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时，心中很是兴奋，因为这是地理书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图上飞行的感觉。两小时很快就到了。

台北这名字很陌生，飞机场相当简陋，大约也是“临时”的吧。既然大家都说台湾是个很小的海岛，应该立刻可以看到比较熟知的“鸡蛋糕”（吴振芝老师地理课上的基隆、淡水、高雄），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与菠萝。

初见台北真是有些意外，既没有椰树婆娑的海滩，也没有色彩鲜艳的小楼，整体是座灰扑扑的小城。少数的二层楼水泥房子夹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间，很少绿色，也没有广场。来到台北。我借住在马廷英叔叔家。

马廷英叔叔，号雪峰，一九0二年生于辽宁金县农家。少年时立志科学报国，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科，以第一名毕业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跟随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矢部长克博士研究，专攻古今珊瑚礁生长率变化及相关古生态、古气候、古地理及占大地构造问题，发表多篇卓越论文，获德国柏林大学、日本帝国学术院双重博士学位。一九三六年冲过日人之阻挠，以所学回报祖国，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第二年芦沟桥事变起，内陆各省缺乏食盐，马叔叔应政府之请，亲赴沿海及其他各产盐地勘量，并指示开探井盐和岩盐之道，有功于抗战之国计民生。

战起，京沪各机构学校纷往西南后方迁移，自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在中央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东北协会主持人，敦请马叔叔出任东北中学校长（该校成立于沈阳，不留在满洲国而迁移到北平，原有自己的师生，与后来成立专收流亡学生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不同）。带领该校出山海关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师生跋山涉水，由湖北、湖南、贵州各省到四川，辛苦跋涉，他到自流井静宁寺复校。他辞职后回到研究工作，抗战八年间登山下海，研究冰川问题、准平原之成因、红土化作用、珊瑚礁之古生态与变化等，完成七部专业巨著。

抗战胜利，他应教育部之请，担任接收台湾教育机构特派员，尤以台北帝大为重要工作。因他在日本二十年。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豁达大度，对台大的一切设备、数据、制度乏维护，可谓尽心尽力。当时日本人尚未遣返，对马教授之学术地位及处理方式皆极尊重，但他坚不任官职，创办地质系、海洋研究所，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并纽调查团队前往兰屿、南沙、钓鱼台各岛，写《石油成因论》，对台湾资源之开拓有莫大影响。之后发表“古气候与大陆漂移之研究”系列近二十篇论文，证明地壳滑动学说，引起国际地质界的研讨与肯定。

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当时是三条通六号。一条条窄窄的巷子，日式房子矮矮的墙和木门，门不须敲，推开就进去了。有个小小的日式庭院，小小的假山和池子，像玩具似的，倒是沿墙一排大树有些气派。开了门是玄关，上面跪了一个女子（不是坐，也不是蹲的，是跪的），用日本话说了一大堆大约是欢迎之类的话。那位名唤“锦娘”女子的面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因为她那恭谨中有一种狡黠，和她的日本话一样，是我以前未见过的。每个人都脱了鞋，穿上锦娘递上的草拖鞋，进了房间，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一样，连迈步都有些不安。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鱼，烤、炸、味增汤，第一次吃颇觉得可口。

坐在厨房外面走廊上，有一个很瘦的中年车夫，腰带上系了一条白色毛巾，他们称他“秀桑”，侧院里停了一辆黄包车，是台大派给马叔叔的公务座车（他那时代理理学院长）。马叔叔大约重八十公斤，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秀桑大约重五十五公斤，高一百七十公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辆公务车的手拉杆，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断了，修复后再坐又断了，所以不能修好后再坐，而车夫是校方正式名额的员工，每天要上下班。我到后，去台大外文系“看”工作，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学校，下午送我回青田街，他即可以“履行公务”，否则可能被删除名额，而他一家数口靠此薪水活命。

我坐了两次，秀桑一路用日本话（他们不懂中文国语）对我表示感谢之意。我“就职”后，把米、煤、配给票都给他，还引起同住马家的一对助教嘲讽“摆阔”。我第三次坐院长座车时，“行驶”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突然警觉，幼年时父亲不许我们坐公务车的原则，立刻下车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