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治刚和张传福

东北人说乡下人土气，就说他“一脑袋高粱花子”。汤原游击队创始人、6军的两任军长夏云杰、戴鸿宾，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脑袋高粱花子，也是乡下人的6军参谋长冯治刚就是一身书香了。

冯治刚，1908年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第二年冯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太平川耿贵屯。小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县司法科录为雇员，后升任科员。这在土坷垃里刨食吃的乡下人眼里，能在县衙门里当差，几乎就是跳龙门了。要不是“九一八”事变，那“龙门”也说不定会一级级跳到哪里去。据说县里那些大人物，都看上了这个聪明好学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他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有空就是看书——事变后看得最多的是《孙子兵法》。

小兴安岭东北侧有3个金矿，黑金河、亮子河两个金矿被日寇占领，就剩格金河还在中国人手里。日寇占领汤原县城后，冯治刚来到格金河金矿当文书、会计，为经理刘纪三出谋划策，组织护矿队，利用有利地势阻击日伪军来犯，有时也与汤原游击队联合作战。

1934年4月，戴鸿宾、冯治刚率领两支队伍，把太平川人称“粱二爷”的伪自卫团30多支枪缴了。不久，伪县公署又给这支伪自卫团配发枪支，又被缴了。两天后，伪军屠旅400多人，将两支队伍包围在于罗锅屯。从上午打到下午，为了掩护救护伤员，屯子里就剩下冯治刚和4名队员了，其中还有伤员。冯治刚一支匣子枪在前开路，其余人帮扶着伤员往外冲。他说俺没倒下就跟着俺，俺倒下了别管俺，冲出一个是一个。

这次战斗伤亡很大，冯治刚的哥哥也在突围时牺牲了。

刘纪三说，咱别自不量力了，这日本子打不了，散伙吧。金矿也不要了，带着家眷回克山县老家了。并告诉冯治刚，你也“踅摸”（寻找）个地场“迷”（躲、藏）起来吧，别再惹乎日本人了。

冯治刚自己拉起支队伍，报号“文武队”，在汤旺河谷、小兴安岭继续抗战。

王钧老人说，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监督就是县长，翁婿俩都是有影响、有血性的人物。冯治刚中等个，浓眉大眼高鼻梁，沉稳、果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戴鸿宾劝他参加游击队，他没看起戴鸿宾。他觉得你一个“半拉子”，一脑袋高粱花子，能带百来号人打日本，我哪点都比你强，就想比个高低。这人心气高，也真有本事，打些好仗，队伍很快从7个人发展到60多人。同时也看明白了，游击队有共产党领导，这是谁也比不了的。

冯治刚胆大心细，指挥作战周到缜密稳准狠。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1937年4月28日攻袭汤原县城。

4月初，县委得到情报，敌人正在策划一次大搜捕，要把全县有抗日嫌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起来。怎么办？冯志刚说以攻为守，打开县城，就能破坏敌人的计划。有人说主力西征了，就剩个留守团百多人，还能打县城？打日本人占了汤原，谁把县城打开了？冯治刚便把自己的设想一一道出，一些人仍是将信将疑。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

两条十字街，将汤原县城分割成几片。西北是伪县公署和警察大队，西南、东南为日伪军，中心十字街一个大碉堡。半夜时分，从打开城门到控制各要害部位，留守团和各区农民自卫队两千多人，都有内线接应、引导。冯治刚率主力奔到伪县公署大院时，墙外早有人架上梯子，“更夫”敲着梆子，不紧不慢地喊着“平安无事”。

第一枪在伪县公署大院打响，枪声和在铁桶里炸响的鞭炮声，就把一座汤原城震撼了。与伪军、伪警察早有沟通、默契，300多人缴械投降，包括伪县参事官在内的40多个鬼子被击毙，伪县长被活捉，同时砸开仓库、监狱。天快亮时，各路人马分头撤出城外，满载而归。

王钧老人感叹：两千多临时凑集起来的各区农民自卫队，能组织、调动到这种火候，也只有冯治刚了。

格金河两岸几十里，小屯十几个，总名叫太平川。

太平川又分东太平川和西太平川。东太平川西头有个伪自卫团，30多人大多是炮手，论战斗力在汤原县是最棒的。团长张传福三十多岁，中上个头，虎背熊腰。张家兄弟几个30多口人，有车马和300多垧土地，还开着油坊、粉坊，可谓家大业大。张传福不仅善于当家理财，还有一手好枪法，方圆几十里的胡子都怕他，说话、办事也像打枪一样有准头。

不过，眼下一颗心可是七上八下的没谱了。

游击队把屠旅打垮了，把东二堡、鸭蛋河自卫团缴械了，把西太平川打开了，下一个不就轮到东太平川了吗？没想到两支撸子起家，能把局面闹得这么大，整个汤原北都成游击队的天下了。如今老百姓张口就是“反日”，他也是中国人，也想打日本子，给子孙后来留个好名声，可游击队、共产党会怎么看他呀？日本人占了汤原后，要各地成立自卫团，说是打胡子，保护地面，大家就推举他当了团长。虽说没跟游击队打过仗，那也是给日本子当差，不就是汉奸、走狗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盘的扩大。

年底，汤原县已有党团员1000多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等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屯，仅反日会会员就达5000多人。

1936年冬，《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说：

六军的主要特点是地方与队伍工作的配合，其次是内部党的组织与政治教育的良好与对群众影响的良好。自与三军会合后，为一九三六年北满反日部队中发展最快的，差不多发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引起了日满的极大注意，而且为经济生活最优裕之部队，而且为军事纪律严整之部队。

如今挺有名的鹤岗煤矿，那时叫矿山镇，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两个伪矿井队，戒备森严仅次于汤原县城。鹤立区委书记高雨春潜入镇内，住在反日会员施庆久家。施庆久是矿业次长金井建吉的卫士，深得日本人信任。高雨春在工人和矿井队中发展许多反日会员，敌情了如指掌。

1936年5月22日，夏云杰指挥6军攻打矿山镇。矿山周围拉着电网，先用锹镐把下边挖空些，再用大木杆子把电线撬起来，人就钻过去了。3团长冯治刚率3团炸毁吊桥、车库，封锁了日本守备队和矿井队的营房，夏云杰带主力顺利冲进矿业所，很快结束战斗。

这是6军成立后夏云杰指挥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其战果当然不仅在于消灭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物资这类硬件。

11月21日，为远征佛山（今嘉荫）筹措给养，夏云杰率队在丁大干活动时，被汤原县伪治安队伏击，一条大腿被打断，流血过多，五天后牺牲。

在大雪飘飘的1936年11月，东北抗联连失两位军长：王德泰和夏云杰。

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

夏云杰第一次负伤，是1934年6月攻打太平川西大岗“连环窑”（农村相邻的大院套，各家联防，时称“连环窑”），伤在头部。第二次是同年末，伤在哪儿没有记载，很重，在密营治疗5个月才好。他参加革命前抽过大烟，这次重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了。

如今听说谁吸毒，这个人基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废了。当年不然。一是后面将要写到的，那时种大烟的非常多，很容易弄到，烟土还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钱毛（指货币贬值——编者注）时甚至只认烟土不认钱；二是穷人有病没钱治，吃点大烟顶一顶，在乡下是太平常的事了。前面说过与山林队统战、联合，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抽大烟的有多少。那种职业，山林生活，冬寒夏潮，有几多不落下这病那病的？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大烟了。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少有没有负过伤的，也就少有没吃（吸）过大烟的。负伤了，黄豆粒大小吃一块，就能止痛，就能跟着队伍跑回来。但是有规定，只能吃3次，之后再痛也只能忍着，再吃就上瘾了。

夏云杰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上瘾了，而且还在于他是汤原游击总队的政委。党代表吞云吐雾抽大烟，什么形象，什么影响，还怎么带队伍呀？

大家看着着急，一些人就劝他戒烟。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烟瘾上来，哈欠连天，鼻涕眼泪齐流，实在挺不住时，就满山遍野地狂奔。

据1937年7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记载，是“自行倒悬梁上，以抗烟瘾，卒将鸦片戒除”。

汤原游击队成立时，40多人只有几个汉族。这时的游击总队，除了夏云杰、戴鸿宾和张传福，中队以上干部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这就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一些人当面提出意见，背地里也不能不议论，当然也谈些别的。有人不会说汉话，有的会说也是结结巴巴的，自然就说朝鲜话。夏云杰就觉得这些人在搞小动作，反对他。

就在这时，有个叫赵东国的队员，被派到地方执行任务时被捕了。这样的人归队后都要受审查的。他先说是自己跑回来的，后来被刑讯逼供，又说是敌人放回来的。放回来让你干什么？你都跟谁联系了？他们是不是“民生团”？结果就把朝鲜（族）官兵全咬出来了。

先是参谋长张仁秋被枪毙，接着是两个中队长柳东镇、崔去默，小队长朴东善和队员金浩景等人。张仁秋就是前面 第2章 中，和崔石泉一起到梧桐河办模范学校的那个教员，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外号“张大个子”。只有十八岁的刘恩淑，就因为是张仁秋的妻子，未经任何审讯就枪毙了。队员李东善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成了“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证据，自然也被处死了。

其余的朝鲜（族）官兵，都被关在房子里，一个一个地被提审，许多人被拷打逼供。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因为他给夏云杰当翻译。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政治委员夏云杰同志，自己以一身领导队伍及汤原地方党正腐化骄纵吸大烟等经济自私滥用和账目不清楚，行动是十足的官僚官阀。取消党和政治工作，民生团虽被肃清，但在政治上已经被民生团抓着了中心群众及部分干部，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些干部认为不杀老夏，革命不能干的形势。如戴鸿宾、陈少宾、裴耕田、徐文斌、张兴德等……不能以党的应有的斗争去解决一切。

六十五年后，在北京李在德老人的家里，老人对笔者说：

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叫“民生团”，也不明白张仁秋这些人怎就成了“民生团”、“反革命”。裴敬天是3中队长，他和裴成春裴大姐是亲姐弟，裴敬天是三弟，另两个弟弟都是游击队员，这时都牺牲了。我们都是梧桐河出来的，知根知底。他们也是豁出去了，审讯时就说我们全家出来革命，两个哥哥牺牲了，仇还没报，我们倒成了“反革命”。裴敬天声泪俱下。裴大姐也说，谁都知道李在德她妈是怎么死的，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也成了怀疑对象？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打这以后，就不提审我了，裴大姐好像也没再被提审。

我从小就爱说爱笑，大人都说我不像个丫头，没个稳当样儿。父亲牺牲时，我五岁，什么不懂。母亲牺牲后，我稳当了一阵子。参加游击队后，革命队伍大家庭，大家都把我当做小妹妹，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可反“民生团”后，我就彻底“稳当”了。那时朝鲜族同志见面，能说汉话的都说汉话，不会说汉话的也不说朝语，像不认识似的。十年后我在和龙县当妇联主任，那儿几乎都是朝鲜族人，我突然发现好多朝鲜话都不会说了。

“戴半拉子”

夏云杰牺牲后，6军召开非常紧急会议，推选4团团长戴鸿宾为军长。

戴鸿宾，近1.80米的个头，挺壮实，稍有点儿驼背。他1911年生于奉天省抚顺县两半山屯，八岁随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西北沟靠山屯，为汤原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总队长。6军成立后，为2团长、4团长、代理军长、军长。前面引用过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组织概况》，这样写道：

总队长——老戴（鸿滨），二十六岁，雇农，“九一八”时入党，参加过汤原第一次游击队（后失败消灭）及第二次新游击队的创造，作过区的宣传两月，在义勇军“春山”队内作过四个月工作。斗争坚决。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能执行党的路线，党内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军事上有些经验，学习精神稍差。

新军长上任后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是执行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决议，指挥6军主力西征，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

1937年7月，戴鸿宾率军部保安团、直属特科连（炮兵）和2师4团、5团、4师11团、14团，踏上征途。戴鸿宾吸取3军的教训，避开城镇，在荒无人烟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穿行，20多天后到达绥棱县八道林子，与6军先遣队3师和3军6师会师。

大量部队集中一地，是游击战大忌。戴鸿宾认为应在尚未被敌人发现之前，攻打据点，获取补给，以利下一步行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先打叶家窝棚。

张光迪指挥3军6师，一举拿下侯家窝棚，将伪自卫团全部缴械。6军2师也在预定时间，解除广林屯伪自卫团武装。叶家窝棚外围据点扫清了，先头部队却走错路，惊动了敌人。突袭变强攻，硬打两个来小时，牺牲20多人，负伤40多人。敌人援兵到了，只得撤退走人。

失利原因，都说是戴鸿宾指挥失误，迷信特科连那门迫击炮。西征途中炮弹受潮，发射数十发只响两发。倘非如此，是不是能打下来？缺乏经验，不懂得怎么摆弄炮，是不是个重要原因？

首战受挫，17天后捞了回来。8月27日，进至海伦县李刚烧锅时，与满载日军的3辆汽车遭遇。2师先发制人，击毁2辆，毙伤30个鬼子，缴获一批武器，还有挺重机枪。

但是，这次西征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戴鸿宾率队返回汤原。

对西征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也好，首次远征，没有经验，缺乏自信也罢，都不是中途折返的理由。更不用说3军的实践已经证明，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是可行的。戴鸿宾被开除党籍，仍然代理军长。

在党籍得失上，戴鸿宾与赵尚志颇有几分相似，却又不可同日而语。

雇农出身的戴鸿宾，十岁出点头就给人扛活，是有名的“戴半拉子”。当了军长，一些人不好意思再叫他“戴半拉子”了，可叫惯了，有时还是免不了脱口而出。

自夺枪开始，无论笔者写到，或是没写到的，这个一天书没念的“戴半拉子”，几乎阵阵不落，且时有精彩表现。没人知道戴鸿宾倘若学富五车、熟读兵书会是什么样子，抗联6军战史中的活生生的“戴半拉子”，是不可多得的精英人物之一。用乡间老人的话讲，那叫“人精”。

游击队的枪让胡子搜去了，戴鸿宾想出个招儿，和队长长袍礼帽去见胡子头，自称“县政府便衣队”，连蒙带唬，想把枪弄回来。虽未成功，也见其聪明、智慧，用那时的话讲叫“有道眼”。游击队站住脚后的第一次战斗，他竟能看中葫芦脖子那样的地形打伏击。至于只身去和张传福谈判，那就不用说了，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如果、万一和不测呀？

可说他的“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也并没错，甚至好像还带有一种预见性。

张寿篯——李兆麟

1936年2月，赵尚志率3军主力回师庆城、铁力途中，写信指示6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

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中游，是为伐木工人发放钱粮的地方。小兴安岭南靠张广才岭，连接完达山脉，松花江主要支流汤旺河在汤原境内流长400多公里，汤旺河的700多条支流则成了小兴安岭的血脉。这里无霜期每年只有100天左右，气候恶劣，人迹罕至，只有少数猎人和山民才能进出，自然是建立密营的天然去处。

汤旺河沟里有帮胡子，头子于桢，百步穿杨，人称“于四炮”，手下多是猎人出身，个个枪法了得。他们霸着汤旺河沟里，进山伐木、烧炭、打猎都得给他们纳贡，别的胡子都怕他们，没人敢惹。日寇占了汤原后，用钱收买，将100多人编为森林警察大队，于四炮为大队长，并有7个日本警察担任指导官、教官，保护日伪砍伐木材，有时还偷袭抗联。

张寿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王钧老人说，这人有本事呀，制定个奇袭智取计划。当时正准备打鹤岗煤矿，主力都在军长夏云杰那边，这边只有个戴鸿宾的4团。洼丹岗区李凤林的游击连挺能打，附近还有个“阎王队”20多人，都调来，就顶风冒雪出发了。3天后天擦黑时赶到岔巴气，是敌人的第一道卡子，河边一幢木头房子，对岸两个大院套。张寿篯认为不能冒失，和戴鸿宾一商量，果断决定，先抓俘虏。这一仗打得那么漂亮，关键就是对敌情了如指掌。

李凤林趴到木头房子窗前，用舌头舔破窗户纸一看，两个警察坐在炕上喝酒。他一摆手，王钧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大张机头的匣子枪就对上了。

押着两个警察去河对岸大院，哨兵老远就拉着枪栓喝问。被张寿篯用枪口顶着后背的警察，说是俺们俩回来了。再问后边怎那么多人，就说是山下驮粮的老百姓。到得近前，王钧突然上前，戴着手闷子的手捂住哨兵的嘴巴，脚下一个绊子，把他按在雪地上。李凤林带一队人直扑东院，十几支步枪从窗户捅进去，大喊谁动打死谁，就进屋缴枪。

这里驻守一个中队，西院是中队部。张寿篯和戴鸿宾带人冲进去时，几个头目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个满头黄毛的小子挺机灵，捞起烟灯打向门口，就势翻身跃起去墙上抓抢。张寿篯“吧”的一枪，打在黄毛手前寸把远的墙上。这小子还不老实，王钧抢上炕去，一把薅住那头黄毛，差点儿把脑袋按进肥大的缅裆裤的裤裆里。

关键是抓住了于四炮的把兄弟，人称“五炮”的中队长宋喜斌，由他带路，迷惑敌人，没费什么事就把老钱柜的敌人缴械了。

老钱柜里面的松树沟，有两幢挺漂亮的木头房子，指导官森山住一幢，另外六个鬼子住一幢。李凤林带着10来个人，把房子围住，就进了森山那幢。这小子也躺在炕上喷云吐雾。李凤林没理他，上炕去摘挂在墙上的王八盒子。森山“嗷”的一声，拦腰抱住李凤林，想把他摔倒。李凤林人称“大老李”，又高又壮，只一下就把这小子甩到地上烧得通红的炉子上。瞅着杀猪般号叫的森山，李凤林随手给了一枪。

张寿篯指挥的这场战斗，消灭7个鬼子，俘虏100多伪军，缴获1挺机枪、100多支长短枪、上万发子弹和1部电台，还有几万斤米面和两大缸大烟土，为在汤旺河谷建立密营扫清了障碍。

前面说过，张寿篯就是国人熟知的李兆麟。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回国前都改了姓名，原名李烈生的张寿篯，再次化名“李兆麟”。而他在东北抗战中长期使用的化名“张寿篯”，则鲜为人知。

1909年，张寿篯生于奉天省辽阳县西小荣官屯，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930年因宣传反日被捕，同年在北平入团，第二年转党，被派回东北，在义勇军中工作。1932年10月到本溪湖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任奉天特委军委干事兼兵委负责人，9月任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1934年4月后，先后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代理政委、宣传科长、3军1团团长、2团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6军政治部主任，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写于1942年9月10日《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自称“受过党六次警告，二次严重警告，都是政治上的错误”，并说：

十月因敌人大举讨伐，我提出“冲破敌人的包围，开辟新游击区”的口号，与省委巡视员和县委的意见对立，省委认为这是逃跑主义。省委当时主张“保护游击区，不让敌人进游击区”的口号，以及未能经常给省委写报告，手枪放火不谨慎打伤自己同志等等五条，省委撤销我的领导工作代理政治委员，党的处罚，给我严重警告。十一月赵尚志负伤，我以宣传科长的职务，在冬季日寇大讨伐的严重情况，配（合）地方党部支撑珠河、延寿、宾县的活动局面，打击敌人保持实力。十二月司令部派我到方正县领导第六总队，开辟了方正的新游击区，与土龙山民变的谢文东部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山林义勇军。

这位身材魁梧，大眼睛，高鼻梁，相貌堂堂，严肃、稳重，好像不易接近，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的东北汉子，阅历丰富，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独立思考，是那种能担大任的职业革命家——他的精彩华章，主要是在担任3路军总指挥之后。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

汤原游击队攻打太平川“连环窑”，引起震动。张传福率自卫团起义，影响更大。人心所向，有钱大户纷纷靠拢游击队，穷苦百姓自不待言，太平川遂成红地盘。再以太平川为中心，向格金河、黑金河、西北沟、吉星沟、穷棒子沟、竹帘镇等地扩展，所到之处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自卫队，1936年春还成立了汤原县人民政府。红地盘内民众站岗放哨，保卫家乡，为抗联送情报、粮食，并参军参战。像吉星沟，40多户人家，先后有20多人参加游击队、6军。

这些与前面叙述的其他地区的红地盘大同小异，更能显见汤原人民同仇敌忾的，是1937年9月18日格金河区大暴动。

鬼子曾偷袭吉星沟，烧杀完后就走了。格金河区委所在地四合村，20多个鬼子驻进丁家粉坊大院不走了，守备司令叫明越。鬼子在吉星沟杀害10人，除1名为自卫队哨兵外，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赵玉峰的女儿跑到河边被抓住，强奸后推入河中淹死。在四合村，这帮禽兽枪杀两个甲长，又将尸体挑刺剁烂，扔到门外粪堆上。

汤原县委决定发动群众，9月18日举行反日大暴动。既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也想引蛇出洞，把这帮魔鬼灭了。

17日夜，各区数千人带着老洋炮、大刀、扎枪和棍棒、锹镐、斧锯，会聚到格金河宝宝山一带，锯倒30多根电线杆子，烧毁格金河上两座桥梁，并在宝宝山至老母猪岗挖掘6公里多长的堑壕。妇女会、儿童团给送水送饭。6军3师及各区游击连，则早已部署停当，准备阻击各路可能出扰之敌。

18日上午，宝宝山上红旗招展，暴动民众召开誓师大会。县委书记高雨春讲话，号召人民牢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和全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沿途村民散发传单，并派人给明越送信，跟他叫号：你不是天天叫嚷要打抗联和抓“通匪”的人吗？今天都送到你眼前了，请你出来打吧抓吧！

暴动期间，驻县城和其他地区的敌人，始终未敢出动。而明越这个魔头，先是“武士道”变成缩头乌龟，接着就化装成老百姓，天黑后自顾自地跑去县城。其余的鬼子，也都只剩下逃命的“道”了。

有这样的红地盘和人民，6军成为下江地区一支劲旅就是自然的了。

4军军部密营设在大叶子沟。大叶子沟位于宝清、富锦两县交界处，沟口有两个屯子，李金围子和杨荣围子。杨荣围子西边有个孤立的方家大院，是进出大叶子沟的必经之地。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家大业大，院墙高厚，修筑炮楼，养着炮手。

4军刚到这里时，李延平让军部陈副官去方家，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抢不夺，但要住下房子，用些粮食，希望合作。陈副官去后半个多小时回来了，说不行，他们骂咱们是胡子，让咱们走，不走就打。李延平让陈副官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路过，让他们别妨碍我们，这样双方相安无事。陈副官走了10多分钟后，李延平下令部队成一字队形，拉大距离从方家大院西边通过。正走着，大院里枪响了，是冲天上打的，警告停止前进。这时陈副官也跑回来了，说不行，不让过。

部队趴在待割的高粱地里。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向后转太丢人，没面子，往后还怎么在这地界活动？就决定打。官兵在高粱地里毛腰前进，接近大院后，机枪、步枪向炮楼上射起来。从下午4点多钟打到天黑，根本攻不动，秘书彭施鲁还负伤了。

彭施鲁老人说，杨荣围子有伪自卫团，我们没把他们当回事儿。用那时的话讲，那叫“官家的买卖”。伪满时讲“磨洋工”，给日本人干活尚且磨洋工，这卖命的事谁肯舍命向前？这地主大院就不同了。炮手是花钱雇的，地主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用来充数。天下的男孩子都喜欢枪，如今是玩具枪，那时有钱人家玩的可是真家伙。继承、发达家业，不光需要经营头脑，还得有保护家业的本事。多少有钱大户都让胡子打开了，从此家道败落。像汤原县三大户之一的夏家，有上千垧土地，200多支枪，还有机枪、小炮，被胡子抢了，从此一蹶不振。那时有钱人家的男人，少有没枪的，甚至一家就是个武装单位，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且，这些大院从选址时起，就是有打仗眼光的。像方家大院，孤零零建在个坡岗上，居高临下，周围都是开阔地，光凭轻武器，怎么打？

1937年1月，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30多名骑兵，来到大叶子沟密营，免不了又唠起方家大院。路过那里得绕圈子，而且有这么个“钉子户”钉在那里，其他一些大户就有了榜样，影响根据地的开辟。如果他们再跟日寇勾结起来，那对密营更是一种威胁了。

黄玉清出个主意，并由他亲自率队实施。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方家大院门前来了一队“皇军”，叽里哇啦一通“日本话”，要进去搜查“马胡子”。这回方家人可惹不起。黄玉清在门口留下一个班警戒，进院首先占领炮台，待把枪都收缴了，就实话实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方家表示认罚，并承诺与抗联合作。

东北抗联11个军，少有没打过这种大院的。成功的战例，几乎都是化装智取。像富锦县头号大户何木林，那时连伪县太爷都少有车坐，何家光小轿车（那时叫“小卧车”）就有两辆，别的就不用说了。戴鸿宾穿上伪警察署长的服装，徐光海扮作日本指导官，裴敬天为翻译官，用朝鲜话当日本话糊弄何木林，就进了何家大院。

从当年到今天，笔者都未见到称方家为“反动地主”、“汉奸”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方家确实兑现了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大户大院那威严、厚重的大门，都不会轻易向任何不知根知底的武装开启。你说你不抢不夺，那些使大户家破人亡的胡子，说得比你还好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与你为敌，就像他们给“皇军”开门，并不等于甘愿当汉奸一样。他们只是信不过你，而且认为能够抵抗得了你，而日本子是抵抗不了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日本人当靠山。实际上，在那种乱世，特别是各种武装常来常往的偏远地区，他们希望与任何武装都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两个字：生存。

方家大院不再是“钉子户”了，其他大户自然都跟着走了，杨荣围子和李金围子一带，很快成了红地盘。

打下老钱柜后，3军、6军在人烟绝迹的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大青山、帽儿山、锅盔顶等10多处密营，这是东北抗联经营得最成功的密营群之一。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将密营误作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张寿篯说：“树林子不是根据地。”

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关内都没有密营或类似密营的处所。密营里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可以办学，当然也能储存粮食、给养，后期还开荒种地。官兵有时也会一师一团地到密营休整一段时间，但这都是临时的、无规律的。除了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外，平时密营里没有战斗员存在。如果说山寨是胡子的活动基地，那密营就是抗联的后勤基地，而且只能是部分的后勤基地。

根据地必具的条件是人民。没有人民，根据地就没了根。

密营是一种极个别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的产物。抗联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建密营，只是因为那里远离人群，比较隐蔽、安全。而当抗联只能依托密营进行活动时，那就是最艰苦的时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后的斗争了。

小丫头

李在德老人说：

我参加游击队后第一次战斗，是在格金河沟里的炭窑。天快亮了，我们正准备出发，汤原县伪警察大队来了，想包围我们。步枪、机枪那个响啊，还听他们喊“大裤裆”没多少枪呀，抓活的呀。游击队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衣服肥大，他们就叫我们“大裤裆”、“大裤裆队”。

枪一响，我就蒙了，有的吓得尖叫，有的顾头不顾腚趴那儿一动不动。男队员枪都不够，女队员哪有枪呀？那时也没经验，想不到让徒手队员抢救伤员，有人嫌我们碍事，就让我们“到一边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着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瘫那儿了。

1930年为准备武装暴动，梧桐河模范学校办军事训练班时，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也拿根棒子练队列，练站岗放哨抓特务，搞紧急集合、野战演习，还练胆量。练胆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让你去坟地送情报，把张纸条压在哪个坟头的什么地方。好大一片坟地，白天走到那儿，一些人还得唱歌给自己壮胆。这回领导还安排个人在坟地里，怪里怪气地学什么鸟兽叫，或是坐在那里抽烟，烟袋锅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样。经过几次，慢慢地，枪一响就能判断出距离，再判断敌人是奔你来的，还是和什么队伍打起来了。是抗联？山林队？敌人是日军？还是伪军？包括双方兵力，听枪声也能判断出个“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该冲上去增援，还是就地抢占制高点——当然得听指挥员的了。

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孩子，照顾我。行军过河，有时水深流急，就背我过河。刘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参军前我们是邻居，我叫他叔叔，后来他牺牲了。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河，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宽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说：来，丫头。

到个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抗联，见到队伍就想跑。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看我们是女的。女人当兵，看着稀奇，拿着枪也不像对男人那样害怕。我们就乘机进行宣传。一些男队员就说：这帮丫头片子真厉害，一个个“嘴茬子”（口才）“吧吧的”（类似呱呱叫）。

东北人管姑娘叫“丫头”，大姑娘叫“大丫头”，小姑娘叫“小丫头”，还有叫“丫头片子”、“丫头蛋子”。因为我年纪最小，前面又给加个“小”字。打李敏参军上队后，这个“小”字就送给她了。

李敏老人说：

我的母亲是农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岁。母亲下地干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几天后就不行了。料理完后事，人们都走了，我说：爸，从明天起，我做饭了。爸爸瞅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转过身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父亲叫李石远，1920年前后从朝鲜来到东北。我记事时，就听他唱首歌，头两句是“两千万同胞联合起来，墓地下的灵魂也要抗战”。他是安邦河区第三任区委书记，1938年秋为抗联筹粮时牺牲的。那时我参军快两年了，参军后再没见过爸爸，梦里经常见到。爸爸抱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云彩里飞。先是领导知道了，后来同志们也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对我更关心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游击队经常在山里活动，我们那地方管参军、上队叫“上山”。哥哥叫李云峰，比我大六岁，在6军当过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是冯仲云告诉我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我什么也没说，光淌眼泪。有人说我挺坚强，有人说不对，得让她哭出声来，不然会作病。我脑子木木的，就哭出一声又没声了，只是泪水哗哗淌，跟听说父亲牺牲后一样。

哥哥参军了，父亲顾不上家，经常晚上也不回来，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种地回来，累得不想动弹，有剩饭扒拉几口，没有就上炕睡了。黄鼠狼叼小鸡，我也学大人的样儿做了夹子，一张皮子能换40斤小米呢。结果黄鼠狼没夹着，把自己夹得满手血。夏季大烟采浆熬膏，跟着大人出去割大烟挣钱。那时的庄稼院，花钱的地方不多，可盐呀什么的，总得买吧。父亲有时在家里开会，也得给那些叔叔弄点儿“好嚼裹儿”呀。

大烟长得高了，我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那烟桃。累不怕，关键是担心自己不在家，错过了哥哥来接我上山的时间。

哥哥临走前就说好了，让他过两年回来接我。总不见影儿，我就害怕是不是牺牲了。父亲知道，说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亲摸着我的脑袋，长叹一声，说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顾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参军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编者注）给送去6军4师的。

李升老人中上个头，留着山羊胡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板硬实得难以想象，北满山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1939年冬，还一个人去长白山，与1军接通关系。同行的还有个交通员王仁，还有和我一样上山的李桂兰。她不到二十岁，又白又胖，哥哥是洼丹岗区委书记李凤林，后来上队当连长、团长。他们全家抗日，李桂兰做妇女工作，因身份暴露上队。

一行4人扮作一家人，给我当爷爷绰绰有余的李升是父亲，王仁是儿子，李桂兰是儿媳妇，有人问就说是送儿媳妇回娘家。

沿着汤旺河谷走了两天，没人家了，晚上点堆篝火，在雪地上露营。头一回，哪受得了呀，身子哆嗦成刺猬了。那也高兴呀，上山了。至于脚上打泡了，腿走肿了，就更不算什么了。

铁力县东岔河张把头木营附近，有个省委交通站，在那儿见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李升向他介绍我们俩是上山的，冯仲云说欢迎、欢迎，一打量我，第二个“欢迎”就少了个字。李升老人连忙给我讲好话，说这个小丫头能吃苦，这一路上没一句“屁话”（“屁”是认输、服软的意思）。我也赶紧说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冯仲云像我爸那样摸着我的头，说欢迎你，小同志。

高兴之余，还是觉得没底。晚饭后问李升：冯省委说了算吗？

李升山羊胡子一撅，说：冯省委是“大先生”（有大学问的人），北满最大的官，他说欢迎了，谁还敢不欢迎？

到了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见了我就皱眉头，我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十二岁，没杆枪高，心虚呀。可一想到冯省委都欢迎了，又觉得底气挺足。也不知李升老人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是没撵我下山，让我留在师部当炊事员。

马司务长带队，下山背粮。粮食是地方党筹集的，送到山边，再由这些摆弄烧火棍的人背回山里。

马司务长留几个人在那儿观察敌情，敌人真就来了，一个排的伪军，都是骑兵。正好回来背粮的人到了，十几支枪就在雪地里支上了。老套筒、别拉旦、韩林春、连珠枪，少有重样的，关键是老旧，伙头军能有什么好枪呀，连人大都是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却也大都是老兵。待敌人进至50多米时，十几杆老枪齐放，前面的敌人落马了，后边的就掉头跑了。

敌人首先开火，白桦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落进李敏的脖子里。她伸手去掏，边掏边东张西望左右的队员和前面的敌人，有种过年时看大人放鞭炮的感觉。马司务长喊了声什么，她没听清，脑袋就被一只大手按进雪窝子里，喘不过气儿。她觉得快要憋死了，那只手松开了，随即是炸耳根子的排子枪声，眼前是渐远的模糊的雪烟。

这就是李敏上队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