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才知道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未遂案件。就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即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一个举止庄重、绅士头的男子来到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此人拿出一张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山口二郞、东京都防疫官”宇样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卫生科派来的，说在该行开户的一家公司有七人感染了流行性赤痢，占领军已乘汽车去消毒，查出该公司里有一个人今天会到这家银行来存款。因此，银行得把现金、帐簿和各间屋子全部消毒。接着他就问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分行长说没有现金外运，并问他来行存款的那个人是哪个公司的。自称姓山口的防疫官说：发生赤痢的是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那里一个姓大谷的负责人一定来过这里。分行和井华矿业公司并无来往，但查明在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的负责人大谷的名下存了六十五圆，正好是同姓。分行职员把一些支票什么的整理好正要送往总行，防疫官就把他们拦住了。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为了一张支票而这么做可不成，只把那张支票消一下毒就成了。于是，那个人就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把里面盛的无色透明液体洒遍那张支票的正反两面，然后交还给分行长，说他认为这样做就成了，如果美国宪兵还罗嗦，他以后再来；如果他不再来，就不妨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说完就走了。

由于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害，银行当时就没有去报告警察。

松井蔚的那张引人注意的名片是在头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被利用的。那次的目标是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是在下午三点多钟，银行刚停止营业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子，递给分行长渡边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松井蔚、厚生省预防局”字样。他说：

“由于茨城的水灾，发生了恶性传染病。我奉命到当地去，工作得筋疲力尽地回来了。可是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水灾地区到小山三丁目的市场后面渡边家去避难，这一次又患了赤痢，引起流行性赤痢。为了消毒，我和美军总司令部的帕克中尉一起乘吉普车来了。一调查，才知道今天上午他们家曾有人到这家银行来存过款。因此，这里的all member，all room，all cash或是all money都得消毒。现金和账簿一律不要动。”

那个人说话很有礼貌，一点也没有架子。

这里的分行长渡边为人谨慎，他派勤杂工到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去打听了一下。派出所的警察马上骑自行车找遍了小山三丁目一带，哪家也不像是患了赤痢的。警察到银行去一看，那个人还站在分行长跟前。警察一问，那个人一口咬定占领军的消毒班确实到三丁目的市场那儿去了，为了弄清情况，警察又离开银行了。

后来那个人说“为了预防，大家都必须喝这个”，就从帆布包里拿出茶褐色的和无色透明的瓶子。他召集分行长和职员们共二十九人，先拿茶褐色的瓶子往每人的杯子里滴了三滴茶褐色液体，每份大约有一点五毫升。然后他自己先喝给他们看，叫大家也都喝了，接着又叫大家喝第二种液体。这跟后来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的做法一样。他做完后自言自语地说“消毒班该到了吧”，又说“太迟了，我看看去”，说着就往便门走去，不见了。他再没有回来。

据说，那一次的液体“发涩，难吃极了”，可是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分行方面还是向荏原警察署报告了，警察署记下了情况，把松井蔚的名片也保存起来。

毫无疑问，这两桩未遂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都是同一个人干的。侦查当局凭着这三家银行的职员的证词和两张名片的物证，感到侦查工作大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