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当头

珠河游击队成立后正儿八经的第一仗，对手是从乌吉密来“讨伐”的40多日伪军。这是1933年12月上旬，王德全的那挺捷克式轻机枪“咕咕咕”的叫声，在干冷的北风中格外得有弹性和力度。打了一阵子，赵尚志下令撤退，退得有条不紊。敌人觉出这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不大好惹，没敢追。

第二仗是半个月后在火烧沟，迎战珠河日本指导官率领的百余伪军。这回地形有利，赵尚志指挥大家顽强阻击，歼敌大队长以下20余人，游击队只有两名队员负伤。

10来个人把100多人“打屁了”。火烧沟一战，使中东路（哈尔）滨绥（芬河）线一带群众和各色武装，对赵尚志和珠河游击队刮目相看，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934年5月，赵尚志指挥游击队和义勇军组成的反日联合军1500余人，攻打宾州镇。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朝阳队”时，曾率队打下这座宾县县城。这次将东西南三面围定，他亲自率主力攻打南门，北门则放条“生路”，而在城外布下一支伏兵。部署停当，就给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令其投降。这个汉奸一边布置守城，一边派人赶去哈尔滨求援。战斗激烈时，这小子一小时给哈尔滨打7次电话，催叫救兵。

游击队有门柳木炮，一说是将湿柳木抠空而成，一说是用湿柳木包一铁管，外面用几道铁箍紧紧箍住，是为打宾州特制的。炮口直径一尺左右，身管6尺来长，能装10来斤火药和30来斤碎铧铁及秤砣。第一炮击中南城门的炮楼，又一声巨响，城墙被轰塌一角，少年连即踏着砖头土坯冲了进去。

几架飞机飞来，在城外轰炸扫射，义勇军乱了阵脚，纷纷逃离。估计哈尔滨援敌也快到了，赵尚志下令停止攻击，待城里部队撤出来后，交替掩护退走。敌机猖狂得很，肆无忌惮地低空俯冲恐吓，游击队官兵火了，机枪、步枪对空射击，真就打下1架。

抗联11个军、3个路军中，3军、3路军打下的县城最多。趁敌不备，兵力空虚，突然攻打县城，这也是一种游击战。攻取县城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影响，对敌伪人员心理、精神上的锤击、震撼。而在百姓大众心里，把县官老爷抓住了、吓跑了，那差不多就是天下大乱了。其军事价值就是消灭敌人，缴获枪械弹药，没收敌伪物资。每年秋天，抗联都要为冬季补给忙活一阵子，筹备棉衣是头等大事，而打下一座县城什么都有了。这次打宾州，虽然物资收获不大，但其政治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宾州之围既解，哈尔滨援敌返回。5月中旬，赵尚志再次率军逼近宾州，哈尔滨敌人再次出援。赵尚志则挥师西进，进至距哈尔滨40公里的蜚克图和市郊黄山嘴子一带，又把敌人吓了一跳。

三岔河位于宾州镇东15公里处，一座座炮楼高耸的大院套，显示着主人的气派和富足。

6月上旬，赵尚志率反日联合军来到这里。当时的口号是，“家有百万之富，不是日‘满’走狗，不反对反日军，我们决不限制。”有钱大户大都肯捐钱献枪，大排队队长李靖远还表示要参加联合军。不料有汉奸告密，第二天中午时分，600多敌人从宾县、珠河和哈尔滨分头赶来，其中近一半为日军。

听到枪声，赵尚志立即部署战斗，由省巡视员张寿篯率一部分兵力到岭东三门高家一带阻击敌人，自己带骑兵队和1中队去田家油坊增援。而此时，驻守田家油坊的义勇军“黄炮队”已经逃跑，驻在八里岗的“九江队”、“白龙队”也趁敌人尚未合围之际边打边撤，退进山里。

途中与敌遭遇，敌人火力很猛，赵尚志遂决定进入“铁军队”据守的三门王家大院。“铁军队”本该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却趁敌人转移火力的工夫自顾自跑了，把东院丢给了敌人。赵尚志清楚，眼下必须夺回东院，否则就可能扔在这里了。占据中院的游击队，几次架梯子想翻墙过去，那墙头被机枪扫得砖石飞迸。赵尚志和几个战士抡起镐头，将墙底刨开钻过去，与敌人拼起刺刀，把东院夺了回来。

这时，三岔河枪声响成一锅粥，一柱柱烟尘在爆炸声中腾空而起，气浪灼人。三门王家大院是重点攻击目标，日军的迫击炮、掷弹筒发射的炮弹，接二连三地在院内外爆炸。戴钢盔的鬼子，戴大盖帽的伪军，将大院包围，不断发起攻击。自打宾州后，日伪当局就将赵尚志的队伍视为心腹大患，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岂能不下狠手。

有人提议突围，赵尚志说不行，冲出大门就暴露在敌人火力下，要等到天黑再动作。并下令节约子弹，把敌人放近了打，先打当官的，打戴钢盔的。官兵都明了眼前处境，同仇敌忾，利用炮楼和炸塌的废墟、洞穿的墙洞，顽强地阻击、杀伤敌人，使其不得近前。

天终于黑下来。这是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赵尚志一声令下，官兵们雄狮猛虎般冲了出来，手中的步枪、机枪、匣子枪和几十张喉咙一起吼叫着。这是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冲杀，锐不可当。也巧了，张寿篯正好带人赶到接应，“九江队”一部也赶来助战。两下夹击，敌人阵脚乱了。三路人马在夜色中奋力冲突，脱离险境。

当年8月26日《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此役我军牺牲二人，一为骑兵队长李根芝（应为“植”——笔者）；一为打死敌人十八名，夺取机关枪而牺牲。重伤一人，轻伤二人，均系队内勇敢的干部。”

三岔河之战，是3军战史上最初的硬仗恶仗，也是抗联早期少见的硬仗恶仗。3军向以能打硬仗恶仗著称，这一仗对赵尚志和3军的战斗作风影响极大。

一些老人说，赵尚志一向强调“要压倒敌人”。三岔河之战后，他说敌人是人，咱们也是人，敌人怕死，咱们不怕死，就能压倒敌人。

三岔河突围后，赵尚志带队打下满家店，在乾松顶子与600多日伪军激战，接着又把目光盯住了中东铁路。7、8两个月，即向中东路及沿线车站发起几十次攻击，造成火车脱轨16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待日军调集重兵严防中东路，赵尚志矛头一转，又向双城、五常进击，首先打进五常县城，再挥师五常堡。

五常堡位于珠河县西南部，属五常县大镇，又富过县城，商家大户特别多。这种镇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高壕深，有钱人重视武装，舍得投入。不然，胡子打进来，洗劫一次，一些大户就会破产，那富足就要减去几成，如是几次就变成穷镇了。据说四十多年间，没有任何武装能够打进五常堡。1932年，曾有两千多义勇军进袭，结果白白伤亡许多人。

五常堡以武力拒止义勇军，极可能是惧怕其进去抢劫。而两年后，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率队攻打五常堡，是因为这里已成日伪的一座反动堡垒。

有人说，200多人敢打300多人守卫的五常堡，也只有赵尚志了。

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敢不敢，而是在于敢打必胜，不到两个小时即将其拿下。

赵尚志将攻击、打援部队部署停当，放出风去，说还要打五常县城。此时，“赵尚志”三个字在哈东已是威名赫赫，而五常堡那些忘了祖宗的人，也有轻敌的资本和老皇历，枪声骤起时还有些云里雾里。

城西北角首先突破，16名队员冲进去占领3座炮台，居高临下控制局面。大部队迅速攻入镇内，占领日伪机关，抓捕汉奸走狗，并按照预定计划，没收了两个拒纳救国捐的大户的财产。4个小时后，满载而归。

接着，又拿下双城县的八家子、康家炉、梨树沟、方城岗等据点。

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一切意见，军事计划大多出自小赵。”

转年1月31日，《潇湘关于蓬勃发展的满洲民族革命战争的报告》中，在谈到东北的赤色游击队时，唯一提到姓名的是赵尚志，而且提了4次，并说：“珠河游击队——即赵尚志队伍，基本队七百余人，影响下的义勇军很多，战斗力最强。”

而三岔河之战后，日伪开始悬赏捉拿赵尚志，特别“大方”，出手就是一万元。

1934年11月下旬，赵尚志率哈东支队部分队伍从方正回返珠河根据地。这天下午进至腰岭子附近的肖田地准备宿营时，被敌包围。

哨兵发现敌人时已经晚了，而且看到的只是“打马桩子”的敌人。骑兵山地作战不便，战前要把马拴好，有人看管，叫“打马桩子”，这部分人并不参加战斗。

敌人是日军望月部队300余人，和伪军邓团400余人。团长邓云章后来升任旅长，这小子向主子拍胸脯子“包打赵尚志”，堪称哈东的邵本良。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战斗。赵尚志迅速奔到山上，观察、判断敌情，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敌人炮火很猛，日军、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房舍、树丛发起攻击。部队住地分散，200多人按建制宿营，有的在山下，有的在沟里，敌人的合围一时也难以收拢，而且缝隙较大。战至天黑，赵尚志指挥向东突围，退至太平沟、大猪圈一带，又被敌人包围。激战中，赵尚志左肘中弹，血流不止，仍指挥战斗。大队长刘海涛是员猛将，奋不顾身率队冲锋，终于突破敌围。

肖田地之战，使敌惊诧不已的，并不是对手两次突出包围。望月并不忌惮这个，因为在对手所有可能退走的路上，他都预设了伏兵。这是一个精心布下的连环套，自觉万无一失的侵略者，根本想象不出对手是怎样顺利返抵珠河的，就说这是一次“德国式联军的退却”，“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有名将指挥”不用说了，“德国式联军的退却”则是胡诌，那就是抗联式的退却：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击侵略者，攻守进退，人熟地熟。

从1934年草木凋零开始的冬季“讨伐”，敌人调集3000多日伪军对付哈东支队，并提出“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结果每次接战都讨不到便宜，连肖田地之战的伤亡也大于对手。

听着部下的报告，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岩越喃喃地道：“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打出来的统一战线

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时，珠河地区武装蜂起。

一种是地主武装，大排队、保卫团、自卫团、民团，名目繁多，一个意思。有钱人家的大院套里，用当时人的话讲，“那枪头子戳得像高粱棵子似的”。而在日本人占据的县城和铁路沿线的较大集镇，商家和有钱大户也组织商团、民团。如此武装蜂起，是因为这年头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原先就是胡子的，义勇军失败后拉杆子上山的，一向诚实劳动而丧失了劳动权利的，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去那大院套里扛枪外，也就剩下这条路了。“九一八”事变后盛极一时的红枪会，其成员大都是山东人，有的回山东老家了，留下来的有的被地主武装收编，有的成了胡子。至于棒子手、砸孤丁、小线，抢不了大户，就对穷人下手，为扒身衣服也会害条命。白天深草没棵的，走夜道更危险，从背后给你一棒子，或是用镰刀钩住脖子，或用绳子勒脖子，叫“背死狗”。

地主武装也好，山林队也罢，特别是后者，通常都会有一支势力较大、口碑较好者，能够号令一方天地。作为中心、领袖，有时还纠合一些队伍攻打集镇，用胡子的行话讲叫“压山沟”。而这时的珠河，乃至哈尔滨东部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武装，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形成这样一支力量，更没人想到很快成了气候的，竟会是小小的珠河游击队。从没人放在眼里，到谁也不能不放在眼里，一些队伍纷纷戴上游击队的红袖标。“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和珠河游击队的赫赫威名，毫无疑义是打出来的。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是三岔河之战后的6月29日成立的，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任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梁佐术。支队下设总队、大队、中队、小队，均为三三制，另有炮队、骑兵队、教导队和少年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司令部设经济部、政治部、执法处和秘书处。全支队450余人，其中9个中队180多人是党直接领导的基本队伍。而在3个总队中，有两个总队长和副总队长，是原地主武装的首领。

显然，这是一支统战性质的联军。

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时只有3个团，一年多后发展为6个师。又半年后扩大为10个师约6000人左右，其中党的基本队伍1500余人，从名称到内容都是正儿八经的联军了。

哈东支队2总队长黄英，当过胡子，是个小地主，原为珠河县黑龙宫镇民团头子。因他枪法好，说起“黄英”少有人知其是谁，提起“黄炮”大名鼎鼎，他的队伍参加反日联合军后也叫“黄炮”。1934年8月26日《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其成分大部分是秋皮屯一带农民，但亦有很多炮手在内，故战斗力较强。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他的名誉很大，远近无不知之。”

黑龙宫是日伪在道北的一个重要据点，群山环抱，地势险要。1934年4月，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连端老虎窝、新开道、古扎子三个伪警察分驻所，又攻占秋皮屯，后又联合“北来队”、“白龙队”、“吕绍才队”等几支义勇军，攻打黑龙宫。战前，赵尚志派人与黄炮见面，劝他率部反正，他嘴上答应，心里话这黑龙宫可不是纸糊的，凭你几句话就把俺收了去，世上哪有这样的买卖？没想到真就成了纸糊的，赵尚志很快带人打进来，黄炮想投降也来不及了，更不用说反正了，只有落荒而逃。

黑龙宫是珠河游击队打下的第一个镇子，这在当时的各种武装中都是少见的。战前赵尚志派人与几支义勇军联系，劝说联合作战，来的没来的，一些人那心思也跟黄炮差不多。这回真的打下来了，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勇军都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听从指挥。有的是敬，有的是怕，或者兼而有之。而在敬与怕中，或多或少都惦着分杯羹——打下一座镇子，那会有多少“好贺儿”（钱财、好东西）呀。

黄炮也托人上门求情，赵尚志二话没说，欢迎。

“九江队”首领、惯匪于海云，也大老远赶来了，赵尚志仍是欢迎。

在上面引用的介绍“黄炮队”的珠河县委报告中，这样评说“九江队”：“九江、容易、跨海等，他们本来在铁路南一面坡附近之大青山一带，受日本委托保护韩国走狗四百余户种稻地。这稻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粮食，以四千元作保护费收买他们的。”“因我队的胜利，九江遂分十余人，容易十余人，以及别的一部分小义勇军留守该处，大队（九江四十余人，容易四十余人）过铁道北西进，参加我联合指挥部，并推老赵为司令，实际上自己是非常不满意。”“九江队战斗力较其他队为强，颇有相当军事经验，其下级基本队至今不过四五十人，与旁的义勇军一样组织法，然下级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

“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是因为队内分配不公。山林队，即胡子，都是私枪，枪多的可像地主出租土地一样，把枪租给没枪的，所获钱财按职务和枪分为人股、枪股，俗称“挑枪片子”。首领即大当家的通常两个片子，或两个半，“四梁八柱”减半个、或一个片子，弟兄即喽啰一人一枪一个片子，没枪的半个左右。片子多少，还因枪支优劣而不同。你是一支老洋炮，那一人一枪就凑不够一个片子。你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或是被称做“手提式机关枪”的冲锋枪，那片子就可观了。你把枪弄丢了，那枪又是租的，那就跟给地主放牛把牛弄丢了一样。于海云及“四梁八柱”各有多少私枪出租，“九江队”如何“挑片子”，具体不详。而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九江的剥削非常厉害，虽然得了很多钱，但士兵物资经济上待遇甚苦。”于海云是个老胡子头，有一套统治办法，“四梁八柱”又是利益共同体，下边再苦，再不堪剥削，跳蚤也拱不起被窝。

胡子大帮吞小帮，大帮之下常有许多小帮，叫“合绺子”，其分配制度，有“合绺合财”的，有“合绺不合财”的。哈东支队的分配原则，是联合作战缴获的敌伪物资，按参战人数平均分配。在于海云等人的眼里，这种分法无论怎样不伦不类，关键还在于只能从敌伪手中发财，这财那么容易发吗？眼瞅着多少好财发不了，眼馋手痒干着急，就觉得这回是被套上了笼头。

为日本人保护稻田，并拿保护费，按理说这就是走狗汉奸了。可“九一八”事变后，于海云也率队打日本。不能否认他的中国心，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时义勇军风起云涌，也是跟潮流，看火候。他清楚像他这种角色，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容留，日本人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收拾他。而与反日联合军为敌，即便不立马被灭掉，也再难有好日子过了。不知道他因何当了胡子，在干上这个凶险的营生之前干什么，能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中立足，且成为名气颇大的“九江队”的老大，后来竟能加入共产党，则让我们想到“狡诈”和它的所有同义、近义词。现在还不好说他“有奶便是娘”，但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危险的人物。他的到来，扩大了珠河游击队的反日统一战线，也为哈东支队、3军日后摩擦、冲突，埋下了祸根。

珠河县委的报告中，说“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这话看怎么理解。若说“革命”、“共产党”，连后来入党的于海云也堪称“什么也不懂”。至于黄炮“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这正是他的农民式的狡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怕饶不过他，所以表现得特别极端。只是比起于海云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人）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罗勒密见到谢文东和李华堂。

这在东北抗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见，穷途末路的谢、李自是非常高兴，两部官兵也受到鼓舞。

赵尚志主要讲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在反日救国的前提下，不分信仰，不分政治派别，可以保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互不干涉内部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求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协商，决定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阻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以3军和谢、李两部，另有祁致中的“明山队”等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为总秘书长。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谢文东任委员长。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此前各地党的武装与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难以比拟的。由于谢文东、李华堂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这等人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党和党的武装自然声望大增，有力地推动了哈东、下江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

也就有了后来的3军与8军的恩怨是非，有了“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的民谣。

此话留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