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早晨，兰熙家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我到她家书房，看到她双手环抱打字机，头俯在打字机上哭泣。她抬头对我说:“邦媛!我翻不出这首诗，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么办？”那是白灵的短诗《风筝》。过去整整二十年间，季刊大约英译二百多首台湾新诗，几乎一半是她快快乐乐的译作，如今兰熙出现失忆现象。当时无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阵前托孤的心情，我接下笔会英文季刊的编务。

以前只知道兰熙经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我接编后，殷先生病中，尚主动送五十万元至季刊，宣扬文学成就。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闻局、外交部每期买数百本赠送友邦，书款便是我们全部的收入。文建会有一位颇为“同情”的专员私下指点我们，可以“文化遗产专栏”计划前往申请补助，所以我请曾上过我台大“高级英文”班的艺术史组的学生颜娟英和陈芳妹，轮流为季刊每期写一篇英文论文。颜娟英在哈佛得学位，回国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由“唐代佛教之美”写起;陈芳妹在伦敦大学得学位，回国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由“家国垂器——商周贵族的青铜艺术”开端，一直写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会补助印刷费。

最艰困时。好友文月代为申请得到她的父亲“林伯奏先生基金会”补助部份稿费等。有两次助理月薪发不出来，隐地私人捐助度过难关。笔会有一个堂皇的理事会，定期开会而已，对于我实际的困境，只说“能者多劳吧…”聚餐结束各自回到舒适的本职。我满七十岁的时候，实在身心俱疲，请理事会务必找人接替，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说完了又散会了。

我在笔会季刊快乐地建立了一支稳健的英译者团队，我们称为"the team"。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koss），他在一九八一年初到辅仁大学英文系任教时，远在台大兼课的谈德义介绍给兰熙和我。康教授是天主教圣本笃会的修士，印第安纳大学比校文学博士，专修比较小说、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宗教与文学、华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译小说。我接任主编后，他是我最可靠的译者与定稿润饰者，我所写的每期编者的话 都请他过目。日后我经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译的书里书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读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阅”之意）。近二十多年间，我们小自字斟句酌谈译文，大至读书、生活，一见面就谈不完。他知道我多年来以珍·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作床头书，身心得以舒适，每到英美旅行、开会，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录音、录像带。二000年我读到柯慈的新作 《屈辱》，大为此书创意所吸引，坚持他抽空读一遍，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番。拥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文友，实在难得!

因为他在宗教的献身精神，对人有由衷的同情。兰熙初病之时。有一次我们数人在约好的餐厅久候她不至，他沿着逸仙路那条巷子挨家找去，果然在另一家餐厅找到她。我搬至“最后的书房”后，他经常由新庄到桃园来看望，邀同行友人如李达三、高天恩等来谈谈中外文坛近况相当年乐事，中英并用，令我重温当年一笔在手，推敲两种文字之间的房门，顿忘山中岁月之隔绝。一九九0年代初期加入我们队伍的鲍端磊也是辅大英文系教授，他多年来且在台湾最老的英文报《中国邮报》写专栏，最爱诗意强的作为，至今仍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辅仁大学另一位加人我英译团队的是欧阳玮。他担任辅仁外语学院院长时，与康教授热忱推动的翻译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搁置，兰熙与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陈情，力言翻译人才学术培育之重要。终得通过。该所第一、二两届的毕业生皆极优秀，如吴敏嘉、汤丽明、郑永康、杜南馨皆为笔会季刊英译散文、小说与艺术家评介逾十余年，我们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满是欣慰。其中吴敏嘉是我台大的学生，英译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杜南馨英译平路《行道天涯》，更于二000年和二00六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然，她们的才能并不是只由研究所的教导，还因为随外交官父母在国外长大，受完英文中学的教育，有很好的译成语言训练。回到台湾上大学外文系，兼修中国文学课程，最重要的是不仅爱文学，而且达到了精当的文字水平。

台大外文系在比校文学方面确实有一段黄金岁月，自一九八0年代后期，年轻

的一代，如宋美玮、张汉良、彭镜禧、高天恩，受邀参加笔会，开始与我们出去“跑天下”，写主题论文，开国际年会，协助并接续后来笔会季刊的编务。更年轻的后继者，则有郑秀瑕、史嘉琳，以及现任总编辑梁欣荣。一群文学伙伴凝聚“我们台湾文学很重要”的共识，并在不断延揽人才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海内外英译高手，如葛浩文 、闵福德、马悦然、奚密：尤其是陶忘机，以二十余岁之龄为季刊译诗，自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翻译数百首台湾最好的新诗。

起初接主编的时候，我常望着编辑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它们和市面上一般杂志很不同，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任何装饰，多么像是一本本的书啊!我要给它们书的内容、书的精神和书的永久性，而不只是与笔友定期对谈。说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给每一本季刊一个主题，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现，让它可以独立存在。

第一个来到我心上的主题，是半世纪以来台湾出版量很大的“军中文学”。有时被整体称为“乡愁文学”。实际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外省人大多数与军队有关。中国军中一直有儒将的文化传统，来台之后，有些人退役去办报或杂志，有人去教书;年轻投入文学写作的成功诗人有纪弦、覃子豪、商禽、洛夫、痛弦等，他们最早的作品经常以乡愁为题材，很多是有血有泪的好文章，不能用后来的政治观点一概贬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长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宽广的视野，有才华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学各种技巧。台湾经济繁荣之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学奖，犹如旺火加柴，鼓励了许多第二代作家，爱亚、孙玮芒、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萧枫、苏伟贞、袁琼琼和张启疆等，我经常邀为决审委员，或担任颁奖者说些勉励的话。我不仅是他们最早作品的最早读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0年后整体的发展。一九九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台湾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所发表的论文即以“眷村文学”为名，分析“乡愁的继承与舍弃”。七年后，再度发表《乡、愁俱逝的眷村——由张启疆<消失的口口>往前看》：又于香港中文大学宣读《二度漂流的文学》，以及连续在笔会季刊出版三期相关主题的英译小说、诗、散文，均专注且广泛地研究台湾文学这一面的深层意义。二00三年我与王德威主编《最后的黄埔 老兵与离散的故事》，英文版书名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ad，中英文版各一册，算是作个总结，也了却我自己一个心愿。

另一些我在大量阅读后编选的主题有:“现代女性处境”、“书”、“你是

谁?——不同人生”、“台湾科幻小说”、“自然之美与情”、“童年”、“亲情”、“乡土变迁的记忆”等。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采，编译成集，值得读后思考。

我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季号是因为读到韩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谁》而深受感

动，这篇作品叙述她的身世——美军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女孩在大陆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来台湾诗人苏绍连《苏诺的一生》和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讨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环境不同而面临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号主题则是亲情，有罗兰《时光隧道“小时候”》、杨牧《八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琼琼《揪锣》，心岱《落发离家时》和陈芳明《相逢有乐盯》。有位澳洲的笔会读者来一封长信，说她读时如何怀念她父亲在相同的时代所遭遇的战争，可见同样的感情是不外国界的。

一九九五年秋季号主题“自然之美与情”，是受刘克襄散文集《小藤鼠的看法》触动，以如诗的散文书写自然界的生灵。是一个纯净心灵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看法：同时又受到陈煌《鸽子托里》的启发，开展自然知识的视野。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万物，生存奥秘之美，在三、四十岁这样年轻作者的笔下，充满了诗意的关怀，不仅出于热切的保育观念，更是目睹所谓文明对生态破坏的无奈。这样的写法，也许只有现代台湾才有。台湾地少人多，文学对土地之爱常充满了感谢与珍惜，而这种温柔的、悠闲的心情，只有安居岁月才有。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山岳、海洋、生态保育的作品是现代台湾文学的特色。这本季刊发行近四十年了。对台湾的文学可说是一座忠诚坚固的桥。未来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当会与我们在这桥上相逢。

即使没有“我们台湾”的使命感，翻译本身实在已是个相当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须当你已能达到两种语言的很高领悟层面，可以优游于两种文化的情境。进出自如，才能做文学翻译，字典反而只是一种辅助，一种验证而已。我和这个团队快乐相聚、工作，谈文学内行话，有时默契于心，进而关心彼此。虽然“耽误”了我的创作岁月，却也是愉悦充实的。对于年轻的译者，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我为笔会季刊奋斗了九年，加上前面兰熙的二十年，后继者八年，已经英译短篇小说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诗近八百首，艺术家及作品介绍一百三十多位，几乎很少遗漏这三十七年台湾有代表性的作者。国际笔会总会每年两期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台湾作品的转载，有时封面也用我们的图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号“野塘残荷”。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写到“我们台湾”曾这样坚定地随着季节的更换，以精致素朴的面貌，从未中断地出现，而赞叹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许多年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长篇小说的英译，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所以一九九0年。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我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认真倾听，讨论进行的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批评两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我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他说:“换了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我说:“我很忙。不与人玩什么游戏。”站起来先走了。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但是自己太忙，从未过问它的实际业务。一担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么说呢?我一直在等待，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薪水、没有宣传，也没有掌声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的献身，甚至不知为谁而战，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事实上，我早该明白，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单枪独行侠”。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但是兰熙退休后，她所建立的国际友情，如英、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

一年复一年，我对笔会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浅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脱。不舍之心是有的，但是岁月不饶人，解脱就是解脱。我曾经背着轭头往前走，所完成的当然是一种唐吉柯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