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学馆之设立。是我以个人微羽的力量，向政府文化政策所作的最后一个挑战。一九九八年三月底，报纸有一篇报导立法院审查会拟将筹备多年的国家文学馆附设于文建会“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不能独自设馆，或亦可将它附设于大学院校一事，令我感到学术界又受一次政治愚弄。因远在七年之前，文建会由黄武忠先生等人策画，请我与四、五位专家学者，多次顶着大太阳前往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探勘馆址，同行者有罗宗涛、陈万益等中文系教授。经过半年的讨论，决定在台南设馆，然后就被他们延搁多年，如今竟是这样!

第二天上午是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庆祝会，原已邀我作“贵宾致词”，当晚我思索许久，决定在贺词之外，为这件事说一些话。这不该是我一个人的愤怒。这样的聚会就是真正的文坛之会，许多人已知我多年。我在会场详细说明自己与这件事的因缘和所耗时间和心血，唯一的期望是给我们的文学一个“家”，绝不能与古迹、文物、保存技术等混在一起，在衙门的屋檐下挂一个孤伶伶的牌子，收藏一些发黄的手稿。

因为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只有文学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党、经济的影响：如果定名为国家文学馆，台湾未来是统是独，它有文学的尊严，任何搞政治的，也没有胆量推翻一个“国家”。我一场慷慨陈词不但引起与会文友的热烈反应，第二天四月一日，各报都有相当显著的报导。《联合报》文化版以很醒目的标题:“不设国家文学馆——文学之耻”强调此馆之重要，并且附了一张我在麦克风前握拳大声疾呼的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写作家的发言，和设馆乖舛的筹备过程，反映了政治现实妥协下的荒谬……。

这些声音确实产生效果，不久我们即收到立法院几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召开听证会的邀请函。我认为自己公开呼吁已说明了衷心盼望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和力量，在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向阳（林淇渍），希望他们以诗人的洞见（Vision）加强我提出的中心意象，我这样写：

当人们说到“文学殿堂”时，有时会有嘲讽之意;但想到文学馆，我认为它在教化的功能上应有殿堂的庄严涵义，所以不宜与别的实用工作组织挤挂一张牌子而已。

这个馆应该有一个进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厅宵苍圆顶，或现代的展示核心，用种种声光色电的技术，日新月异地说明文学是什么?围绕着它的是台湾文学的咸绩与现况，世界文学的咸绩与现况。在后面是收藏、展示。它不是一个死的收藏所，而是一个活的对话:进此门来能有一些启发，激荡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这样具有象征意象的馆，也许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但是往长远想，我们应该先说明或描绘一个真正的理想，也许政府，乃至私人捐募，可以有口建出一个有尊严独立的国家文学馆，远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现在的文建会林澄枝主委已尽心尽力在独立设馆的争取。盼大家共筑远景。

向阳是文字灵活、意境却沉稳的诗人，笔会季刊译者陶忘机英译他的“春、夏、秋、冬”四个系列的长诗，所以是可以谈话的朋友，他了解兰熙和我对“我们台湾”愚忠心情的年轻文友。他曾主编《自立晚报》的自立副刊，更重视台湾文学的处境。同年他也写了一篇火力全开的《打造台湾文学新故乡》，为文学馆催生，我们大家最怕它在所谓“文化政策”下只是一个角落里挂着的一个牌子，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尊严。也许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二00三年十月，由台南兵马营旧址整修而成的，新名为“国家台湾文学馆”灯火辉煌地开幕了。我在新闻报导中看到，首任馆长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诗人林梵）和副馆长陈昌明（成大文学院院长）竟都是我台大“高级英文”班上的学生!这一座曾经历史沧桑的建筑，如今堂皇地以文学馆为名，站立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总比个人的生命会多些岁月，具体地见证我们的奋斗与心迹。

近年来台湾已有十多所大学成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自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成大的吕兴昌等创系人，到校新成立的政治大学陈芳明、中兴大学邱贵芬、台大何寄澎、柯庆明、梅家玲，都是我的学生。有时看着各种会议的议程以及论文主题，真觉得那些年我在教室的心血。算是播下了种子吧!那一刻，我想高唱圣歌《普夭颂赞》三六五首:

“埋葬了让红花开遍，生命永无止息吧”。

而我多年来，当然也曾停下来自问：教学、评论、翻译、作交流工作，如此为人作嫁，忙碌半生。所为何来？但是每停下来。总是听到一些鼓声，远远近近的鼓声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愿望？在长沙抗日游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背着的，但我仍以细瘦的右臂，敲击游行的大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