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后，中越边境之战主要是炮战，我军在前线的主要斩获靠炮火，主要的战果是炮兵取得的，“7.12”大捷主要是炮兵的大捷。这是各兵种一致公认的。

但反映这场战争的新闻和文学，很难把炮兵摆上“主角”的位置，炮兵们说：这也难怪，我们的生活单调些，难得出“戏”。从以下几位炮兵指战员的叙述看，情况并非如此，当然，要写出他们战地生活的全貌，对于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很困难的。

现代打仗就得靠现代化

——易登灿（炮师师长）

南疆这一仗，对我军最大的收获是练了兵，可以说我们是从这一仗开始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用炮上的进步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打得好！

1979年我们军队算是在危难紧急时刻完成了党和人民的任务，经受了考验，说明这个军队雄风犹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还在，但包袱很重，主要的包袱是“革命化打败机械化”“精神战胜一切”那一套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加上指挥知识、经验不够，用了炮，但效果不理想！

罗家坪之战，我们开始注意用炮了，但无论进攻防御，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靠炮火的观念不明确，事先步炮协同演练不充分。作为步兵的攻坚战是很成功的，但代价本可以小得多。

扣林山之战，在侦察、步炮协同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打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充分吸取了前几仗经验。首先是庞大的侦察队查明了敌情、俘来了战俘，对敌排以上据点都基本掌握了，当然上级情报部门也通报了许多情况；在这个基础上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炮兵部队又进行了充分的演练，各连对射击目标有分工，又有协同方案。所以在大规模炮击老山一线敌据点的第一天，我们就给它的重要据点和设施扣上了火“帽子”！我师八连在几分钟内以96发炮弹全歼敌一个炮营，这个营最后只剩了一辆车一门炮还能动，其余都成了一堆废铁，还引爆了它一个地下弹药库。那冲天的烟火，撼地的炸声，像一颗原子弹开爆似的。这是炮战史上的一次奇迹。我八连这次获“神炮连”称号，但观察到这个敌炮营的隐蔽位置是二连前观的功劳。没叫二连打是它的发射位置不如八连有利。二连有意见，说：“你上头一个命令，把我的‘神炮连’送给了人家。”我说：“皆大欢喜就行了，没称号功劳还是在的嘛！”

向老山总攻前的炮火急袭共确定××个目标。十多公里的正面上，敌人阵地全红了，火光里有飞起的人影，有石头木块，也有整扇的房盖房墙。我们七分钟拿下松毛岭，不到两小时攻占敌人扬言至少固守半年的老山各主峰，靠步兵了不起的勇敢，但成功的、准确及时的炮火支援不能不说也起了很需要作用。话说回来，有些据点与暗堡火力炮火可以压制，可以震撼，但完全摧毁是不易的！所以我认为，要建立这样一种观念，攻防战多用炮、少用兵，在炮火能解决问题的场合先用炮、后用兵。当然，也不能说炮兵可以决定一切，取代一切，更不能否定步兵最后解决胜负的这个基本规律，后来有的部队有点“绝对化”了，盲目炮击，消耗太大，我是有看法的。

战场上，你打，敌人也打，这也是常识，不能把我方也受到敌人炮击，受到损失说成我方炮火压制不力，个别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也不足为怪，我也受到过这方面的指责。有的同志从不懂用炮到要求炮兵万能，说明还是不懂……

“7.12”大战，我认为是我军炮战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各兵种合成作战的一次完美的“合奏”。敌人制订了大规模反扑战略方案，从河内等地调上来了王牌部队，我们事先得知了，只不知他什么时候来，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所有炮兵睡在炮位上，炮弹准备得足足的，指挥员全都枕戈待旦……这是那次胜利的先决条件。

到7.12凌晨五时，前沿报告，××地域有了动静，我们师的几个主要领导三分钟分析完情况，九分钟后全线开火，集中覆盖了三个地域。立刻得到前沿阵地和观察所报告：“敌人跑了，快堵尾！”“敌人上来了，快拦截！”敌主要进攻方向盘龙江河谷被我两头堵死，反复轰击，真是尸横遍野，火光下的河水血红血红！

几小时后，各炮阵地都告急了，炮弹快没了！有的阵地只剩下了六发炮弹。前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在麻栗坡，虽很近，他不来我们指挥所，说：“我不能干扰你们的指挥。”我给他打电话：“司令员，我们已打了××万炮弹，现在炮弹快完了，可又正在火候上，不能停呀！”张司令员说：“放开手打，我已经给你们运去了三个××万发，够不够？”我差点没喊出“祝你万寿无疆！”后来我才知道，有五个地州的汽车出去正向我们阵地运送炮弹，当天，其它车辆不许通行！后面，军委派了飞机给前指弹库补充库存！

7.12大胜之后，两天我们前沿阵地臭了起来，前沿部队都喊恶心，什么也吃不下，指导员们发出了“为胜利而吃饭”的号召，无济于事。飞机从北方运来了除臭剂，不管用。又开展了一个掩埋敌尸的比赛活动，但只能在靠近我阵地几十米内活动，光这地段也埋不完。于是我们向越军发射了“通告”：

越军二军区指挥部：

我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你们到我军阵地前沿将死亡越军官兵的尸体运回，以告慰他们的亲属。

你方来运尸的人员，每次不得超过五十人，要在白天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打着“红十字”旗帜来，不携带武器。只要按此办理，我军决不开枪开炮，确保你方人员的生命安全。

特此通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指挥所

1984年7月16日

我在炮前观见到的越南兵

——杨仕春（炮兵营长）

1984年对老山之敌开始炮击是4月2日，我是二连长，按规定炮兵连长都在炮阵地前某个高处负责前观，也就是指挥你的炮打哪里，纠正射击偏差。

炮击前，我看到越南兵打排球、出操、吃饭、解手。我们炮一打，他们吱吱哇哇乱叫乱跑。

很快，越军炮火反击，炮弹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我们正在修路的民工群中。

我们看不到它的发射点，因它隐蔽在一个大山后面，但我听到了发射声，又看到炮弹在落点的爆炸力，分析出可能是哪种炮，再根据弹道飞行路线和时间，估计了它的发射点。当时我并无把握，只是把这个分析和估计报告了炮指。不一会，我们的炮火对那里实施了压制射击。我听到了那里轰隆隆炸开了，烧开了，几天后才知道我们打光了敌一个榴炮营，报销了它一个大弹药库。

炮兵观、通、炮、驾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功劳是哪一个人的。

我在前观几个月，换了几个观察点，都不是人待的地方，因为只有敌人认为哪里没法待人，那里才是我们相对安全之处。有个地方山崖像把刀，刀尖上有个能立下一个观察镜的石包，我们看准了，但敌人也注意它哩，刚上去，敌人炮弹呼呼地揍过来了！

在另一处，我刚进行观察，身边扑地一声，我从崖下跳下，滚进先挖好的一条壕沟。弹片没伤着我，但气浪把我震麻了。事后医生从我身上挑出了89颗大小石子。

我们在一个步兵留下的暗堡里住了好久。暗堡是石头水泥板垒的，还结实，但怎么也睡不下七八个人，侧身睡，三四个人已经挪动不了啦。于是我们把不够一人高的暗堡分成两层。怎么分？集中被包绳结成网状，几头拴牢，搭上树条子。睡下了，但里面臭烘烘的。这样的“笼子”关七八只鸡也嫌窄呀，何况是七八个长期不换衣、不洗脚的人？

蹲监狱也比这好！

有年春节我回安徽探亲，火车上很挤，过道上都堆满包袱坐满了人，人人抱怨人太多，出门难。我也坐过道，觉得“幸福”极了！经受了在老山的苦，再没有什么苦吃不下的！

吃的不要说了。没有水，煮面条只能放下刚好把面条打湿的水，煮出的不是面条，也不是糊糊，是锅巴块块。

越南兵也很能吃苦。炮击前，我们只离它一百多米的地方观察。观察镜里，我们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汗珠。他们上很陡的山不歇气，跑得很快，都是光脚丫。我还看见他们分饭吃。一人一碗，没有多的，碗里只有大米饭，没有菜。也不知他们怎吃得下，而且还有那么大腿劲。要知道这是在炮击之前，而不是战中，我们可是在米饭管饱，还得讲究个伙食调剂呐。

7.12那天，我也看见越南人一股劲向前冲。好多兵在我们火网下倒下了，后面的人就回头，但不是往回跑，而是跪下朝后面叩几个头，大概是告别故土亲人吧？然后又抱着枪往前冲！负伤倒下了，只要没死，还是一瘸一拐往前来。

我也看到他们冲上来的人和我们战士拼搏。明知不行了，还大喊大叫，我真没见过他们有举手投降的，我们抓到的都是被我们按倒的、抱住的……

说实在话，我很佩服，也很同情越军士兵的吃苦精神，也感到：一个民族只有顽强的精神不够，还得有个好的制度，人民能掌握自己命运，有充分民主权利……不然，这种吃苦精神只能是成为它受苦受难的枷锁！

我也看到几个越南伤兵一步一步往回爬，在我们观察镜里我看得很清楚，有的伤很重，有的抓了树叶、草往嘴里塞，我可以随时呼唤我们的炮只用一两发小炮就能打倒他们，但我没有这样做，相反，我暗暗地祈愿他们的人能来救他，使他们安全返回……但是没有人来。几个伤员谁都没爬回去，最后一个死在第三天，他爬回到一道河桥边，再也爬不动了……

炮兵的苦累

——刘少荣（炮兵副连长）

打仗前营里派人来叫我开会，原来是布置第二天就出发。我回排一宣布：立刻清装，一律不许往家写信，也不许打电报、寄钱……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了，但没有语言，只是眼睛发神。过后又都写了决心书。我看得出，决心书不等于真实思想。有的人一夜之间变了相，偷偷哭的不是一两个。但这又不能说他们怕死，不愿打仗。如像以后战场上表现很出色的新兵夏文荣，这晚上就哭过。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能根据他哭过就断言人家害怕，就是害怕也不等于他在关键时不勇敢。

说内心话，那晚上我的想法也很多，我是成都人，1980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只差几分。我们班是快班，考上了28个。我吃亏就在有几道题我觉得太容易，想放到最后做，交卷时搞忘了……在新兵连，干部都说我文化底子好，一致推荐我当卫生员。卫生队长来领我时，正赶上一个老乡塞给我一个烟头，叫我尝尝味，我刚接过来往嘴巴上含，卫生队长进了门，一挥手：不要！这口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我好后悔！现在我不后悔了！战争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这是真话。

出发前的一天，我和战士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了好酒好菜好烟，一面吃喝一面唱歌，朗诵诗：“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我讲，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是战争打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和铸造都靠战争……我就这么作思想工作。

开进时，我遇到成都人从未见过的大雾与狂风暴雨。许多地段上，六吨半重的大炮是我们排用力气推过去的。一个炮掩体加弹药所、坑道、防炮洞几百方土，一个班9个人一夜完成，靠的是一人一把锹。这么大的劳动量是任何人都难相信的。

我们累到什么程度！新战士夏文荣上前线前体重126斤，炮战三月后，骨瘦如柴，我估计至多还有90斤。肉到哪去了？他是装填手，炮战激烈时他每分钟装7～8发。每发炮弹80斤，几乎与他的体重相等。最后，他的手推不动炮弹入膛了，只能用胸部顶，整个胸部顶烂了。从炮膛退下来的药筒本应用送弹棍挑开，为了抢时间，他用两手抱起甩，药筒滚烫，他把自己衣服、被褥都撕了，打上一盆水，用湿布包上两手甩药筒。每一次都听得“吱啦”一声，湿布干了，还冒烟。他的两手烧烂了，吃饭时握不住筷子，只能像孩子一样握勺往嘴时拨。吃了又吐，因为他的嘴上沾满了黄油，那是取药包时由于药包上的布带易断，且他的手指不能张合，只能用嘴咬住药包角往外拖，药包上沾着密封盖上的黄油，黄油很腥，糊得他满嘴满脸都是，使他不断地恶心呕吐，吃下去的不如他吐出的多。

不是不照顾他，而是一门炮少了哪一个人炮弹也打不出去。

7.12那天，夏文荣正抱着一发炮弹入膛，敌炮打来，将他仰面击倒了。他那双被烧得焦黑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发炮弹，他的脸上依然糊满了黄油，还有两块大燎泡，一条烫伤的口子。

夏文荣是云南昭通人，牺牲时只有18岁。

在那种紧张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连每个人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体力消耗也到极限，而不是只有夏文荣一个人如此。连长杨仕春战后脱了上衣照了张照片，头部像个骷髅，胸部肋条一根一根的，叫人看了害怕。他现在恢复了。据他说他爱人看到那张照片时问：“这是谁？”他说：“这是一张医用的人体骨骼图。”

我们撤回营房，都赶急往家发报，接着我就收到几封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我连忙向上级请假赶回去，一推开门，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谁也没认出我是谁，只有病床上的母亲叫出了我的名字，全家人都哭了。我现在至少有120斤，回家时只有86斤。我原来有个女朋友，见了我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很委婉地说：“我在大学功课紧张，再没心思考虑别的，希望我们以后兄妹相称。”我说：“既是这样，我就再不打搅了”。

没有多少文章写炮兵，可能都认为炮兵生活太平常。任何一个没到过激战中炮阵地的人，想象不出炮兵的苦和累。

可供选择的炮阵地生活镜头

——座谈会记录

陈副团长：

写打仗的电影、电视炮兵的镜头很少，至多就是一个字“放”！有个电视据说有炮兵镜头，我们赵团长好高兴，大早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一放，他气吹了……他一直在说，要找一些人把我们阵地生活凑一凑，编个电视剧，我们自己演，他演自己，演团长。可惜，他今天不在家。难得有作家来，我们就来凑凑镜头，供作家选择参考。大家谈时要真，不要艺术加工，那是作家的事……

石朝强（副连长）：

我说一个镜头。为了安全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根据最后一段开进路狭窄弯曲泥泞，我们把炮体放在车子上，炮管朝前，固定好，伪装好，趁黑夜大雾弥漫时闭灯缓缓前行。每边车踏板上站一个人，打着蒙布的手电筒用微光照着路边……大炮不直接拉到阵地，先在山梁背后隐蔽好，等把阵地挖好了，到炮击前夕才推炮入阵地，人手不够，动员全村的青壮年来帮忙，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我们给大家说好，不许出声，不许有亮，谁暴露了要追究责任。老天不帮忙，头晚上下过大雨，这晚上还是淅淅沥沥。推炮要先上坡，再下坎，梁子上是包谷地，几步地就陷进去了，又拴上绳，手抬、肩顶，往前推挪，包谷地踩成了大泥潭，可它还是往下陷。老百姓真好，铺板、门板、新旧木板都扛来了，朝炮轮下塞了一块又一块，再抠出来往前垫。大家都成了泥包蛋，分不清军民，也分不清男女老少。从晚七时推到午夜三时，炮就位了……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向敌全线炮击……

陈副团长：

头天晚上，前面两个观察所报告，敌清水河方向有拖拉机声，次晨，两个观察所又报告，我阵地前方出现敌一个大土包。赵团长判断：是坦克！命令四连打出一发，四营报偏左，团炮群报偏右，两家互相指责：“扯球蛋！”团长说：“你们别吵，再仔细观察。”四连又打了一发，“土包”上伪装网烧起来了，果然是一辆坦克，接连又是三发，把它击毁了。四营这才发现，他们发现的是另一辆，立即开火将它打掉了。这时，又有两个“土包”轰隆隆动起来了，步兵团的炮火又打中了一辆，一辆逃脱。过后几家争吵不休，都说是自己打的。易副师长说：“都是我们师打的，争什么？”直到现在，三辆坦克还摆在原地，地雷多，没法把它拉回来。

姜桂武（炮团政治处主任）：

赵团长指挥“鬼”点子多。有一天，九连刚撤出阵地，敌炮火急袭过来，把工事翻了个面，联络中断。赵团长急得直跳：“完了，我的九连完了！”炮袭过后，九连报告：“无一伤亡！”团长高兴了：“你们别动！还在老地方待着！”九连不放心，问团长说：“团长，敌人可是发现了这个地方呵！”赵团长还是那个话：“待着，别动！”以后多少天，不论炮战多激烈，他就是不给九连任务，让它沉默。敌人也真不往那儿打炮。到关键时刻，九连突然开火，给哪个目标哪个目标完蛋！打出了一个“老山英雄炮连”。

陈副团长：

老赵和步兵团长张又侠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他们对地形熟。敌人进攻步兵二连阵地，已经突破前沿到了主阵地下100公尺处。

——老赵，快打呀！

——太近了，不能打！

——你打，我叫第一道堑壕隐蔽，第二堑壕给你看着。

老赵当时穿短背心，只裤腰上别个烟盒纸，方位、坐标全在纸片上，直接给炮连下达口令，炮火正好覆盖在二连阵前敌人头上！打完了，二连大喊：“炮兵万岁！”老赵在额上刮下一溜溜的汗水：“妈哟，好悬吔！”

7.12打敌人大反扑，上级指示了射击区域，但炮火该集中砸在哪一点上呢？赵团长问张又侠：“假若你是敌人，你在哪？”“在这！”“好，我就打这！”结果正打在敌人进攻隐蔽地！

炮火一响，老赵就打开他的录音匣子，录炮声，碰巧还能录上敌人的喊叫声。

赵团长叫赵寇斌，30多岁，河北人，大个，方脸盘，叫他演电视电影，还真能行。

李勇（炮连指导员）：

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工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一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哥，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搞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