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才查明被盗去了些什么，马上发出通知，但是凶犯已经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把盗去的支票兑成现款取走了。

发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背面用凶犯的笔迹写着“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签署的是后藤丰治，本人只写下自己的名字，凶犯在旁边附了个假地址。侦查当局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装束做了调查。该分行的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人身高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圆又厚，并不驼背，只是使人感到穿得太臃肿。他戴着一顶好像是驼绒的白糊糊的方格鸭舌帽。帽子是整块料子做的，后边笔挺，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颜色鲜明的帽子配上一件厚厚的咖啡色冬大衣，很不调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突出。”他还说，那人戴着宽宽的黑框眼镜，镜片是淡褐色的。

三家银行都是由同一个凶犯去的，不可能设想单单在取钱时他会支使别人。笔迹是符合凶犯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据此，侦查当局认为拿支票来兑换现款的人必是凶犯本人，也就是说，那笔迹是凶犯留下的，并决定按照这一方针来侦查。

凶犯说话没有什么富于特征的地方口音，服装和态度也不土气，三个犯罪地点选得都很老练，不像是从外县初到东京来的人干的事。而且，凶犯从帝国银行出来后，第二天就连鞋带大衣都换过才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根据以上几点，假若出现在四家银行的是同一个凶犯，侦查当局认为他必然住在东京都，并决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侦查。

为了从在同一个时刻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过的顾客中找到目击者，侦查当局就去寻觅线索。同时，又设想他可能是乘都营电车来的，就在都营电车公司巢鸭营业所贴出了写明该犯相貌特征的通告，要求司机和售票员予以协助。在相貌、装束下面，还写着“像是个包工头”——这一点是以目击者所提出的特征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