上天堂”，但是他也害怕他那半假设性的愿望把他摄走，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他那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梦想是“去了又回来的”。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仅具有生活的前景，而且是贫困的威胁，甚至是灭亡。因此他看见的可能性是动荡不定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世界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充分的补救。假若一个世界要他作想象的飞行或俯冲，使他可以指望适应与控制，那么另一个世界则要求他可以享受经验主义的欢乐并同意他的变动和变化。他最深刻的认识是假若他既可以飞行又能得到欢乐的话，他就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他的艺术。于是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折衷，他的艺术成为另一种。

    福克纳发现在奥克斯福不仅有职业和娱乐，而且还有从外面来的压力，他几乎立即变成了多产作家。二月中旬，他写信给霍拉斯·李渥内特说，他正在写“两个作品：一部小说和关于我们镇上人们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几周之前，菲尔·斯通写了一条新闻，记述了福克纳计划中的两个，都是以下美国南方为背景”——一个是“典型的南部的贫苦白人的”一个大家庭的喜剧故事，另一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

    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少目的性”。后来他认识到，为了使他的作品唤起人们注意，他必须使其具有个性。他几乎立即开始搜集一些人物的材料。有些人物是他“虚构的”。另外一些人物是他从童年时听到的“故事里塑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部分地是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所组成的，他的人物引起了对他决不能全部接受然而又害怕失去的这个社会的回忆。但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也由“他们应该有而实际没有的人们”组成，他们属于他的思想和愿望的世界；这是一个他希望将来会有的世界。“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他说，在于“活动就是生活，用摹拟的方法止住活动，并使之固定起来，以致一百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看见它时，它又跃然纸上，因为它就是生活。”然而他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形象；它是提高了的生活的形象。他需要表明，假定有时机和需要，这些人物“能够作什么”和“会作什么”，也许甚至没人在场“对其行动进行记录时”，也会那样干的。

    福克纳将其艺术的精华置于这种振荡中。创作意味着按生活原来面貌描述形象，又以它“应该象什么”来加以修改。早先他在魏拉德·宏丁顿·莱特著的题为《创作意志》一书中发现了对艺术家的定义为：“抓住了他的特定社会的本质、真实情况和记实小说资料并将其塑造为他们的新社会。”象那样的某些事情就是他所探索的。人为加工提供动作和结构，提供情节，这是一种恢复，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炼”，和一种统一性，一种完成，“我们决不能使其圆满的事情”的完成。在这个缩小了的社会里，“回溯到由于细微失掉使其变为单纯的时刻”，明显的典型、英雄的前景、甚至被禁止的完成——精炼和圆满一较为容易。但是因而简单化了的这个社会，“去掉了蚊子的、平头钉和碎玻璃的”经验，抑制和禁忌，“只留下和平的愉快的事情”，或戏剧性的、英雄的人物，福克纳支持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那样的缩减并不使他感兴趣。差强人意的是，塑造的典型必须唤起和熟悉每件事情。象矫正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加强和改正；象完成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表演、被禁止的完成以及不可能的行动。

    结果弄清楚了，福克纳准备的行动是使他不仅能接近整个复杂的传统而且达到更高的觉悟水平；不仅接近旧故事和讲故事，而且接近被埋藏的回忆和愿望。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认为，安德森的榜样教育着他要避免精确和纯洁的危险。他认为，安德森的建议有助于使他成了一个地区主义者：“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其现在和出生以来的过去。”然而将存在置于继承与阅历之下的这个公式暗示着，福克纳回到密西西比也就是回到他的童年和家庭。

    福克纳本着一个大发现的思想进行写作，他同时进行两个计划的工作，一个代表着要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的一种努力；另一个代表着要熟悉家庭传统和个人看法以及社会势力的一种努力。这些计划的第一个是处理斯诺普斯家庭的题为《亚伯拉罕父亲》的作品。背景已是法国人崩德，这是给祖籍假如不是法国，也是“外国’的一个男人取的名字；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阿姆斯蒂德家族的人们和小约翰家族的人们，已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血统”；弗莱姆·斯诺普斯已在竭力使凡尔纳家族的人们离开家乡；他那绵延的家庭的成员埃克和杜威元帅来自各地。甚至流动的售货员V·K·拉特利夫也在，虽然他的名字叫V·K·苏拉特。

    《亚伯拉罕父亲》是粗糙的而且没有写完。福克纳的各种开头暗示着，他放弃它表明他还无力支配他所发现的东西。但是《亚伯拉罕父亲》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过去似乎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已经逝去，它属于一个前程远大的无名的男人。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庭、奴隶和光辉也都逝去了，他那辽阔的田地被划分成小块的无法维持的农场，又慢慢地长出了丛莽，给他留下的唯有河床（他已将河床清理），??和一幢庞大的殖民地房屋的架子。”魏尔·凡尔纳是当时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那就是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凡尔纳是个相当有能力、财富殷实，然而又不尚虚荣的人。他的地位注定要给弗莱姆·斯诺普斯夺去。斯诺普斯是“一个成员繁衍的不定居的部族家庭”的首领，这个家庭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无计谋生的佃农们长久以来传宗接代所传下来的”。所以这部作品一开头就有几个人物与后来产生斯诺普斯的故事与小说的历史渊源有关。弗莱姆已经在走向银行行长的地位，他已是狄更所与巴尔扎克的十丸世纪的伟大英雄们的一个温和然而又冷酷无情的后裔。象他们一样，他让自己沉迷于发财致富。有鉴于他们企图进入他的社会，分沾其权力与财富，弗莱姆决心攫取他的社会的财产，这就是他终于将这个共同体加以摧毁的原因，这个共同体是其成员为其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是接着终于遭到毁灭的原因。

    福克纳从自己的经验和早期的阅读中，已经密切注意到，当家庭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势力向个人生活进行袭击时，这些势力之间的十分重要的紧张关系。当他们刺激着行动和表明想象力的结构时，他也密切注意到个人的需要与愿望。概括地说，在十九世纪，小说的中心已经从意识移开了，小说怎样按照周围的世界去塑造周围的世界，它怎样以其特定的严肃和充分的具体化向着意识冲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认为，想象力与社会和历史的结合减轻着自我意识、自我内省的小说。他们所完成的仍然是再下界说，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如罗伯特·阿尔塔指出的，他们的著作表现为，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自主力量，即使当他们努力在塑造当代社会的世界的“一个真正形象”时也是如此。

    尽管在时间与地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威胁过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的势力——战争及关于战争的谣传，经济生活的剧烈改组、金钱、权力和威信从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迅速的技术变化和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其中许多同样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势力。福克纳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似乎怎么漂亮，它不能持久，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那就是死亡。”他也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杂七杂八的一个袋。在这个消逝着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宏伟庄严（“绚烂美好的事情，那是人们过去的一部分，”但这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灭亡”），而且也看见了残忍（为了使大地长出某些东西，可以为了“赢利”而出卖，宁愿去奴役一个民族和毁坏旷野。）在正在显现出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粗俗下流（“斯诺普斯的企图是相当卑鄙的，他光想赚钱，并不考虑怎么个挣法”），也看到了力量（甚至他厌恶其所采取的方式，他也羡慕力量）。因此他的想法是分歧的，他开始用华丽的词藻不仅将他周围的复杂社会调和了起来，而且也把他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复杂的反映带上温和的色彩。他的进取心规模宏伟（他把重点放在自己正在创造的这个王国上），表明他的语言艺术的力量甚至可胜过最具挑衅性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需要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社会具有他所知道的这个社会的突出特点，一切令人惊叹的和具有威吓性的性质；它的宏伟和无情、它的粗俗与力量，这正是因为他要精通和唤起它。这个社会对于他随时都似乎既是熟悉，又是其他什么，既有吸引力，又具威胁性；他的目的既是地方性的，又是特别大的。似乎他已决心将其改变，以便使其完全成为他自己的。他要的正好是全部财产（威廉·福克纳是唯一的所有者和业主）和全部技巧（“因此我创造了我自己的宇宙。我可以不仅在空间而且也在时间上象上帝，感动这些人”）。

    一定的希望与大的需要齐头并进，福克纳非常紧张地工作着。他在写作中，人物、家庭和团体开始激增，在非常激动的发现中，他的想象力开始从一种可能性跳到另一种可能性，场景与情节也以同样的速度成若干倍地增加着。分开来说，他的一些计划包含繁多。总起来说，他们代表着他对作为一个资源的他的领域的一项令人惊讶的发现，他把这叫做想象方法的“升华”和他在创作上的神话王国。“我发现，”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己的邮票大小的乡土是值得写的，我一辈子部写不完。为了将实际情况升华为虚构的小说，我完全有自由运用我的才华，使其达到顶峰。它开辟了其他种族的一个全矿，因此我创造了我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很久以来，福克纳就讲到了他的王国，似乎这个王国浮现在他的心中，有其一个已知的地点，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因为它的每一部分都含有其余的所有部分的意思，它往往有着他尚未记录过的人物和惊险活动，还有着他尚未充分探究的一些角落。假若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唯一合格的主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包含着许许多多内容，甚至他也不能加以穷尽。

    福克纳本着急于攀登高峰的思想，放弃了《亚伯拉罕父亲》的写作，以便集中力量写《坟墓中的旗帜》。在写这本书时，他发现了他所听到的、看见过的和感觉到的一切东西，并且立即想到现有的材料如下：那既应咒诅又是光荣的幽暗的往夕的思想；各抱偏见的人们和家庭；几个相纠缠和命中注定的祖先和后裔；两个相互纠缠和命中注定的种族；两个互相纠缠和命运注定的男女。一九二七年夏，他回到了帕斯卡哥拉，他在那里非常激动地继续进行写作。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即他满三十岁后的第四天，他写完了他的小说。一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他写完了《蚊群》。《坟墓中的旗帜》是将近六百页的一部书稿，它需作某些修改。但他是愉快的，而且具有信心。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信，她是老上校的最小的闺女和他最喜欢的亲属。他在信中说，他的书写完了，他要回奥克斯福，花一个月时间油漆招牌。他给霍拉斯。李渥内特写信说，他已经“写完这本书’，他需要一笔预付稿费，“以便为了生物学研究，继续与一个小姐作考察旅行。”他认为，任何出版商都会知道他那一年已经写了这本最好的书，他已经给这本书取了书名，任何人不能改动。他正在为这本书设计封面。

    它终于用两种形式出版，即《萨多里斯》和《坟墓中的旗帜》。福克纳的第三部小说是一部有瑕疵的书。可是它在他的事业中仍然占着关键地位，这有两个原因：因为他以前的著作没有显示出来：这部著作标志着，他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作家出现了。如他曾经讲的，这部著作包含着他的“经外书”的萌芽。它包含着的前途的希望和它显示出的伟大是他要从事的事业的方向，此外，由于它在出版中遇到的遭遇，它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假若《坟墓中的旗帜》很快被接受和出版，福克纳大约会回到《亚伯拉罕父亲》中去，几乎肯定不会去写他所作的事情，即写作《声音与愤怒》。

    《声音与愤怒》所坚持地认为的和《坟墓中的旗帜》所暗示的是：威胁着或至少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力量是内部的和心理的，也是外部的和社会的。社会的、经济的和人口统计方面的移动是《亚伯拉罕父亲》一书的中心，这几点在《坟墓中的旗帜》一书也有，因为我们最清楚不过地看见了这部书里包含有斯诺普斯家族的几个成员。但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关切的其他事情是占着优势的，即：必须处理被禁止的欲望和行为，甚至特别要处理顶替男性竞争者们和占有被禁止的女性。在《亚伯拉罕父亲》与《坟墓中的旗帜》的几个特点中，它们所共有的特点是都有软弱的父亲们和自强的后人。尽管这是它的第一个书名，斯诺普斯家的故事一开始就是斯诺普斯家的后人的故事，特别是名叫弗莱姆的长子的故事。在《坟墓中的旗帜》中，曾祖父们、姨婆们、祖父们和儿子们支配着场面，而母亲们和父亲们则实际被删去了。此外，有一个名叫霍拉斯·本波的哥哥的故事，他的生活围绕着他对他的妹妹纳西莎的暗中迷恋而展开。

    于是，《坟墓中的旗帜》利用家庭的和地区的材料。回忆起老上校的暴烈、戏剧性事件和显赫，福克纳塑造了命运乖蹇的贵族的这个萨多里斯家庭。约翰·萨乡里斯上校的几个生死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行动，他修建铁路，他死的方式和他坟头高耸的墓碑，都勾起了对老上校的生和死的回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见了有点怪癖气的堂堂的银行家老白亚德，对着他父亲的遗物沉思。正如这些遗物象福克纳的祖父在其大宅第中给他看的遗物一样，老白亚德也象小上校。在这部小说中，老白亚德、一个姑母、几个朋友和仆人都讲到这个上校的故事。因此描述老上校冒险事业的福克纳家族的传说直接进入了小说，还提供了相当多的插入材料。福克纳既依靠将回大大精雕细琢熔为一炉的他家庭的习惯又对此怀着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也直接进入了这部小说，特别是通过珍妮·萨多里斯·杜·朴里姑母对其上校哥哥白亚德第一之死的叙述而进入了小说：“她把这个故事反复讲了许多次??随着她年岁的增长，这个故事本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直到两个漫不经心的莽莽撞撞的小伙子以其青春年少的放荡不羁过去轻率地开的玩笑成了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绝妙的悲剧的焦点。”然而福克纳发现了他的素材象他的人物们一样具有自由变动性。不同于他读过的诗歌，因为是已经写成的，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他所知道的一些故事仅仅存在于口头的流传，其中有许多故事都不只一种说法。它们不仅可以变化，而且还引起人们作这种变化。

    《坟墓中的旗帜》里除了萨多里斯家庭外还包括成为福克纳的约克纳帕陶法小说里的一部分的大多数社会人物。只是没有印地安人。在萨多里斯家庭的黑人仆人中，我们碰到了有些是滑稽的，有些是倔强的，有几个则是非常机智并且极其虔诚的。白亚德在圣诞节时访问了黑人家庭。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以其禁欲主义的坚决和传统的忠实战胜了巨大的逆境。在白亚德访问的另一个家庭麦克卡鲁姆家人中，我们看见了艰苦劳动的、独立的和不骄傲的自耕农们，福克纳对他们深为羡慕。《亚伯拉罕父亲》中出现的几个人物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出现了，其中包括斯诺普斯家庭的几个成员和V·K·苏拉特。苏拉特是自耕农们的后裔，他虽然不在这块地上住，却仍然保留着不变的德行。斯诺普斯家人们是曾经定居的佃农们的后裔，他们代表着不辨善恶的和无廉耻的野心。

    在《旗帜》和在《亚伯拉罕父亲》里一样，我们感到了浓厚的乡土意识。杰斐逊的中心市镇、几个偏僻的乡村、河流与铁路。总之，约克纳帕陶法的主要特点都历历在目。福克纳所描写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是传统的。它具有共同的知识与联系，它是一个农村社会并且是故事体的。读了整个作品，我们既感觉到福克纳“对他诞生和成长的乡土的忧郁的情思如绪”，也感觉到“他永远喜欢那儿的气候”。从必然发生的季节的代谢过程中，这部小说采取了时间的结构：它的情节开始于一九一九年初春而在一九二○年春季和孟夏结束。对自然景色的着意描写表达了比社会或文化还要老的某种意识，其中包括福克纳特别羡慕的几项美德：自恃心、忍耐力、自豪、勇敢和纪律。因为福克纳描述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传统的和农村的，季节的有规律的更替与人们的活动相互影响，使得这部著作的结构并不突兀。虽然《坟墓中的旗帜》与《亚伯拉罕父亲》在人物上、情节上和手法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它在几个明显的方面与《亚伯拉罕父亲》不同，其中包括一个最显著的重要之点：它充满了浓厚的往昔的思想和深深的乡土意识。在其开头的一个情节里，老白亚德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萨多里斯银行里谈到老白亚德的父亲、这位上校时说：“他很悠闲，他比起在这个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来，要明确得多，而另外两人却因耳聋固定在一个停滞的时间里，并且日渐缓慢地消瘦下去，骨瘦如柴。”在《亚伯拉罕父亲》里，我们在废墟中和地方的困惑与传奇中看见了过去的迹象，但是在现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目中，过去并不占着重要的分量。斯诺普斯家庭对过去有着一些回忆，但是并没有家史的思想，他们表现出相当大的能耐并扩大着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萨多里斯家庭又深深地怀念过去，并且随着成员的减少，他们的负担增加了。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为四代人。故事开始时，四代人的三代的代表仍然活着。老上校的妹妹维基尼亚·萨多里斯·杜·朴里属于第一代，他的儿子老白亚德属第二代，他的曾孙白亚德属第四代。只缺第三代，即父母亲这一代。白亚德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一年以后成了孤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唯一胞弟、名叫约翰的双胞胎弟弟死了。他被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和他讨厌而又不能避开的内疚感所缠绕，他怀着对他的弟弟的令人惊讶的死亡的回忆，毫无顾忌地跨越了这部小说的让人昏昏欲睡的情节。那个死亡又勾起回忆，内心里重复着老上校的兄弟自亚德第一在内战中的丧生。失去了双亲，这个活着的白亚德感到茕茕孑立，为回忆所萦回，觉得处于绝境。社会对他来说立即成了太空洞和太密切的，他觉得自己注定会重复他的弟弟已经重复过的那种类型的遭遇。到头来，他的遭遇正是那样，他经历的危险意味着他现在孤苦伶仃然而却恋恋不忘过去。

    象《士兵们的报酬》一样，《坟墓中的旗帜》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从战争中归来，没料到自己不能适应平民生活。和《士兵们的报酬》不同，《旗帜》的焦点集中于福克纳早先在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成之间感觉到的类似情况。在这些战争的第一次战争里，一个叫作约翰的哥哥经历灾难后比他叫作白亚德的弟弟活得长，正如他们的妹妹维基尼亚经历灾难后比她的丈夫活得久一样。约翰和维基尼亚都一直尊敬、甚至美化他们失去的死者的敢于反抗的精神。但是战后，维基尼亚却走出南方去建立新的生活，而约翰却回头去实现其修建一条铁路的梦想。在他们讲的这些故事里，我们意识到他们对光荣的死的向往，但是从他们所作的事情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对生活的献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作白亚德的兄弟经历灾难后比他的叫作约翰的胞兄活得长，显然他失掉了双亲，他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烦躁不安。不管他被马、汽车或飞机所吸引，速度是他的止痛剂，危险是他所爱的。他与野种马搏斗，使自己受了伤；他驾驶汽车，促使他的祖父早亡；驾驶显然不安全的飞机飞行，他使自己丧生。

    萨多里斯家的故事，特别是白亚德生和死的高峰构成了《坟墓中的旗帜》的情节中的最大成分。但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涉及另外两个孤儿霍拉斯与纳西莎·本波。福克纳一方面将纳西莎与珍妮姑母并列，另一方面将霍拉斯与白亚德井列，从而大大扩大了他的小说。珍妮姑母对萨多里斯家人们放肆的愚蠢既轻蔑又高兴，这在纳西莎变成了冷淡的轻视和恐惧：“只有在完全没有男人的社会里，”她有了一种想法，“她才能有宁静。”然而她的生活在她不中意的人们中回旋。她和她那女人气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她把拜伦·斯诺普斯的几封无名情书藏起来，暗地里读了又读。后来她发现自己被吸引要同白亚德结婚，他同时拒绝了她，把她吓呆了。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她致力于使自己的儿子不致被与她有联系的男人们所愚弄。

    虽然纳西莎决没有变成超越于对自亚德二心不定的妻子，她依然是霍拉斯的热情的妹妹并且变成了她儿子的热情的母亲。我们看来，白亚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物，或者至少是浪漫主义英雄的一类人物，——安诺德航行的“狂人”在二十世纪的后裔。我们看见霍拉斯·本波，另一个回来的老兵是个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靠早先的几个创作，其中包括对爱尔梅·霍奇的创作，使霍拉斯成为爱好豪侠者的后裔和一丝不苟的唯美主义者的一个类型。霍拉斯被叫做“诗人”，他实践一种完全是代替和升华的艺术。而白亚德在战争中当过战斗机飞行员，复员回来后怀念着他死去的弟弟，霍拉斯则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队里当干事，负责军人小卖部的工作，复员时带着一个吹制玻璃的机器。霍拉斯独自工作着，在制作“一个几乎是很完美的透明琥珀瓶”，他“总是把它放在床头几上”，把它叫作他“妹妹的名字”，称她为您，“好象她仍然是一个淑静的没有被死神夺走的新娘似的”。

    假若在道森·费尔柴尔德关于一个憔悴者的画里，这个憔悴者“每天晚上把《十日谈》带到床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代替，那么在对霍拉斯的创作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升华，从霍拉斯的话里，我们发现了与福克纳意识到的代替与升华的思想联系起来的一种迹象。福克纳写完《坟墓中的旗帜》后不久，开始了与他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小说，后来他讲到此事，措词是这样的，它模仿着他对霍拉斯的花瓶和淑静的新娘的描述。然而这时他正在写《坟墓中的旗帜》。他觉得是易于使自己与白亚德和霍拉斯保持超然的。他的困难在于满意地将他们的故事结合起来。在某些地方，这部小说似乎在叙述上是重复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又似乎同时是分道扬镳。尽管它有其缺点，它仍然应该得到比他所遭受的命运好些，它仍然是一部比大多数评论家承认的看法更令人着迷的小说。对这部小说的最早的反对观点是霍拉斯·李渥内特的看法。这个观点实际上证明是预示性的：福克纳继续写的小说由于使用过度而弄坏了他的风格，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把不同的叙事线索搅到一块儿，而且也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较大整体的一些部分。《旗帜》中的人物在后来的截然不同的小说里出现，如在《圣殿》和《未被征服的》中出现。《圣殿》是福克纳的最为悲惨的小说之一，而《未被征服的》则是他的最为浪漫主义的小说之一。

    我们常常意识到具有丰富的令人着迷的想象力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有着很强的交互作用。但是我们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陶法小说（这些小说显然是他想象力成就的精华）里所看到的是通过几乎整个包括在内的结构所出现的明显的相互影响。有三件有关系的事实：福克纳的酷爱使得马尔科姆·考莱建议，编《袖珍本福克纳文集》；由于这书出得快，福克纳认为它是“我那虚构的县的金书”；和这个计划在使福克纳的伟大被人识别方面所占的特殊地位。这三件事实表明《坟墓中的旗帜》开始的故事与小说的一个明显特点：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以及基于差别的逻辑。而它们的整体逻辑连同成为这个整体的原因的相互影响在内是愈来愈复杂和愈丰富的。因为福克纳的小说并不是由关于南方历史和南方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赋予活力的，因此他的方法也不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那些方法，把他的约克纳帕陶法的小说认为是历史或社会学显然是思想的错误。他的作品在其意义上比在微观世界上的南方历史和南方社会学要丰富些，而在其直接的应用上又较后者少些。然而那种错误的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表明他的作品中两种矛盾思想相互间的平衡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种思想，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想象的王国，另一方面它又从这个社会中得出了一种看法，他决不完全同意这个社会就是他的家。甚至在福克纳的读者们、评论家们和邻居们将素材和原作纳入小事业里之前，他的作品就暗示他在它们中所追求这种均衡是达到了，并通过它们加以维持。他转向老上校的情节，用了蒂帕县和里朴莱村的景色、历史和人口统计。回忆小上校的情节，他使用了拉法那特县和奥克斯福村的。但他是随意地使用所有这些材料。因为最后不是他为之献身的这个事实，而是为安德森所称为的“将想象力用之于生活实际”。他揉和并增加，修改并变形，塑造了一个具有自己特点和过程的社会。

    在《亚伯拉罕父亲》和《坟墓中的旗帜》里，福克纳成了家庭和地区故事、传说与神话的歌手，因为它们简直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似乎很少是有意识地使用的。当他周围的人们成了他的听众拒绝同意他的歌声时，他和他的文化已经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其紧张了。尽管他不能吸引听众，他的想象力仍然回到了密西西比，这使他回到了几个丰富的传统。当V·K·拉特利夫与V·K·苏拉特后来成了这些传统的两个专家，一个是对于夸张故事至为重要的夸张狂的热爱者，一个对讽刺的、有节制的自嘲性幽默有禀赋。随着萨多里斯之后，其他人物也采取了福克纳将其与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的精雕细琢的、歌颂的文体。他当孩子的时候，就已坐在新教教堂上，站在政治讲坛前或观看地方上的一些表演，在那儿有密西甘大学演说与雄辩教授艺术大师汤姆斯·C·特鲁布拉德朗诵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独白和地方上的专家亨利·瓦特尔森朗诵弗雷德·爱默生·布鲁克斯的作品《罢工纠察员的控诉》。这些和其他传统连同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所发现的旋律都融合在《坟墓中的旗帜》里，这件事使福克纳受到教益，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诗人，而去写内容丰富的音调抑扬的散文。

    在吸取小说的传统时，他谈到了社会现实，他将社会现实同社会及自然联系起来。就他的方面而言，他同意自然与社会的优先性，他也同意这样一种思想：构成词汇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相当幻想的。他和世纪交替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具有一个相反的信念，认为以前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和不稳定的。他除了单纯地对这个事实感到不满以外，还从中得到慰藉，因为撇开损失不说，这个社会的行动和行为的可变性意味着机遇。几年以后，他把他的曾祖父说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的集中体现，然后特别提到老上校的一切成就都已消逝：“旧地遗物荡然无存，房子没啦，种植园的边界已毁，他的业绩啥也没有留下，唯有一尊塑像。”似乎是事后的想法，他接着说，“那样好些。”这暗示，他的伟大祖先对他的吸引力既是作为活在世上的力量，也是行将死亡的力量。几年前，在《坟墓中的旗帜》里，这个双重的反映已经表露出来：虽然他为他伟大祖先的业绩感到自豪，他为自己处于这种关系中和他可以自由地作出修改而感到高兴。其中那种双重性表明，他首先尽到的对约克纳帕陶法的义务应该是他对w·c·福克纳第一的一生和时代所尽的最为直接的义务，这是绝非偶然的。

    尼采曾经说过，最有力量的一些部族中最有力量的祖先们总是必然会美化为神。从福克纳将老上校美化为约翰·萨多里斯上校和他的弟弟白亚德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描述的引起回忆的认真做的鼓舞力量。萨多里斯家庭再描述了福克纳关于自己家庭的故事的最深刻的意识。《坟墓中的旗帜》是一个意思上根本分歧的故事，它既说明一个家庭早先的勇武的业绩，也说明了显然的衰微。我们在这部小说里，从突出的勇敢和具有创造性的第一代到第二代，这第二代不怎么重要并且更加分裂了，然而仍然尽力搞好生活，之后到了第四代，则是追求爱情和寻死。然而这样建立的典型至少是令人惊讶的，吃惊之处在于缺了父母这一代。几年之后，福克纳被问及他跳过的这一代，他说，“双胞胎”父亲没有故事，他生活着只是为了这个家庭延续后代。弗洛伊德谈到他自己对潜意识的分析时，曾经说，“对正文的歪曲就象自杀：困难不在于犯过失的行为，而在于去掉犯过失的根源。”在福克纳的事例中，根源是极重要的，他将父亲的死定在一九○一年，即他自己的家庭从里朴莱搬到奥克斯福之前一年。在这一点上，在福克纳对其家庭故事的最显著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是与他内心的绞尽脑汁和积极进取的动机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由为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将镇压和报复的迹象简单地加以歪曲，或者将仁慈变为有意义的迹象加以精心制作，而是将这相互间那么有关系的两者变成几乎是难以区别似的。面对动机和策略如此复杂的一个作家如福克纳者，有些读者集中注意他对事实与细节的忠实，而另外一些读者则注意到他对它们的歪曲。但是在他现在准备写的伟大小说中，忠实与歪曲都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现在准备将陷入被撕碎和重新恢复的心灵加以戏剧化。缅怀一生，这些心灵被扔掉了又加以收回，浪迹天涯而又重新加以塑造，到处都留下这样的迹象和线索。甚至当这些心灵被赋予活力时，使死者似乎强有力和栩栩如生，它们通过判决，被判刑和显示其控制力。他们不仅分享了他们的作者的伟大的修辞的和想象力的天赋，他们也具有他的复杂的动机和策略。

    福克纳等待李渥内特对《坟墓中的旗帜》的答复，他立刻感到了信心和不耐烦。为了得到钱以便和他那个无名的情妇去浓游，他首先为一些招牌上油漆。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仍然感到坐卧不宁，就接受斯通将军的邀请参加一个狩猎队。十一月底，收到了李渥内特的信。“我内心感到抱歉”，李渥内特开头说，然后他继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部小说，福克纳原先认为这部小说会给他带来获利的好处以及关键性的成功。李渥内特对其拒绝的解释完全与福克纳自己对其事业的想法相左。他说，“《士兵们的报酬》是一本很好的书，应当写得更好些”，《蚊群》表明在精神上的提高不大，在写作上无所改进；而《坟墓中的旗帜》是“冗长的并且不完整”，缺乏“情节、宽度和突出”。福克纳认为，他似乎已发现了一个不可穷尽的王国，他的出版商认为，他似乎甚至并“没有任何可讲的故事”。虽然，李渥内特声称，他对福克纳的事业继续感到兴趣，然而他的话是刺耳的。鉴于《坟墓中的旗帜》使他为难，他建议福克纳甚至不要“提出出版此书”。

    李渥内特的信使福克纳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的事业重新回到第一个大阶段去。福克纳回复李渥内特似乎是冷静的，稍为有点超脱并且基本上是有信心的。“太抱歉，你不喜欢《坟墓中的旗帜》，”他说。“我仍然相信这是一本会使我的名字成为作家的书。”他承认他不能接受李渥内特给他的“超级的预支稿酬”，他仍然希望李渥内特退回他的书稿。他心中还有其他两个计划，他希望一个在春季完成，另一个在三、四年内写完。兴许李渥内特喜欢那两个计划中的一个。同时，他想将《坟墓中的旗帜》寄给其他出版商试试。然而实际上，福克纳感到太伤心了，太颓丧而不愿写作了。福克纳试图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他发现自己在毫无结果的控诉、愤怒地拒绝相信和努力做到超然与客观之间翻来复去地折腾着。十二月，李渥内特退回了书稿，二月，他正式打消了对此书提出要求。他愿意等待他希望在春天写完的这本书。但是福克纳的一切并不顺利，为了使一个故事不致两次投给同一个杂志，他注意记下他邮出的一些故事和收到的回复。他的底帐表明没有被接受的。先前他曾经对拒绝多少可以处之泰然，如今这些拒绝却加深了由于李渥内特的信引起的失望与怀疑。他需要帮助，就转而求本·华生。华生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执行了几年的律师业务之后，已搬到纽约，在那儿为李兰德·海华德的美国戏剧公司工作。这个机构管理着一些小说家和戏剧家。华生也是个自由作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出版界有些办法，他可以将福克纳正在不断寄出的故事作较为幸运的处理；至少他可以减轻福克纳邮寄它们的麻烦并且可以减轻他记录拒绝而引起的颓丧情绪。

    福克纳摆脱了一些故事，试图再修改《坟墓中的旗帜》，并写作新小说。这使他想到他终于可以由他认为是他的商业性的小说挣一小笔钱。几年来，他一直试图出版它。然而他仍然认为不能写它。他重读了《坟墓中的旗帜》，知道没法修改它，他转而去写他的新故事或新小说。似乎好的东西他啥也写不出来。他有时觉得不舒服和痛苦。他为欠李渥内特的钱而忧虑，他写信给他说，他已经将他的一些故事稿交给一个代理人，希望它们可以挣足够的钱以清偿他的债：“否则我不知道我们对这笔债务怎办。目前我有多多写作的贪心，因为你们出版界的人们宣称象我最后送给你的那本书是胡扯。我现在想卖掉我的打字机并且去工作，虽然天知道，浪费我的才华于磋跎之中，真是亵渎禅物。”实际上他不能放弃写作。他将书稿写了一个时候，又放到一边，决心忘记它，不料回头却想把整部作品加以重写。“每天或什么时候，我把它烧了，加以重写，”他写信给巴马姑祖母说，“现在它几乎是不连贯的。”特别是他感到乱糟糟或绝望的时候，他就把稿子给朋友们征求意见。但是似乎无助于事。他终于决定将稿子重新打字，送给华生。可能有人决定出版它。即使他们不出版，他可以继续写其他东西。

    华生在大约十个出版商那里作了努力，之后，他终于将它给哈尔·斯密斯看。哈尔·斯密斯当时是海尔科特·布拉斯公司的编辑。斯密斯喜欢这本书，阿尔弗雷德·海尔科特同意出版，约定此书必须予以删减。本·华生在斯密斯的监督下工作，没有福克纳参加，这样工作得以进行。他删去了斯诺普斯素材的某些部分和本波故事的一些大篇幅，因而将《坟墓中的旗帜》变成了《萨多里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约克纳帕陶法的第一个故事全文的大部分都删去了。在《萨多里斯》里，白亚德突出地显得几乎是孤零零的。在《旗帜》里，他被几个陪衬角色围绕着，他们的存在是比较充分地感觉得到的：即被更加浪漫主义的他的兄弟；被唯美主义者和艺术爱好者霍拉斯·本波和被强壮、稳健的年轻骑兵巴地·麦克科拉姆围绕着。

    删减后，福克纳加了一个献词：“献给舍伍德·安德森，由于他的关怀，我第一次出版了这部书，相信这部书会使他没有理由对那件事情感到遗憾。”他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写完的这部小说，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了。虽然此书的出版使他感到高兴，然而等的时间太长了，围绕这本书的苦难经历太痛苦了。一九二九年，福克纳的大部慰藉和他的一切兴高采烈都集中在另一部小说上。从苦难经历中和从另一个更不宜公开谈论的素材所产生《声音与愤怒》对他来说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书。他曾经让一位朋友删节了《坟墓中的旗帜》，但是当《声音与愤怒》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同一人所作的改变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