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那个技校后，我像只断线的风筝，在羊城街头四处飘荡。白天，我四处为工作的事而奔波；夜里，我就住到每月花300元钱租下的农民屋里长吁短叹。虽然当时广州的报刊也不少，但南下的人才也实在多，所以，对于我这个既无文凭又无后门的退伍兵，要想进入报社做记者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我明白困难重重，但我从来没有气馁，没有断过记者梦。梦想是美丽的，但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

报社一时进不了，我得先找一份工作谋生，一边读书写作，一边等候时机。一天，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寻到了位于滨江路的爱群大酒店。这是一家建于解放初的老牌五星酒店，是早年间羊城最豪华的大酒店，也是当时羊城的一景。这儿有一家文化公司在招文员。当我挤上去应试时，一位小姐问我是什么文凭，我赶紧灵活地撒了个谎，回答是本科的。对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毕业证呢？”我忙说道：“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但毕业证我不小心给弄丢了，喏，这就是我在部队时发表的作品……”那位小姐认真地翻了翻我的作品，又看了看我拿出的几张获奖证书，说：“本来我们这儿是一定要查看毕业证原件的，不过，我们也不是太古板，我们香港公司主要看能力；只要是人才，一定会用你……我看你的诗歌和小说写得还不错。这样吧，你填完表后赶紧做试题吧，时间一个小时。到时我们再决定是否录用你。”

说罢，这位小姐拿出了几份现成的试卷，让我和同来的20多人一起做。那上面全是有关心理学的问答卷，比如：“如果你在上下班途中碰到有人正在偷你的东西，你将会如何做——”下面就是四个答案：A、你会马上大声喊叫“抓小偷”；B、你不敢吭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C、你想叫但又怕惹是生非，所以干脆转过身子去；D、你会马上抓紧你的钱包，并会对他怒目而视。还有的题目是要求你针对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想象和创作，比如：“李先生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情，如果你是他，你将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后面没有答案，要求应答者自己完成。还有一些试题夹杂着一些英文，我虽然不大懂，但连猜带推测，倒也能猜着七八十。

我平时爱读书看报，更阅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试题对于我来说还不是很难。我只花了40多分钟，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在部队做文书时早就练习就的那一笔还算不错的楷书，加上我的答案都很贴近现实生活，让两个专门现场阅卷的小姐很快就给我打了一个高分。一位女主管过来与我面谈。我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声音洪亮，对方当场就拍板录用了我。由于需要大量的文稿，他们当天下午就要求我上班。我就像打瞌睡时捡到个枕头一样，自然喜不自禁地答应了。

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结合现实生活编写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小故事和问答卷。然后主管把订好的稿子发到香港，再由那边出卖给有关报刊，或是编成小册出售。

刚开始几天我很卖力，做得很起劲，但很快，我的心里就有了疙瘩。因为在这儿工作尽管还不是很累，但很压抑。主要是因为那个香港老板管理太苛刻，对员工极不尊重。老板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每周来这儿看看，我也只见过他两次。公司有50多名员工，每天上午8时必须准时报到，工作时不准随意说话，更不准交头接耳。上厕所时，小便不能超过3分钟，大便不能超过10分钟，违反者每次罚款20元，超过3次就得被“炒鱿鱼”。那个长鼻子老板虽然人在香港，但却像幽灵一样，无时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谁在上班时打了一个呵欠，谁多说了一句话，谁在吃口香糖，甚至谁放了个响屁招来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他马上就会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办公室里还没有安装探头之类的东西，但老板却有办法“透视”。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华师大刚毕业到这儿工作的林姓小姑娘，因为她生性活泼，爱说爱笑，上班时不是见缝插针地与人说上一两句话，就是嘻嘻呵呵地乐上两句，尽管她写的东西很不错，但她为此常遭到老板的呵斥。一次，小林因为赶着上班而没有吃早餐，她借上洗手间之名，偷偷地躲到开水房里泡方便面吃，结果，她的面还没有完全泡好，就被远在香港的老板知道了，让她马上就去接电话，并让她马上扔掉方便面。气得小姑娘两眼红红的，最后只好将那刚泡好的方便面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然，工作上严格些我们大都还没什么意见，但老板在一些细小事情上的做法却总是不尊重我们，随意侵害我们的尊严。公司没有食堂，平时的午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午餐和午休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半钟。所以中午我们在极有限的一个半小时内，必须吃完饭。当时，在爱群大酒店一带大都是比较豪华的大酒店，大排档和小食店还很少，要想买到10元钱一份的盒饭得跑好远一段路。

一天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吃了便宜的盒饭后，感觉肚子里不舒服，到了上班时，肚子里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起来。按公司的规定，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外出看病的，于是只好忍着，拼命地往肚子里灌开水。水一喝多了，肠胃就更不舒服，同时害得我们每隔不多久就得往洗手间跑，来来往往地自然影响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受到主管极为严厉的呵斥。那个徐娘半老的女主管更是对我们不客气，临下班时把我们几个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骂了个狗血喷头。我气急了，当即顶撞她：我们都是吃坏了肚子，你以为你公司的洗手间是厨房呀？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这话当然把这主管惹火了，于是她摞下别人不管，就把矛头直指向我，并当场宣布扣除我半个月的工资。我气呼呼地骂了她一句：去你妈的，你们这样不尊重人，老子不干了！你马上给我结算工钱，老子现在就走人！

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女主管最终还是没有扣除我的工资。但在背后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几个早就有怨气的同事，看到我带头与老板作对，都兴奋地激动起来，就许多不合理的规矩纷纷向公司提出抗议。我和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福建人趁热打铁怂恿大家：我们每天工作都超过了10个小时，一定要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才行，当然还有这儿的那么多臭规矩，简直太没人味了，还不如一起炒了他的鱿鱼，大家一起走人……结果，几个本来就对公司不满的员工，决定跟随我俩离开。这一招出其不意，弄得好多工作没法继续，一些必须交的稿子一下子就断线了，使得公司那本来就是流水线作业的东西全给打乱了。气得那个匆匆从香港赶过来的老头子差点没吐血！

结束了这为期两个月的白领生活，我又成为了一名流浪者。

好在此时我的手头还有1000多元钱，这比起我刚从湛江来广州时好多了。要知道，那时我出来流浪时身上只有83元钱呢。我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广州满世界转，想重新寻找一个工作。可是，我削尖了脑袋在招聘的人海里转了十几天，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是连保安员这样的工作，也是一个职位往往引来几百人应聘，而且其中不但有复员军人，还有来自武术之乡如少林寺呀、河北沧州呀、天津静海霍元甲家乡呀的应聘者，一律身材高大，身体壮实。而且保安的工资待遇都很低，除了一些大酒店大宾馆里的保安工资高一些外，其他的都只不过是五六百元，虽然包住，但不包吃，如果除去吃饭，每月就所剩无几了。连这些条件都很低的保安员都是僧多粥少，别说像新闻记者编辑之类的高级人才了。我转悠了十几天，身上那点钱就消失过半，尽管我每天都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广州不行，我决定去深圳走一走。早在当兵前的那年，我曾怀揣发财的梦想去过一趟深圳，可是还没等我双脚跨入特区的大门，就被边防检查站的武警给挡回来了。因为我没有边境证。

我听说同村的两个小学同学高中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在外企里打工，每月都有好几千元钱的收入。我在部队时还曾收到其中一个叫继发的同学来信，劝我赶紧退伍，早点回地方打工挣钱，绝对比当兵强。当时还真说得我心里直痒痒。据说人家早发了，不但在我们那个穷村子里盖起了三层钢筋水泥屋，还娶了一个很美的媳妇，现在夫妻都在深圳，每月都有近万元的收入呢。我还听说，我们陆战旅的好多战友，现在也在深圳和珠海给人做保镖，每月收入很不菲，有人还被香港老板带到香港和国外去做私人保镖，那收入更高。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是单枪匹马闯世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闯荡。我出来前受那些文学报刊的影响，都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幻想着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像当时南方的打工作家安子、周崇贤等那样，圆自己的作家梦。但很快发现那只不过是黑夜里的乌托邦。现在自己在外转了这么长时间，直叹外面的世界真是太无奈呢。这现实生活还真被那个长发披肩的台湾歌星齐秦唱出了人生的真谛。

当天下午，我从广州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深圳的公共汽车，黄昏时分到达了深圳宝安的边防检查站。当我看到那位威风凛凛的武警官兵，暗叫不好：我怎么又忘记了，进特区是需要办理边境证的呢？5年前，懵懵懂懂的我就是因为没有边境证而被拦载在这儿的；5年后，我又忘记了办理证件。我难道又会因为边防证而无缘进入深圳吗？几名全副武装的武警上车来查证了。这时，一高个武警走到我面前，我赶紧站起来，告诉他：我刚从部队出来找工作，来不及办理边境证，但我绝对不是坏人。就在我正要从袋子里掏出我的退伍证和有关证书给他看时，谁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们都是当兵的人，一看你是个老兵——你这海洋迷彩服是海军陆战队的吧？我×，真漂亮！我们穿的都是那种土得掉渣的迷彩服。”然后，他很友好地说了声：出门在外，咱们当过兵的人都是战友呀！祝你早日发财！

真没想到，仅凭身上的这身海洋迷彩服我就过关了！我还没来得及向那位不知名的战友致谢，他早跑到后面车上检查去了。

深圳对于我，除了车水马龙的大街，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广告牌，就是一片茫茫然。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热土，那感觉还真有些像偷渡到美国淘金的人，刚踏上美国时一样，激动而新奇。下车后，我赶紧买来一份深圳地图和几张当地的报纸，然后找了个墙旮旯，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翻看报纸上面的招聘信息。没有招记者编辑的，我就找保安的。

还好，我很快看到一则招聘保安的广告，地址就在宝安区的观澜镇。一打听，那地方离这儿很远。我一手拿地图，一路打听，转了几趟车，三个小时后才寻到那儿。当我赶到那家电子公司的大门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这个时候人家肯定早下班了，今晚看来只好在这儿住下了。心里虽然这样懊恼地想着，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走进了那家电子公司的大门。

我来到三楼，刚进入办公室的大门，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正从那里面走出来，他们经过靠门外的一张办公桌时，其中一个不小心将桌子的一份报纸带到了地上，但那个青年人却视而不见，眼皮也不抬一下，就扬长而去了。我见状，赶紧弯下腰身将那张报纸捡了起来，放到了桌子上。一个中年男人问我：“我们都要下班了，你还进来做什么呀？去去去，有事明天再说吧……”说罢，挥手就想将我赶出门外去。我正要开口，忽然嗅到一阵沁人肺腑的清香，只听一个女声对那男人说道：“阿明，这儿没有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接着，从里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位年轻女人来，问我：“先生，你有事吗？”我赶紧回答：“我是来应聘的，不知……”“我们上午人就招满了，不再招人了，你快点走吧。”那个右腋下夹着小黑包，正要离开的中年人冲我说了一句，但看到那女的没有立即要我走的样子，只好嘟嘟嚷嚷的先离开了。

真是令人泄气，我跑了那么远的路，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这儿人早就招满了。我移了移背上沉重的背包，用手背擦拭额上的汗水，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道：“请问老板，我是退伍军人，最能吃苦耐劳。你这儿还有其他的工作吗？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呀？”没想到，这女人笑了，并很客气地伸出手，示意我坐在旁边的那个真皮大沙发上，然后又让一个文员给我打了一杯水，说：“我们这儿只招4个保安，这几天却涌来一百多人，要的人早就招好了。”她的话使我大失所望，这女老板都说招满了，看来今天真没戏了。不过，我看到她对人的态度还不错，不像别的老板总是一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赶紧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请问老板，你这儿还有别的工作吗？我今天下午从广州赶到这儿来的，看到报纸上面的广告，就赶紧找过来了。”这女老板向后背着两手，在我的面前踱了几个方步，然后扬着头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会不会武艺？会不会开车？为什么要来深圳特区？以后有何打算？她像放连珠炮一样，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我连忙站起来，像在部队时回答领导问话一样，声音洪亮地一一做了回答。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她又仔细地翻阅了我随身携带的那些作品，还有我的部分获奖证书。我悄悄地观察到，这女老板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打量了对方：她大约30岁，中等身材，腰身很苗条，是称得上“杨柳腰”的那种；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瘦长的脖子，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显得很有神，是那种风情万种的女人的眼睛；只可惜肤色稍黑了一些、而且脸上还长着几个小疙瘩。与这儿的白领女性一样，她也化了很浓的妆，口红涂得像我们家乡那熟透了的西红柿，谁碰一下，也许会立马流出红红的液汁来。刚才那一阵浓浓的香水味，就是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没想到你一个当兵的还能诗会文呀。”我窘得连摆手：“老板过奖了，爱好文学只是我的梦想，不能当饭吃。不过，我当过兵，从小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力气还是有的。我没有文凭，只能做一些力气活罢了……”就这样，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谈了半个多小时，里面的几个文员早就离开了。待我看到外面夜色已降临，华灯初上时，这才回过神来：只顾说话，没想到天早黑了，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还八字没有一撇呢！看到我焦急的样子，那女人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是特种部队出来的，也没想到你这个当兵的还真能吹。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吃饭去吧。”我忙推辞道：“不行不行，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呢，我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还得去找工作……”没想到，她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人真可爱，话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吗？我已录用你了！要不，哪有老板会轻易请手下员工吃饭的……”这真是踏破铁履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乐得差点跳起来！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更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面前这位女老板还请我吃饭！

晚餐是在离公司不远的一家小酒店吃的。女老板让我点菜，我就点了一个蒜茸油麦菜，她笑了笑，又点了一个基尾虾，一个清蒸螃蟹，还要了一个老母鸡炖汤和两听珠江纯生啤酒。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女老板姓邓，叫邓玲，她要求我今后就叫她玲姐。她老家在广州，她后来随父去了香港，嫁了一个台湾人，生有一子，现在香港读书。公司是她和老公合伙开的，主要经营电动机、电子管等设备，深圳和东莞各有一个电子厂。那个阿明是她老公的弟弟。我一听说那么大年纪的中年人都是她老公的弟弟，心想她老公一定不会年轻了。她告诉我，她一个女人在外忙生意常会碰到这事那事的，所以一直想找一个保镖，得知我是海军陆战队出来的，又能写些文章，对我很满意。她还告诉我，我刚进门时，她看到我弯下身子去捡起掉在地上的报纸，说明我是个心细的人。看到我风尘仆仆地四处闯荡，看得出我是一个胆子较大的人。没想到，我那一个细小的动作，竟给她留下了那么好的印象。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我在部队里所养成的一个习惯而已。

初次相逢，这位老板不但给了我工作，还如此盛情款待我，实在让我这个流浪者受宠若惊。为了对她表示感谢，我趁她上洗水间时，咬牙跑去买单。谁知一结张账，就这么四菜一汤，竟有300元！就在我用哆嗦的双手从里面掏钱时，邓玲早抢先付了钱，她不高兴地瞪着我说：“告诉你，以后跟老板一起出来吃饭，你不要充大，更不要付什么账！”吓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乖乖，囊中羞涩的我本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只是出于感激才想请她吃饭的，谁知对方根本不买我的账。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这儿上班了。我是老板的私人保镖。我的工作时间不固定，也不算累。平时总是跟着老板，称得上形影不离。上班时，我就坐在老板外面的办公室里，还可以看看报纸，但不允许在里面抽烟喝酒；如果有客人来谈生意，我就得保持警惕守在门外，四处走动；如果老板外出，我就得紧跟随其左右，同进同出。

老板的办公室在三层，里面装饰得很豪华。我们在一个大套里办公，老板在里面，我和三个女文员在外面的大厅里，那个叫阿明的中年人则在老板相邻的一间大房子里，会计和出纳各据一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阿明是老板的亲戚，是财务主管，那3个文员，一个是文秘，一个是打字员，另外一个是业务主管。我们这家公司的总老板住在香港，平时很少来，只是有时偶尔来个电话询问公司的情况。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食宿都由公司里包。由于我尽心尽职地保护着老板的安全，跟上跟下，还常抢着打扫卫生，帮文秘写些材料，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连那个总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阿明也对我转变了态度。我与上上下下都相处得很融洽。但是，朝夕相处不多久后，这位女老板的真实面目渐渐露出来了。尽管她平时见外人总是一副笑脸，但对手下人却总是拉着脸，还动不动对人发火，发起火来更像一个母夜叉；她还爱骂人，骂起人来有时脏话连篇，弄得办公室里几个人除了埋头工作，都不敢多说一句话，连那个一向牛皮哄哄的老男人阿明也是对她噤若寒蝉。

第二个月，我的工资一下子就长到了3000元。可是，就在这时，我却与这位女老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一天夜晚，我陪着她去深南大道的一家大酒店请客户吃饭，在对方几个人的车轮战术中，不胜酒力的邓玲喝得醉烂如泥。为防出事，我和司机一起把她送回公司。一路上，女老板一直伏在我的肩膀上，醉语喃喃，酒气醺天，还吐了我一身。到了她的住处后，她又要我端茶送水。忙碌了大半天，我一看时间已是深夜1时多了，就想回宿舍睡觉。我们都住在同一幢楼，老板和阿明住在三楼，我和几个保安住在一楼，不过我是单独一个房间。

就在我要走时，醉眼矇眬的老板一再要求我为她倒一杯牛奶；我端过去后，她又要求我喂她喝。由于她是躺在床上，我只好扶她起来喝。扶着她穿得薄如蝉蜕、散发着酒气和汗味的身体，我不由一阵心慌。还没待我放下杯子，她喷着酒气，突然一下搂住了我。我吓得一个激灵，条件反射似地躲避开了，结果一不小心，失手把大半牛奶洒在了老板身上，还让她滑倒在了地板上。她“哎呀”叫了一声，我手忙脚乱地想扶她起来，但又觉不妥，只好跑到外面喊保姆过来服侍主人。她见状，气得用广东话骂了我几句。我吓得不敢再吭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趁机溜之大吉。

第二天，她很快就好了，但一看到我就怒目而视，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睛，弄得我一整天都无法安宁。以前我在余暇看书写作时，她看到了从没有反对，还会凑过来品评几句；此事发生后，她一看到我看书就来气，总会找借口打断我，想方设法布置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一次，当她看到我利用午休时间正在办公楼里写作时，竟然当着几位男女同事的面讽刺我说：我这儿可是做生意的贸易公司，不是读书写作的场所，我每月花费几千元钱，你可得明白工作的重要性，不要整天把心思都放在读书看报上，更不要总时做着什么作家梦呀记者梦的……

她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刚相识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再蠢的男人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只是，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尽管我此时早已失恋，但那时我的生活和青春一直让湛江那个美丽的倩影所占据着，不可能让其他的女性轻易进入我的心灵。再说，我对她根本不感兴趣，尽管她也算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女人。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我看到了她性格上的一些不健全的东西。同时我也获知，她以前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后来与那个几乎都可以做她爷爷的老板搞上了，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说白了，她只不过是对方的一个“二奶”。那个台湾老板的老婆已60多了，他们的外孙都快30岁了，平时很少让老头子过来，也不让这女人回去看她的儿子。她一个人在深圳，总是被那个阿明看守着，尽管她可以自由支配数百万元的流动资金，但却没有人身自由，活得没有尊严，内心一直是很无奈和寂寞的。所以有时她总是背着那个阿明，偷偷地去找男人。据了解，她在深圳的情人就有三四个，在我之前的那个保镖据说也做过她一段时间的情人。不知是玩厌了，还是他们真的合不来，总之最后是邓玲出了一笔钱将他打发走了。这件事以后，每次我跟她一起外出办事时，总有些提心吊胆的，像防母狼一样防着她。同时，我也不可能将我的宝贵青春和时间浪费在这里，只不过是想在这儿过渡一下，等积攒了一些钱，还是想回广州去。深圳这个地方报纸不多，发展空间也不大，还是省会广州好得多。当然，这儿是中国最大最富有的经济特区，要想打工赚钱，这儿自然比其他地方好，但在我的心目中，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赚钱要重要得多。

邓玲老板也许没有料到，像我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穷小子，居然会如此不给她面子，这就使极为恼怒。发生那事以后，她就常对我冷嘲热讽，我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心里却窝火透了，心想，拿到这个月的工资，我就炒她的鱿鱼。

谁知几天后，又出了一件事。一天中午，我跟随着冷若冰霜的女老板来到了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请几个台湾商人吃饭。我实在不愿与这些人一起吃喝，就守在包间外面。可能是又怕有人灌她的酒吧，老板再三让我陪着一起吃，只是吩咐我尽量少说话。

席间，几个肥头大耳的台湾商人，用那不标准的普通话高谈阔论海峡两岸的有关情况。谈着谈着，其中一个胖子竟说不希望台湾回归祖国，还是独立好，说大陆有着十多亿人口，又穷又落后，一回归台湾就会变穷；另一个家伙也随声附和着说：就是就是，我也反对回归。我瞪了这两个家伙一眼，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回敬道：“你是中国人吗？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就要回归了，澳门也要收回主权了，台湾省很快也会回到母亲怀抱的，这是祖国的统一。你们说出这样的话不觉得丢人吗？世界上哪一个炎黄子孙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早统一？”邓玲见我愈来愈激动，生怕得罪了客人，慌得急忙朝我使眼神，并用脚尖从桌子底下踢我。我没有理睬她，继续指着那两个商人的脸骂道：“既然你们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统一，那你们为什么还跑到深圳来做生意呀？你应该与那些洋鬼子们去做呀？”我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把那两个家伙骂得张口结舌。见他们满面通红地不再吭声，我这才气嘟嘟的扔下碗筷扬长而去。

当我的女老板气呼呼地跑过来要我回去向她的客人赔礼道歉时，我气得朝她凶狠狠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我没揍他们就已经是便宜他们了！告诉你，我不干了！”

当天晚上，我背着背包离开了公司，结束了我的第一次保镖生涯。后来，在我的几位战友介绍下，我还到过南海和中山做过保镖，但时间都很短。现在，我还有不少从陆战旅一起走出来的战友在南方给那些有钱人做保镖。而我认为，给有钱人做保镖，尽管收入不菲，但却是一种受罪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