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作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末，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可以有以下三种假定：

一、凶犯可能是现役的作战训练部所辖机关的严加保密的石井小组的正式成员。

二、他所属的部门虽然不能说与上级机构毫无关系，它本身却并不是上级机构，并且与战后所进行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没有直接关系。

三、凶犯曾经是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队）或是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骨干，就他的职务来说，他知道“硝酰”这种毒药，也能够使用它。他晓得战后的秘密作业，但与这一作业没有公开的关系。

其中第三种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这种设想是不无根据的：当警视厅向这方面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反间谍队”或公安科对日本方面做了某种暗示。

事实上，警视厅根据最初的侦查纲要已向旧军部有关方面展开了正式的侦查，以警视厅原有的实力，大概不久就能够逼近真凶的身边。但是一旦查出凶犯，那就等于让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战训练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秘密作业。因此，美国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警视厅的侦查方向。美军总司令部就施加压力，要求警视厅打断根据侦查纲要所确定下来的主线。这就是我推想的情况。

当时，全国从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个人开业的或医院里的医生中有过上述经历的，警察机关暗中一律进行了侦查。（参照上述侦查纲要中关于名单的部分。）

美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不愿意警视厅把侦查的手伸到凶犯身边来，估计是由于石井小组——美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的最高秘密作战计划之一，即CBR计划的C项（细菌）——的作业处于绝密状态。要是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之下暴露出这个小组在做些什么工作，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只要稍微透露出这个小组的存在，马上就会有被新闻界——尤其是驻东京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把消息拍发到全世界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尽快解决“帝国银行事件”。表面上他们是催促警视厅早点结束这个空前的惨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侦查的手还没伸到旧军部来之前，好歹逮捕一个“凶犯”了事。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不被警视厅主流派所重视的居木井名片班从北海道把平泽贞通逮捕了来。此人本来就患着克尔萨珂夫氏病，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对于检察官的盘讯，总还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终于变成半疯狂状态，屈服了。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这么一来事情就如愿以偿地解决了。

还有一件对美军总司令部有利的事：这个平泽贞通过去犯过日本堂欺诈案。警察在押送平泽的途中，对他十分残酷，舆论本来对平泽抱着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权的抗议。但是一旦欺诈案披露出来，舆论对平泽的同情急剧地起了变化，开始认为他是真凶了。在这里再说一遍，欺诈和凶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罪行。检察当局却在“犯过案的人”这样一个概念下舞文弄墨，于是，平泽贞通败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