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眼目睹艾绪强被判处死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一直没有动笔记录这个在王府井制造血案的河南人，因为我还没有给这个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不希望引导我的读者误读这个河南人，尽管他血债累累，尽管他也博得过很多人的同情。

“他这人仇富。”在艾绪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我熟悉的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告诉我。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

作为一名谨慎的政法记者，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拥有很多河南朋友的山东乡下人，我曾经从山东农村进入河南的一个繁华城市，用茫然的眼神注视过花花绿绿的城里人，我也曾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彷徨过，对于艾绪强的心态我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我无法满足“仇富”这种简单、模糊而笼统的答案。在所有发言的声音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绪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轨迹？显然没有。

在详细参阅了艾绪强案件的卷宗之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头绪，但是，艾绪强在法庭上发出的“替天行道”的荒唐借口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替天行道”这个词来自于我熟悉的《水浒传》，我希望能够在《水浒传》里找到答案，但我却在一个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身上，看到了艾绪强的影子。这个好汉便是行者武松，他跟随他的宋江哥哥祭起过“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武松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不用我多讲，而且这个梁山好汉也一直是我以及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水浒传》第31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为了报复陷害他的张都监，潜回鸳鸯楼杀死了他的仇人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当然使读者大快人心。但是，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很多读者没有在意的是，武松还杀死了一个养马的后槽、两个后厨的丫鬟、两个亲随，以及都监夫人、唱曲的玉兰和两个小随从。最后，武松“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在房里。”至此，武松已经“不由分说”杀死了12个无辜的丫鬟、随从、马夫，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落魄的武松。直到杀光了张都监家人之后，武松才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水浒传》中有诗为证：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尸横满画楼。

看完这一回，蓦然间我大梦初醒，突然看到这个被历代读者崇拜不已的“好汉”，忘记了“天道昭鉴”，留下滥杀无辜的血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法院审判历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1982年北京女司机姚锦云因为单位扣她30.6元工资，为了泄愤而迁怒于无辜，在天安门前撞死5人，撞伤19人。

还有，我还想起最近几年发生的两起建国以来排名最前面的两起连环杀人惨案。一是河南连环杀人狂杨新海曾杀65人强奸23人，很多为灭门案。二是河南平舆杀人狂黄勇两年内接连杀害23名青少年，其中18名是当地中学生。

穿过这些层层血幕，我看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讲述的内容，或者称作主题也可以。

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绪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遭遇冷漠，乡村主人成了城市边缘人

32岁的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兰店乡兰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兰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绪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绪强家有4亩地，其中2亩稻田，2亩旱地。

艾绪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人，小时候艾绪强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5年前，也就是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

艾绪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艾绪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

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艾绪强5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费是150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绪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到奶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艾绪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的艾绪强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开上铲车之后，艾绪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艾绪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绪强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

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因为沙厂严重污染环境，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而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后来艾绪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绪强确实曾被拖欠工资。

根据艾绪强的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事发后其家属将遗书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

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

为了准确还原艾绪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笔者在讲述艾绪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我们无从知道艾绪强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媒体称，艾绪强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尽管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有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河南人”，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样体会？

在信阳兰桥村，艾绪强是乡村的主人，但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这种两极心态，是就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

如果仅仅如此，这个艾绪强我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

蓄意报复，艾氏911的个人恐怖主义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艾绪强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绪强选定。而地点也是艾绪强刻意选定的。几年前，艾绪强的另外一个河南老乡，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天安门广场，同样制造了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

而令艾绪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荒唐可笑，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

我不想对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进行再次渲染，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及双上肢死亡……艾绪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绪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一个路灯杆才停下。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艾绪强制造了3死9伤的王府井血案。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此时艾绪强才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我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这是艾绪强主动交待的。

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一个扳手握在手中，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

紧随艾绪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疯狂的艾绪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绪强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绪强打倒在地。艾绪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摁住。

艾绪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

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绪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绪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

艾绪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绪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绪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

很显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绪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

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人如麻的武松，我们不是都可以把他称作好汉了吗？但是，对这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艾绪强，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可怜他的蛛丝马迹。

艾绪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与野兽无异。

我从未在文章中对任何死刑犯作过如此恶劣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个艾绪强，我实在不能不这样说，不然，我对不起那3名无辜者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已经伤残的6位受伤者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尽管艾绪强年迈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会因为痛失亲人而悲伤，但是，那不是艾绪强亲人的错，而是艾绪强自身的错。在艾绪强制造血案之后，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居住多年的兰桥村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躲避可能因艾绪强带来的债务，而是为有这样一个亲人感到耻辱吧。

血案惊天，地域歧视却成为杀人借口

案发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尽管艾绪强所犯罪行不可饶恕，但为了保证艾绪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绪强供认不讳。很快，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将此案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艾绪强出庭受审，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绪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开庭前，被害“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地走进法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结婚证。“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刘荣霞声音哽咽，“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他（艾绪强），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结婚证的照片上……

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从开庭到宣判，艾绪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

艾绪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记者的镜头，艾绪强面不改色，哪边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绪强讲明为他指派了律师后，艾绪强大声说：“我要自己辩护。”

根据艾绪强自己的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绪强就来到北京打工，2000年到京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声音洪亮地说。而公诉人和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对话，引发了旁听席上的欷歔不已。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尽管艾绪强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但他又报复了什么？报复了谁？现在让我们看看被艾绪强杀死和撞伤的两个所谓的“富人”吧，艾绪强在法庭上，面对着这些跟他无冤无仇的“富人”和他们的亲属，依然抱以冷漠和嘲笑。

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残疾，弟媳也已下岗。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儿，每月能卖四五十元。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依然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他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近期拍的CT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学，我已经没法开车，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田长元说。

案发那天田长元去王府井办事，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的一块块伤疤说。“因为交不了医疗费，都停药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田长元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元几乎断了生活来源。“我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田长元长叹了口气。艾绪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是穷人，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无辜者。所以，艾绪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艾绪强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绪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让所有人不齿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绪强之于河南人的关系，就像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

认罪领死，谁来缝合无辜者带血伤口

2006年5月30日上午，艾绪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为，艾绪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在法庭上，艾绪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绪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绪强的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绪强，刘荣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绪强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绪强竟然冷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绪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

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绪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绪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的确，即便是艾绪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绪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结束后，艾绪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绪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绪强，但他艾绪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戮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