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法国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把邱吉尔抬得很高。现在，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又把他撵了下来。一个冗长的、孤独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又开始了。不景气的"黑狗"经常登门侵扰。邱吉尔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

    在这期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尔巴勒》和《伟大的同龄人》，同时，他还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许多文学评论家嘲笑邱吉尔的文风过于华丽，甚至言过其实。但是，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籍就是他的最大遗产。

    他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声。他强烈反对政府让印度独立的计划，为此，他辞去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职务，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权者之间构筑起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由于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企图在与两次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同时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离开党的队伍。他以提醒议会警惕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的危险来开始他的竞选活动。

    不管对他在印度问题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关于德国威胁的警告，却使他成为在一片自欺欺人声中的真正预言家。邱吉尔的预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为他定期从军事部门的那些为他们上级的盲目性感到忧虑的文职人员那里得到内部情报。确切地讲，使得邱吉尔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身分现在才为大家所知。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他可能会立即被当作好战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会发生改变，否则人们总会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情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某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性。也许有人会提出诘问，那些泄露三十年代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情报的人们受到赞赏，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报界泄露越南战争的人们却受到谴责，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问题是，这两种情报有本质的不同，对后看来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的文件时，已经有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且每周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为试图结束战争，我们正在进行极为机密的谈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象洪水般地被泄露出来——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致使战争不是缩短，而是延长。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泄露文件人们的意愿。然而，这无疑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泄露给邱吉尔的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使他在议会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中能够陈述问题。向邱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确信邱吉尔也会认为，在战时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邱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邱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显然，信誉扫地的张伯伦已不可能继续长期占据首相位置。但是，无论张伯伦还是国王都不希望邱吉尔来取代他。他们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勋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当首相不能由上院产生的决定被勉强通过后，六十五岁的温斯顿·邱吉尔才最后出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大约早晨三点钟正当我要去睡觉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赢得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仿佛觉得和命运女神在一起散步，并且觉得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一时刻和这次考验作准备的。"

    如果人们设想邱吉尔当时不当首相，继续留任海军大臣去指挥海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倒能够使人们找到一种客厅游戏的乐趣。但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位领导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去思考它。为考虑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就会寸步难行。

    在美国，如果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塔夫脱在选举后的十个月就死于癌症。如果邱吉尔死于1939年又会怎样？他会被看成是英国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动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上将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邱吉尔的运气、坚韧不拔、才能和长寿再度得到报偿。

    当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条：领导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英国不可能生存下来，西欧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国现在也许成为一个在敌对营垒中壁垒森严的岛屿。"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多的事。"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他战时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讲话的意义。

    当他们的地位突然发生颠倒时，邱吉尔十分宽宏大量地对待内维尔·张伯伦。邱吉尔坚持张伯伦应留在政府内，并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邱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却相当和蔼地讲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治活动中最好的典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在他任总统的十三年中，他从未在任何场合邀请胡佛去过白宫。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胡佛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使胡佛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即使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战后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决定，英帝国内部要求独立的势头也已经势不可挡。邱吉尔试图阻挡这个势头就会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涌来淹没他的双腿一样。

    甚至德国的失败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邱吉尔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抗衡苏联的坚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陆得到稳定，那么德国必须重建。他也知道德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并恢复元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比英国遭到部分削弱更为可龋当德国在重建时，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厂。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却不得不对付着使用那些即使在战前也已经十分陈旧的工业设施。结果是，残败国变得比战胜国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也不得不继续在配给匮乏中生活。他们厌恶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英国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英美联合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是邱吉尔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战后年月里，联合问题更为迫切。邱吉尔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三十年代，它被视为加强两国繁荣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国幸存的先决条件，在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在世界扩张的包围圈的唯一途径，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为保持英国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唯一途径。

    战后，为了维护英、美联合，邱吉尔不得不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参战前的两年期间，英国为了据守一条防线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尽管我们的伤亡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伤亡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比我们的伤亡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我们，他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们也应该了解，没有他们，面对着完全处于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欧洲，我们也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他们已感到有必要听从美国的看法和意见了。

    领导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实力。我不是说邱吉尔公开地表示妒忌或不满。但是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英国人肯定不高兴地认为："以我们几个世纪来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难道在领导艺术方面我们会真的不如这些美国人吗？"1954年，在我们的会晤和对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英国官员们包括邱吉尔在内，似乎已经相当顺从，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了。

    虽然美国有许多有才干的外交人员，但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我发现英国的影响仍较大，他们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们的知识更广博、素质更好。我认为，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首先应主动地征求欧洲同僚们的意见，而不只是事后磋商或通报情况，这样做必将得益非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见得是最有经验、最聪明、最具敏锐的洞察力或是拥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尔觉得美国在战后不久的对苏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没有把两国关系推到破裂边缘。在他试图教育我们的同时却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忘记了他的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的中心点是极力主张以英、美联合作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最好手段，当时，这个带有预示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说法是危险的，议会中一百名议员把它斥之为废话。

    在三十年代，当邱吉尔向世界提出了威胁来自纳粹德国时，许多人不愿正视它。在战后发起成立联合国时，许多人希望和祈求一个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当他们在四十年代未听到邱吉尔提出的关于苏联扩张主义危险的警告时，又有许多人不愿相信。但是他又是对的。他又一次走到时代前列，对公众舆论是引导而不是尾随。

    在战争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邱吉尔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的准备。在纳粹入侵苏联时，邱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对希特勒的营垒。许多批评家责备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回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想我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句好话。"

    邱吉尔与他的另一个主要的伙伴罗斯福相处得很融洽。这位美国总统曾经写信给邱吉尔说："在同一个十年中与你相处是件有趣的事。"邱吉尔在提到罗斯福时说："见到他时就如同你打开第一瓶香槟酒一样。"

    但是，两人经常在政策上有严重的分歧。邱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地投降是灾难性的，并且认为让战后的德国转变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们对苏联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起码说，从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事件开始——当时据说有一万名反共的波兰官员被苏联人杀害——邱吉尔就认识到斯大林在战后可能会象战前的希特勒那样贪得无厌。当时，罗斯福对英国帝国主义似乎比对俄国的疑虑更大，"温斯顿，"他曾经说，"这正是你无法看到的事，一个国家可能不要求获得即使他们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

    邱吉尔发觉自己与罗斯福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罗斯福并不考虑美、英联合起来反对"乔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从此，一系列灾难性的协定开始达成了。其中包括波兰丢失给共产党，把俄国人带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给了俄国人在亚洲的领土和经济特许权，这些特许权使中国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尔能够胜过罗斯福，则事件发展的结局会迥然不同。

    他对罗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忧心忡忡，并把这归咎于总统健康恶化。罗斯福去世后，他担心，与罗斯福很少沟通联系的杜鲁门正受到天真的亲俄国的国务院的影响。

    邱吉尔确信，阻止苏联占领整个东欧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担心苏联不会放弃东欧。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敦促他派遣美国军队进驻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他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在东方和苏联人握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后，邱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篇电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为行将到来的冷战的象征性的语言："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军队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铁幕。"

    邱吉尔认为让苏联人横行东欧，艾森豪威尔要负很大的责任。艾森豪威尔不是象邱吉尔那种类型的将军。盟军司令官的坚定和在邱吉尔看来，缺乏想象力的指挥风格以及他的随和的性格也许就是构成他异常和睦的原因，并且构成了盟军司令部内部合作的特点。仅仅这一点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邱吉尔后来推测，如果当时由麦克阿瑟任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话，美军不会不采取行动而眼巴巴地望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威尔把邱吉尔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邱吉尔死后不久，他写道："我通过和他战时的合作感到，整个地球似乎成了这个能人的操场，他几乎能在同一瞬间处理有关部署海陆空三军那样刻不容缓的问题和探索遥远的未来。他仔细考虑那些严阵以待的国家的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作用，以及为他的听众勾画出世界命运的轮廓。"

    这番陈述足以证明他对邱吉尔十分尊敬，然而，他与邱吉尔又有分歧，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中，他很少提到邱吉尔。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里，他曾告诉我，邱吉尔是那些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最难对付的人之一。因为无论他作什么事，他总是那样易动感情。他说："迪克，你知道，在辩论到他的方案时，他竟然哭了。"我能够想象出一幅艾森豪威尔不舒服地坐在那里，而邱吉尔的眼里充满着眼泪的场面。

    在领袖人物中，这倒并非是个异常的性格。例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试图让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时，有时也行将泪下。然而，对于他们，我就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得到我的好处而作的表演。

    我并不怀疑邱吉尔在需要的时刻或由于自己的讲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也会流泪。然而，他是一个有真实感情的人。莫兰勋爵的日记中记载着，当邱吉尔知道在他中风后，有可能无法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时，他激动得几乎流泪。他的秘书说过，当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里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的结束语时，就象小孩哭诉一样："我们不会投降或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信心百倍、实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陆地上作战，我们将在山岗上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日益认识到战争结束将给英国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一点，肯定使邱吉尔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击还未到来。

    1945年7月25日，邱吉尔离开了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斯大林扣杜鲁门飞回伦敦计算战后第一次大选的票数。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剧痛而惊醒，这是即将来临的不祥之兆。选举结果就象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打击邱吉尔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们。工党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保守党被赶下了台，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赢得了和平，杰出的战时领袖受到排斥的现象并不鲜见。戴高乐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时造就的伟人的素质并非在和平时期一定为人们所需要。成功的军人一政治家惠灵顿，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则属例外，绝非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邱吉尔默默地坐在那里承受其结果时，肯定会这样问自己：这难道是对他不仅承诺而且已经交付了胜利的应得的酬谢吗？他象往常一样用嘲弄来掩盖他的痛苦。当他妻子告诉他："也许这是伪装的祝福"时，他回答说："此时此刻，它似乎伪装得那么巧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如邱吉尔本人十年前在他的《伟大的同龄人》中所写："最辉煌的时刻消逝得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大英帝国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国已经取代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发起冷战时期英美联合的难于维持，所有这些肯定使邱吉尔在此期间非常不愉快。有人认为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退休，躺倒在战功簿上。1947年当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议员去英国时，我所接触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指望邱吉尔能重新执政。毕竟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并且最近中过风。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尔的人中没有一个会认为他会在耻辱的环境下屈服。他坚持在下院作为反对党的领袖达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执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这样的重新执政看起来象是虚假的，但是别人看来是虚假的，对温斯顿·邱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邱吉尔七十六岁再度肩负起首相的责任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授权将比他过去任首相时范围更大。人们还认为，在他圆满完成凯旋荣归后，他会把统治权移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安东尼·艾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放弃权力就象难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样。

    1970年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总统的夫人。她告诉我关于她丈夫最后一次会见邱吉尔时的情况。当铁托走进房间时，邱吉尔滑稽地冲他咆哮说："你知道，在战时我不喜欢你，但是你既然站在与俄国人相对抗的立场上，我发现我更加喜欢你了。"事实上，这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士显然相处得很好。

    邱吉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那时抽雪茄和喝酒都已严格定量。精力仍旧充沛的铁托大口喷吐着一支大号的邱吉尔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苏格兰威土忌后，把邱吉尔的也喝了。邱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铁托说："你怎么保养得这样年青？"凡是见到他的人都会感到铁托非常年青，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染了头发。邱吉尔没等铁托回答，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权力，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领袖没有什么严重疾病的话，他通常会以其智慧和判断能力来弥补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头脑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见到周思来时，他是七十三岁；1969年见到戴高乐时，他是七十八岁：1959年见到阿登纳时，他是八十三岁。他们仍在执政。因为，他们比他们政府里的较年青者更坚定、更有能力。

    邱吉尔简直不能自动放弃权力，他不断地推迟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说等到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退休；随后说等女王从澳大利亚旅行回国后：之后又说等艾登腹部手术完全恢复之后；接着又说等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会议结

    他半睁着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几乎象一具僵尸。他的问候声很难听清。他软弱无力地伸出手来。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兰地，酒拿到后，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焕发出光芒，他的讲话也清楚了，他对周围的事物也变得关心了。

    我在晨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非洲的报道，加纳正在考虑并吞几内亚。我把此事告诉了邱吉尔，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认为加纳不用吞并几内亚就足够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坚定口吻继续发表议论说，罗斯福过早地强迫英国和其他有属地的列强让他们的殖民地得到独立，他说这些国家在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让他们肩负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况比以前更坏。他重复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驱车前往白宫途中的一个观点。

    我询问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强大，才能在全世界维护和平和发展自由。他强调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大约六十分钟后，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许我不能再见到他了，所以我试探着——我想多少有点笨拙地——告诉他亿万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情。

    当我起身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他需要别人搀扶着离开椅子，在一边一个助手帮助下，拖着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当大门打开时，我们被电视摄影的强烈灯光刺得睁不开眼，这对他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们推开，让自己一人站着。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的手举着作成表示胜利的"V"字形。摄影机嚓嚓地响着，闪光灯闪烁着。片刻后，门关上了。

    当摄影机对准他时，他这颗明星自始至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年迈可能征服他的躯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尔对今天自由世界的启示是什么？

    邱吉尔在战争中是一位超群的领袖，他对争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发动战争只为一个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和平占主导的世界。他争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一方面，他坚持主张维护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实力。他继续告诫西方关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与现在欧洲的某些领导人不同，他把苏联向工业世界的矿产、石油资源中心的猛烈推进，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开进德国中部平原一样大的威胁。

    他会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对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冒险主义感到担心一事而喝彩。他虽然不会随声附和美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但是他会使用最猛烈的言词来谴责欧洲把美国和苏联看作为相同的对和平的威胁的倾向。眼，这对他产生了令人

    另一方面，邱吉尔愿对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赋于生命力："决不要因害怕而谈判，但也决不要害怕谈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使爆发战争的最终冲突尽量地不致发生，他坚持主张自由世界与它的对手进行谈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愿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态度："我认为，那种除非或直至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否则与苏联之间什么也解决不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尽管邱吉尔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可怕的危险，他对于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内心里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相信，他于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对今日世界的预言，正好反映出这种明快的希望。他在表达了对核武器破坏力的关切后曾说："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些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绝对无法预见的安全……。

    无疑，如果人类要有他们心底的愿望并且消除了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感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他们力所能及的或曾梦寐以求的物质福利……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及世界所有各国站在最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奖赏的大门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们将作出正确的选择。"

    莎士比亚写道："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温斯顿·邱吉尔漫长的一生和在他的事业中，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邱吉尔不象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他是对的。

    在他为之而努力争取的大多数事情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

    在有关邱吉尔的一生及其时代的大量优秀书籍中，对邱吉尔的描写就数艾赛亚·伯林撰写的只有三十九页的小册子的最后一节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简单的要素形成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坚定和富有想象力，是他的祖国所培育出来的两名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一位有惊人才能的演说家，是他祖国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实在的传奇式的英雄，一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