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杉、翠柏、花环覆盖着烈士长眠的坟茔；洁白的纸上写着一幅幅悲壮的挽联。清明之际，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气氛格外庄重，肃穆。

这高高的山坡，全被一条条一层层银色的墓带所绕。墓地是按原部队番号、建制为序的，横竖成行的坟头中间，留有一条羊肠小径，来吊祭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按连排顺序找到长眠地下的人的坟茔。

从早到晚，这里没断过人。

我随上山的人群涌入陵园，目光不停地在这片血红血红的土地上搜寻着。忽然，远方一位跪坐在坟头边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被围在了“白色世界”里，从中间只隐隐约约看见他的头部。我走近了他。

他那里围着许多扫墓的人。几乎每个到陵园来的人都要从他那里买一个用白纸做成的“圣物”献给烈士。

一张张白纸，在他手里变成一朵朵洁白的花朵；一朵朵白花又从他手里变成一朵“大花”。人们叫那大花为花圈。

“这人也真会做生意，连烈士们的栖身之地也不放过。”

“没有他还不行呢，偌大一个烈士陵园却没有一家专门做花圈的。他在这里做花圈还真救了我们的急，要不，在县城买一个花圈拿来该是多费事呀！”

扫墓的人边从他那里买花圈边议论着。

他引起了我的兴趣，采访从他卖花圈开始。

他是越南人，准确地说是被中国遣返回国的一名越南战俘。

他的花圈做得很精巧，既有中国特色，又有越南风格。每个花圈只卖十元人民币。他对我说，对烈士不能多收费，收了亏心钱心里就不得安宁。

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花圈做得怎样，而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一个曾被中国俘虏的越南兵为何要到烈士陵园为中国烈士做花圈。

一个谜！

夜幕降临后，我随他下山，来到他的住所麻栗坡城边一个破旧的竹屋里。

房屋十分简陋，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和一个大木箱外，什么也没有。门是用竹子编成的，虽然上了锁却和没锁一样，好在这里人有“门不上锁，路不拾遗”的良好习惯。房间里面到处摆着纸张和扎花圈用的竹竿。里屋有一个煤油炉，炉上放着一口钢精锅，锅旁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菜叶，大部分都烂了。

由于没有凳子，我只好坐到了他的“床”上。

我们的谈话是在非常不自然的气氛中开始的。起先，我见他低头不语，便运用了当记者时惯用的“手法”——拉家常。起先，他不“吃”我这一套。后来，我向他亮了“底牌”，告诉他我是一名记者，这时他那紧锁的眉头才松弛了下来。他害怕公安人员查户口，我自然成了他怀疑的“查户口”的人。

我们是从一九七九年那场战争谈起的。他告诉我，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为夺占他所坚守的阵地，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时，“扎花圈人”全排官兵被中国军队打乱了套。他见排里官兵死的死、伤的伤，心里急得要死。为了阻击中国军队攻占阵地，他灵机一动，把一挺高射机枪用来打平射。本来是打飞机的武器，这下却用来打人，那真是“高射炮打蚊子”。他红了眼，也管不到这么多了。几梭子子弹出去，一下掀滚了几名中国官兵。他看见那子弹把中国士兵打得血肉横飞，他心里舒服极了，那心境就象杀了几只鸡一样。他越打越有劲，越打越勇。正在这时，中国军队炮击了阵地，弹片打伤了他的腹部，肠子从肚子里流了出来。

中国军队冲上了阵地，他成了俘虏。

野战医院里，他象中国伤员一样受到了特级医护。穿白大褂的军医们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之后，他在俘虏营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直到遣返回国。

“我打死了那么多中国士兵，可他们却为我治好了伤，为我服好务，把我安全地遣送回国。我的心是多么地不安哟。在俘虏营的日日夜夜里，我忏悔自己，我责备自己，我默默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的宽恕。可我一进入梦乡，就会出现中国士兵在我枪口下血肉横飞的情景。多少次，我被恶梦惊醒。我找不到解脱的良方。”

他换了口气，又接着对我说：

“回到越南后，父亲已经逝去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母亲早年离开他后，我们父子俩就相依为命，可一场战争却让我们父子俩各奔东西，他最后被一颗流弹打死在水田里。没了亲人，没了家，我安葬了父亲后就跑到了中国云南，装扮成生意人当起了‘个体户’。后来，我听人说，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埋在麻栗坡，我就到这里来了。我想看看被我打死的那些中国士兵，有可能的话，就为他们做点什么，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忏悔之心，让他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宽恕我。”

他总算把对我讲的话讲完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那是一种释重的感觉。多少年来，他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实现着自己的愿望，却从来没向任何人透露半点真情。今天，他第一次向我讲了那深藏于他心中的秘密，也放下了他心中的那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的真名叫黄大元。然而，在云南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留下了三个不同的名字：昌元、昌兴、昌盛。那是为了以防万一。

当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毫不掩饰地说：继续干老本行——做花圈。直做到这山上长满草，长满树；直做到一切能覆盖坟头的植物统统生根开花结果；直做到中国老百姓忘掉这里的战争，忘掉这里的一切；直做到这些善良的人们不再需要花圈为止！

他的心在驿动，在泣血。

他撕碎着人生去缝补那梦中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