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桥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东北军、义勇军苦盼张学良率军出关而不得，溥仪却像条狗似的被日本人牵来了。

这天傍晚，这位末代皇帝的“龙体”，蜷缩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离开住了七年的天津静园。刚出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龙头”狠狠地磕在箱盖上。到敷岛料理店下车，人模狗样地换上日本军大衣、战斗帽，乘坐日军汽车到白河码头，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换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达营口，再马车换火车，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一星期后又去了旅顺。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办，包括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和旅顺大和旅馆，连楼也不能下，只能在楼内房间里出入、活动——这不就像条狗牵到这里就被拴住了吗？

但这并未妨碍溥仪的心情。在他那本相当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驶离码头后，“我”“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被拴在对翠阁里时，“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仪才见到板垣征四郎。

在天津与溥仪会谈，并给了溥仪一颗定心丸的，是土肥原贤二。关于这两位鬼子大佐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留待本书最后叙述。溥仪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弄出来的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倘若当不了皇帝，他是不想来的。一个三岁就当皇帝，却只当了三年的人，不知道那皇帝瘾有多大，反正他念念不忘的是复辟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板垣拿出的却是《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的五色旗。这时的溥仪，好像还有几两骨头，“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还有，板垣竟然叫他“阁下”，而不是“陛下”、“皇帝陛下”。在天津，土肥原是称他“宣统帝”的。“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

可是，3月1日“满洲国”成立，溥仪9日就赶到长春就任“执政”。

不过，日本人好像也未食言，“执政”两年后，终于“复辟”为“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

……

1934年3月1日的这篇《即位诏书》，不知是哪位或哪几位汉奸、走狗写的，抑或干脆就是出自主子之手，反正溥仪从此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来了。

溥仪“执政”第二天，就有了直到“满洲国”垮台也秘而不宣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溥仪花押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五月十日关东军司令官复文同意

出手不凡，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

据说，大清帝室立有家规，在谁手中丢失国土，哪怕一寸土地，死后不能立碑。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丢失土地，当然不只从溥仪始，而且，溥仪可以说东北并不是他给弄丢的。可把东北丢给日本人的张学良的父亲，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终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张作霖，是曾告诫过他不要卷进日本人的圈子里的，为什么还颠颠儿地跑来投怀送抱呢？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抱回个新祖宗——天照大神。从此，黑土地上就有了难以计数的神庙，从伪官吏到百姓都得拜“神”。溥仪自然更是率先垂范，将天照大神的牌位和3种神器置于宫中的建国神庙，每月15日必拜。日军打了胜仗、败仗，则随时去拜，谢神庇佑，祈祷神佑。

无耻的我。

丧尽人格无耻的我。

对于日寇惟命是听，对于丧权辱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

汉奸头子的我。

我这汉奸头子。

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很会说话、写文章，当然远不止是这些猛扇自己嘴巴子的“……的我”。自抗战胜利后，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写着的，就是他当年说的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日本人强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是个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好像从“执政”到“皇帝”，都是多么地水深火热、苦大仇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曾明白无误地说：“最后整整10年我受尽了压迫。”

常把“妈个巴子”、“臭皮囊”挂在嘴上，并自称是个“臭皮囊”的张作霖，是个有骨气、很硬气的东北人。溥仪当然不会说这类粗话，他说自己是个“人间废物”。当年在清宫每顿至少48个菜，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两一个的包子能吃6个。可倘若仅仅就是这么个“人间废物”“臭皮囊”，那于他于国倒算幸事了。

其实，有了那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关于他的嘴脸和灵魂，已经无须赘言了。

上下卷一套挺权威的大型史料性图书《旧中国大博览》，记录了1900年1月至1949年9月的中国历史，400万字、6000幅照片中，有关溥仪的文字、图片最多。

半个世纪，翻天覆地，多少仁人志士闪耀历史的星空，溥仪怎么成了头号明星？原因很简单，他是皇帝，而且当过3次皇帝（最后那次是要牢牢实实地加上个引号的）。这等人物，别说中国，人类史上又有几个？

段祺瑞跟他套近乎，吴佩孚上书称过臣，强悍如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他也倒地就拜。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金口玉牙了几千年，习惯了，认这个，那膝盖情不自禁就软了。

有段时期，末代皇帝成了中国的影视明星，外国人也赶来凑热闹。笔者在辽宁某地采访，见到溥仪弟弟溥杰的题字。到乌鲁木齐采访，同行说新疆也有这位御弟的墨宝。笔者不懂书法，请教一位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抗联老人，老人开口即道：“没骨头。”

中国抗战中，被东北老百姓称做“汉奸队”、“大部队”的伪军，有数字指出是80余万人。不清楚这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的数字，还是14年的总计，也不知道再算上那些伪官吏应是个什么数字。就“满洲国”而言，其倒台前的伪军应不少于20万，“建国”初期主要为投降的东北军，约10万左右，1933年春曾达13万人。伪官吏不大好说。按人口比例，与我们有类似命运、同样人物的国家比较，无论我们排名如何，在中国，溥仪这个哪边风硬朝哪边倒的没骨头的玩物，都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曾是个皇帝。

三岁登基成“万岁”，“万岁”三年成废帝，十一岁再次登基，十一天后再成废帝。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孩子，就这样在乱世中翻着跟头。长大成人后被日本人盯上，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竭力要证明他在东北那近十三年间的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阶级斗争”年代，多少抗联老人被送进监狱，曾经管理过战犯管理所的人被关进管理所。无论历史怎样令人瞠目结舌，最吸引眼球的好像还是溥仪。既然受到惩罚，走出战犯管理所，他（当然也包括溥杰）就应该拥有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当我们关注中国一百来年间他那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时，千万不能忘了这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是个汉奸伪皇帝。

“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

溥仪在《傀儡戏的收场》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溥仪的侄子，1939年到伪满宫内做“学生”，与溥仪一同逃跑、被俘的溥嶦，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磕头，头不沾地，碰头，则头必触地），并亲自批其额十数下。”之后是宣读《退位诏书》，开头一句仍是“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

王文锋写的《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中，说宣读罢《退位诏书》，“溥仪在吉冈的面前谄媚说：‘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要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访日期间，会见了裕仁的母亲。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溥仪好像有所遗忘，时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供给科长的古海忠之，后来为他补充：“溥仪会见皇太后，并在新宿的皇家庭园中散步，他‘感到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溥仪还在他的手记中写道：‘皇太后说我像她的亲生儿子一样，还流下了眼泪。’”

“巴结”也好，“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也好，竭力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溥仪，能使裕仁的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个人不光是个汉奸头子，还是个天才的戏子。

还有更精彩的。

溥嶦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被俘后的情景：“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自己说，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

这像不像种女人，丈夫尸骨未寒，而且信誓旦旦坚称“守节”，话音未落就向人抛媚眼了？

或给斯大林写信，或向苏联官方提出，溥仪曾4次要求留居苏联。

在《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溥仪说：“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

有老人说：倘使刀按脖子上了，也面不改色，就认定日本侵略中国是对的，他当的不是汉奸，那是不是也有点儿改造价值？

前面引用过的《东京审判》的作者说：“对于一个享有皇帝尊号的人应该有个堕落限度！”

《溥杰自传》中说：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

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

用2007年中国的一句流行语，这个曾自认“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的人，也是“太有才了”。

银幕、荧光屏上的汉奸，即便在那种“高大全”的年代，也是那么惟妙惟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再看到外国影视中很少出现这种形象，即便有也绝非汉奸那样猥琐、下作，就想我们的编导能否淡化这类形象？有时甚至希望有人能够考证出这个捧回天照大神的溥仪，原来不是中国血统——可这是可能的吗？

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宫廷文化，对于研究汉奸文化（如果有人有志于研究“汉奸学”，溥仪绝对是个难得的“典型”），当然是有价值的。除此而外，这个叫汉奸的败类，还能有别的什么价值吗？

下面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被首席检察官季南询问时，庭长卫勃的插话：

我们当然不审判证人，但我们很关心能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担心生命有危险、怕死，这些都不是为怯懦和从战场上逃跑辩护的理由，因为那些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背叛是正确的。整个上午我们听了这个人为他同日本人合作进行辩护。我认为，我们已听够了。

我们很关心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他的信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