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

1932年的9月15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据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杨占有老人回忆，晚上11点多钟，他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了，爬起来趴窗一看，明晃晃的月亮地里，一群群拿着扎枪、大刀的人，头上都包着块布，喊叫着，沿着门前的平顶山大街，向西南方的千金寨（抚顺）跑去。

这是梁希夫的大刀会攻打千金寨。4个团分作4路各自为战，捣毁了老虎台采炭所，扒毁了李石寨的一段铁路，放火烧了栗家沟日本卖店和老虎台日寇安全灯房、汽油库、无线电台，还有一个日军俱乐部，打死了杨柏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十几个鬼子，煤矿全部停电停产。其中梁希夫率领的1团战果最丰，来去走的都是平顶山通往千金寨的这条路。

平顶山位于千金寨南约4公里处，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是个因煤而生的居民区，大都为矿工、小贩。一条挺长的街道，茅草房散落两旁，没有那种高墙大院，临街有少许砖瓦房，多为店铺，旅店、饭店、大车店、杂货铺、当铺、钟表铺的幌子、招牌，在风中摇曳着，摇落了十五的月亮，摇来了十六的血雨腥风。

全副武装的禽兽（这是笔者第一次称日军为禽兽——其实早就该这样称呼他们了），是驻千金寨日本守备队的190多人，中午时分乘4辆大卡车赶到平顶山的。先把村子包围起来，许进不许出，然后就挨门逐户地往外赶人，烧房子。

之前先到的，是换了便衣的日本宪兵和汉奸。这些畜生让老百姓都到村南头集合，说是昨晚红胡子攻打千金寨，平顶山一个人没伤着，“大衙门”（老百姓称千金寨“炭矿事务所”为“大衙门”）高兴，要给大家照相留作纪念。因为昨晚的事，今天又来了这事，许多人就有种不祥之感。况且一些人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儿勾走，根本不想照相。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只有8个，也哄骗不动这么多人。待到这些“戴铁帽子”的禽兽到了，就是不由分说了，屋里屋外觉得能藏人的地方，上去就是几刺刀。老人孩子走得慢了，干脆一刺刀挑了——反正早晚也是一码事。

全村唯一没被赶去“照相”的一家人，是小商人马长顺。他的孩子跑回家，说日本子在街上杀人了。他即领着全家5口人，用棉被包身，跳进房后的大粪池子，躲过了这场大屠杀。

后来被称做屠场的那个地方，在平顶山的南端，一片沟形的有小坡度的平地，是种植牧草的草地。西面是近3丈高的断崖，背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被与山野一样颜色的鬼子把住了。明晃晃的刺刀，把人群向中间挤压。人们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基本都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前面鬼子的脚下，用红布盖着6个带腿的东西，人们都以为那是照相机。

这时是下午1点多钟，村子里一片火海。据幸存者夏廷泽等人回忆，当时觉得是不是日本人想要这块地方干什么用，给我们照个相，弄到别的什么地方就行了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房子烧了就是坏到家了，根本没想到日本人会下那样的毒手。日本人再坏，他不也是人吗？

“腰包”、“腰包”，一个日军军官用朝鲜话喊着，要朝鲜（族）人出来，就有20多个朝鲜（族）人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人们觉出不对劲了，骚动起来，“照相机”上的红布就掀掉了，6挺机枪的火力刮风样扫向人群。

大屠杀持续了3个多小时。

如今城里人对枪械的了解，显然要强于乡下人，那时正好相反。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的平顶山人，大都是从山东、河北闯关东的移民，是千金寨的乌金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青壮年男人大都是被称为“煤黑子”的矿工。胡子很少光顾这种地界，村子里也没什么有钱大户可抢，他们也不需要枪来保护自己那点儿家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照过相，没见过照相机，对机枪的了解甚至不如照相机。他们知道“戴铁帽子”的日本人，手里拿着的上刺刀的长家伙和那不能上刺刀的短家伙，是枪，却几乎不晓得这带俩腿的东西是更厉害的杀人武器。而在那顷刻间就充塞了天地间的枪声和急雨般迎面泼泻来的弹雨中，他们连个最基本的趴下的动作都不懂，只是本能地抱住脑袋往那儿一蹲。实际上在那人挤人的空间里，也很难趴下。许多人是头部中弹，脑浆、鲜血互相迸溅着，漫天飞舞着，很快身上和身下的枯草就黏糊糊的了。

就有了句歇后语：“日本子照相——用机关枪。”

杨占有老人一家老少24口，除他四哥杨占清那天上午去栗家沟没回来外，全都在这血肉横飞的屠场上。

杨占有身旁倒下的第一个人，是个一口山东腔的老太太，一双手朝空中挓挲着，倚倒在旁边人身上。接着中弹的是他的妻子，他把她抱在怀里蹲下，妻子让他快跑。往哪儿跑呀，再说一大家人都在这儿，怎么跑啊？突然觉得左臂一凉，他不明白那是受伤了，只觉得那只胳膊不好使了。这时妻子又中弹了，大睁双眼没气了。他没看见妻子伤在哪儿，紧挨着他的弟媳不知何时受的伤，胸前好像咕嘟咕嘟在冒血。那以后的梦境，满世界就是一种血糊糊的颜色，到处都在咕嘟咕嘟冒血。弟媳跪着，叫着六哥，挣扎着好像要站起来，一头栽倒在他身上，把他压倒了。妻子压着他的腿和腰，弟媳压着他的胸和头，陆续又有几个人倒在上面，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儿。他本能地一拱，太沉，一只手也使不上劲，没拱动——他要拱起来，也就没命了。

当时不知道这场屠杀进行了多长时间。时间好像被枪声和血腥凝固了，又遥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就这么一会儿，这一家又一家的一个村子就没了？真应了一句话：“打死也没人信！”

后来回忆，从枪声骤起，到这群衣冠禽兽乘车离去，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距“九一八”事变毕竟还不到一年，这些叫日本人的两脚禽兽干这项工作，好像还有点儿缺乏经验，羔羊般被屠宰的平顶山人就更不用说了。压在死人堆里受伤或没受伤的人，看到日本人走了，或是听到马达声远了，就拱出来想跑，或是在死人堆里扒拉，寻找亲人。据说，最后一辆汽车刚开出不远，自然会看见了。这还了得，掉转车头，又开始第二轮屠杀。

从北到南，队伍排开，这回“照相”用的是刺刀。这是个细活，所以耗时也长，用去两个多小时。不管死活，每人一刀，没有反应，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还活动、叫唤，或者破口大骂，就一刀接一刀地努力工作到底。

杨占有也被刺了几刀。一是上面人摞人，挺碍事，没刺中要害；二是他一声未吭，一下未动，假装死人，又躲过一劫。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孩子们有大人护着，第一轮屠杀后生存者较多。他们在尸堆血泊中爬着，或者趴在母亲身上哭着，就成了特别受青睐的猎杀对象。一刺刀穿个透腔，有的再顺势一挑，就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再就是这些也叫做人的东西，对女人的下身非常感兴趣，具体情形就不说了吧。

接下来又被“照相”的是千金堡。千金堡距平顶山2.5公里，大刀会是经过这里到平顶山的。尽管鬼子严密封锁消息，可周围老百姓谁不知道平顶山出了什么事呀？这回鬼子也不说“照相”了，进村见人就开枪。300多户人家的千金堡，被打死40多人，其余的早跑了，当然房子是跑不掉的。

平顶山惨案中，平顶山一个村子被屠杀多少人？确切数字很难查考。日本人说是2300多人。前面说了，全村共是3000多人，其中有3个数字是比较清楚的。一是马长顺一家没被赶去屠场，二是屠杀前被喊出人群的朝鲜（族）人，三是像杨占有这样在死人堆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为40来人。未知的是像杨占有的四哥那样，当时不在平顶山的人，同时也就有来这里串门走亲戚的人。还有，平顶山是个较大、挺热闹的村子，当天上午来这里办事、购物的又有多少人？如果是前一天，中秋节，购物的人就更多了。

这天晚上下雨了，平顶山没有月亮。

有道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平顶山从此没有十五，更没有十六。

必须记住平顶山大屠杀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抚顺日本守备队长川上精一。

不知道这个魔鬼后来怎么样了，已知的是，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的魔鬼，还准备把市郊10公里以内的村子（共17个）全部烧光，以使抗日武装失去周围据点，无从潜伏。他已经在千金堡和前孤家子这样干了，有些村子汽油已经运到了，只待点火了，由于“大衙门”的极力反对才停手了。

“大衙门”的日本人说，你把人都杀光、撵光了，煤炭生产任务完不成，还怎么进行“圣战”呀？

“杀大沟”

吉林省舒兰县东南部的老黑沟，一条呼兰河顺沟流淌，沟谷长40公里，最宽处4公里，夹在五常、蛟河两县之间，有点儿“三不管”的意思。更兼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沟壑纵横，古木参天，这里就成了日伪统治薄弱地区，自然也被抗日武装看好了。

活跃在舒兰、五常东部山区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抗日武装，是前面写过一笔的宋德林的山林队。千余人的“德林队”，下设10多个支队（其中包括汪雅臣的“双龙队”）、30多个分队，都是各有字号的小股山林队，难免鱼目混珠，也不乏骁勇善战者。1932年3月，鹿岛铁路株式会社由马鞍山往上营铺设铁路，3支队长邢文奎混入工人队伍，只身闯进护路的日军食堂，双枪轮射，将正在吃饭的一小队鬼子打得非死即伤。6月，1支队又在上营打死12个鬼子。1934年初，“德林队”在上营太平沟伏击日军，毙伤60多人。同年春又在碾子沟伏击日军，48个鬼子只跑掉一个。1935年1月8日，将伪舒兰县参事官高比虎之助打死。

“抓住宋德林赏二万元，打死赏一万元。”——这样的悬赏价码，甚至高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

“德林队”到处游击，在老爷岭炸军车，伏击敌人运输队，在拉滨线、吉敦线上劫火车，最重要的依托就是老黑沟。打几仗回老黑沟休整，日伪军集中兵力“讨伐”了，钻进老黑沟就像进了保险箱。老百姓都向着这支抗日武装，老黑沟就是他们的家。而在敌人眼里，老黑沟就是“胡子沟”、“胡子窝”了。只是那等险要地界，敌人又怎么敢轻易进入呀？

1935年春季“大讨伐”中，从无一个日本人脚印的老黑沟，一下子拥进600多双兽蹄。

鬼子16师团38联队，亦称奈良联队，1934年4月由日本奈良开赴中国东北，两年后这支侵略军进入关内，1937年12月攻打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这支臭名昭著的兽军，在东北令人发指的兽行之一，是1935年春被当地人称之为“杀大沟”的血洗老黑沟。

具体实施“杀大沟”的，是38联队3大队，年初从齐齐哈尔调来的，目的明确直奔老黑沟。

这是一次精心谋划的屠杀行动。招考翻译，能进行一般对话就行，从大队长到中队长、小队长，每人配名翻译，共17名。以一兵一夫的比例，招600人背给养、弹药。老黑沟走不了汽车，一切只能靠人力背送。东北各地，进山“讨伐”，都是如此。这还是一次空地联合行动，飞机在空中侦察、撒传单，后来也空投粮弹。

农历4月22日（本节以下时间均为农历），3大队到达额勒赫，这里距老黑沟还有30多公里，即准备进行“讨伐”。当地日本守备队说明这里不是“匪区”，才未动手。其实之前已经开始屠杀了，对象是在山上采集草药的两个农民，见了即开枪打死。

27日，3大队兵分三路，开始行动。右路从老黑沟南端拐向五常县，然后北上，没有进入老黑沟，似乎是在搜寻抗日武装，并警戒、掩护整个行动的侧翼安全。中路过了呼兰岭进入老黑沟，沿呼兰河东岸逆流而上。先头部队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后续部队一路奔出30来公里，到达青顶子后，第二天掉转头来往回杀。左路在到达青顶子前，一路堪称秋毫无犯，第二天掉过头来立刻现出狰狞面目，往回大烧大杀。

从4月27日开始，到端午节前一天结束，大屠杀持续8天。

正是春耕大忙时节，男人大都在地里忙活，有的还在打茬子，动手早的已经开始扶犁点种了。中路日军从呼兰岭上往下杀，首先见到的就是种地的庄稼人，远了枪打，近了刀刺。山里人没见过日本人，更没见过“戴铁帽子”的人，听到枪声，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见死了人就跑。跑进山里有活下来的，跑回家的几乎都完了。

桦曲柳顶子李显廷的妻子，坐在炕沿上奶孩子，见进来的鬼子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赶紧把孩子掩到身后。母亲被杀死了，两岁多的孩子不明白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爬到母亲身上吃奶。鬼子一刺刀扎在孩子背上，挑起来扎到土墙上，孩子手脚抓挠着，鬼子哈哈大笑。

见房子三部曲：进去见人或杀或抓，然后寻找值钱和有用的东西，临走付之一炬。

老黑沟的主要村屯，南部为三岔口、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中部为榆树沟、柳树河子，北部是青顶子一带，都成了“杀大沟”的重点屠场。头一天是三岔口、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片血火，侥幸存活者，有的逃进山林，有的往北边沟里跑。第二天，老黑沟烈焰熊熊，那烟聚集在半山腰，差不多把40公里长沟都封盖了。

在桦曲柳顶子一带抓到的老百姓，被押到东边的桦树林边，让他们自己挖坑，共挖了7个，每个坑里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9人，埋在一个坑里。

柳树河子胡万昌开的客店，人称胡家店，一个挺大的筒子房，南北大炕。这个屯子被抓的人，先在西边老孙家院子里“过堂”，问完拉到胡家店里杀死，再一把火烧了房子。

呼兰河北岸的青顶子屯，南岸不到1华里处有个月牙形的泡子，叫月牙泡，是“杀人沟”中最大的屠场。4月29日、30日和5月1日3天，这里杀了300多人。头一天是让人们跪在泡子边上，用机枪扫射，然后把尸体推进泡子里。第二天不但要把人绑上，还在两臂间穿根水曲柳杆子，互相连接，每杆20人左右。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讲，是用机关枪突突。

幸存者姜桐彬，见证的是另一种屠杀方式。

他是去年春天从克山县搬来老黑沟北端的桂家街的，只种了1垧包米。他的姑爷住在青顶子，让他去那儿，几家人合伙捡撂荒地种黄豆。27日，从南边跑来一些人，说不得了了，日本子来了，杀人放火，许多人就上山了。可随后过来的鬼子挺规矩，在谁家吃饭，包括做饭烧柴，都给钱，还说苦力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让人们把上山的人都找回来种地。一些人觉得还是眼见为实，就回来了。

28日，合伙种地的几家十几人继续种黄豆，觉得烟气越来越大，呛鼻子，是南风刮来的。有人说不对劲，昨天南边的人说的是真的。有人说真的假的能咋的，他日本子不也是人吗？姜桐彬觉得这话在理。况且一年之计在于春，节气不等人，庄稼人这工夫不抓紧时间卖力气，秋后指望什么呀？

当天屯子里来了不少鬼子，只是让老百姓把好房子腾给他们住，别的什么事没有。没想到第二天早饭后，鬼子把合伙种地的几家的十几匹马牵走了。没有马怎么拉犁呀？姜桐彬的姑爷的庄稼火上来了，骂着“妈个巴子”，说俺去找他们的大官评评理，俺就不信这日本子都是畜生！

十几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来了30多个鬼子，枪口对上了，就开始绑人，再用绳子把他们都串联上，押到柳树河子胡家店的厢房里。一个一身鬼子装扮的朝鲜（族）人翻译说：都老实待着，明天让你们回家种地。

挨到第二天，即30日中午，鬼子把他们押到月牙泡旁的一个沟岔里，分别绑在树上。

出了胡家店，见是往回走，姜桐彬还觉得是真的放他们回家种地。这一刻，他知道完了。鬼子把他的上衣扒开，露出胸膛，然后退后几步。这时他听到了周围和他一样命运的人的惨叫声，他面前那个面相比他还嫩的鬼子，也呀呀叫着端着刺刀冲上来。第一刀刺在肋下，第二刀被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弹了一下，在肚皮上划道挺长的口子。山里春天，早晚挺冷，他就穿上它。后来他总觉得这件破棉袄帮了大忙。第三刀刺在脖子上，接着又挨了几刀，都没刺中要害。看他血肉模糊的样子，鬼子以为他死了，走了。

比之鬼精鬼灵的左路鬼子，中路鬼子的鬼劲显然差了一大截子。这帮畜生过了呼兰岭就开始“杀大沟”，无论此举后来是否受到上司批评，实际上都救了许多老黑沟人。一些人一路向北跑去，沿途不断有人跑进山里，或者也跟着往北跑，有的顺大路一直跑到老黑沟外10公里左右的新街基。

老黑沟属舒兰县5区，区公所设在新街基。“杀大沟”前，各保甲长正在区公所开会。听说这事，柳树河子百家长胡万昌，找到伪警察署长于永开，说胡子都跑了，剩下的都是好老百姓，日本子杀得不睁眼睛，这可怎么得了呀？于永开立即向县里报告，说明情况紧急，要求县里来人。又去找驻地伪军郑营长，郑营长说这事只有山回说话才好使。山回是日本独立守备队11大队大队长，当时正在新街基，两个人就去见山回。

5月4日，逃到新街基的难民近300人，加上当地百姓共是500多人，跪了一条街，向山回请愿：俺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求求大队长，快去说说别杀了！

从4月30日开始，“杀大沟”转入小部队搜山阶段，到各沟岔里搜寻逃跑的人和零散人家。5月3日收拢主力，第二天清晨，向北进入桂家街和桂家街与新街基之间的八台。这两处人大都跑了，那也抓了一些，算上和尚、道士，有200来人。

上午10点来钟，这些人被绑到慈善会的院子里，机枪已经架上了，一个伪警察骑马赶到，将山回的一封信交给38联队3大队大队长东少佐。接着，伪县长和参事官也到了。11点来钟，山回也来了。

山回的办法，是逐一查看被绑人的双手，认定是庄稼人的手就放了，只杀了1%，两个人——都是大队长，总得给东少佐留点儿面子吧？

比之平顶山惨案，这次“杀大沟”被难的百姓数字，显然更难统计。

笔者看到的数字，都在千人以上。

不可遗漏的一笔，是一些亲历者说，日本子杀的大都是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妇女、老人和小孩则少一些——是不是比平顶山“照相”“人道”多了？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说：“讨伐时各种兵种，特别是空、地部队须采长补短。但是，地面部队的讨伐和飞机轰炸，必须注意不给事后的政治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特别是各部队须领会对匪战法，注意不累及一般良民。”

口口声声“讨伐匪贼”、“剿匪”，平顶山“照相”和老黑沟“杀大沟”，实实在在就是“剿民”！

或许这并非小矶等人的本愿，可从川上精一到东少佐，他们把哪个魔头送上军事法庭了？

俺们也没惹日本子呀？

1932年8月7日，吉林省海龙县四合堡小西沟，人流如潮，唢呐和锣鼓家什吹打得震天响，这是屯子里的张振魁举办婚礼娶小老婆。

这张振魁是当地有名的有钱大户，几个大席棚早早搭起来，头一天请来两帮吹鼓手，谁也不服谁，吹打着摆擂台，要把对方比下去。晚上还有说大鼓书、唱“蹦蹦”（二人转）的，周围村屯的人都来“卖呆”。正式娶亲的日子，自然更是热闹非凡，连伪区公所分队的村兵，也背着枪赶来助阵。

三八大盖吧勾的响亮，有点儿被唢呐和锣鼓的旋律湮没了。第一拨喜筵即将开始，一个姓刘的小伙子端着方盘给宾客上菜，走到院当中突然仰面翻倒了。人们以为是不小心滑倒了，接着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还以为是放鞭炮呢。待到一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人们仍然不明白这世界是怎么了，但是能跑的人就本能地开始四散奔逃了。

有的跑进屋里，趴在炕沿下，有的躲进仓房里，有的藏到柴火垛里。大都跑出张家大院，有的顺着山沟往北跑，有的往东边山冈上跑，有的蒙头转向，竟迎着弹雨往西边山冈上跑。

奔逃的人群稀落了，没有了，枪炮声停息下来。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50多人，就从西山冈上下来了，去死人最多的山沟里，去张家大院，去他们认为应该去的地方，用刺刀继续工作。

前后一个多小时，不知伤多少，死的是128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吗？

原来有特务向日本守备队报告，胡子头“海蛟”带领人马住在小西沟，“海蛟”还要参加张振魁的婚礼。

小西沟的老百姓说：什么“海蛟”不“海蛟”的，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俺们根本就没惹着日本子呀？

鬼子在老黑沟“杀大沟”的重要原因，是报复。因为老黑沟是“胡子沟”、“胡子窝”，老百姓支持“德林队”打日本，而且打死那么多鬼子。

平顶山惨案，纯粹就是为了报复。当天早晨6点来钟，抚顺县日军主要头目在宪兵队开会，川上说“大刀匪”攻打矿区，平顶山周围几个村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他们不报告，肯定通匪，要统统烧光、杀光。这完全是川上的主观想象，平顶山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刀会只是来回经过那里而已。可这又能怎么样？他川上怎么说的，那就怎么是了。

土龙山暴动，打死板冢大佐，这还得了吗？于是，血洗12个村屯：都给我看好了，谁再不老实，敢与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平顶山惨案，老黑沟惨案，土龙山惨案，海兰江惨案，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这些屠杀千人以上的惨案，十有七八都是侵略者的报复所致，用血腥的屠杀使人们恐惧、屈服。

通化县白家堡子有个雷家小坎，1936年7月15日，1军在这里截击进山“讨伐”的日军，毙伤10余人，故改称“打死鬼子坎”。日军吃亏后，即将白家堡子东至德胜岗，西至窖鹿子沟，南至黑瞎子沟，北至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方圆约50华里地区划为“通匪区”。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在中山大尉指挥下进入“通匪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屠杀370余人。

同年秋，日军闯进兴京县红庙子朝阳沟门，杨靖宇指挥部队和老百姓转移到山上。1军地方工作员姚春德，眼瞅着他家院子里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说：杨司令，怎么还不打呀？杨靖宇说：不能打，打完队伍走了，老百姓就遭殃了。

1军挺进东边道后，宣传群众，在村屯墙上写标语，后来不写了。因为敌人见了，就认为这里是“匪区”，就抓人杀人。

前面 第23章 写过的新兴洞战斗，战前就告诉当地百姓，听到枪声，那就是日本子来了，打起来了，马上搬家走人。有人觉得你们打仗，关俺们什么事呀？日本子再坏，不也跟咱们一样，是两条腿的人吗？不走，就得采取强制手段。

后来不用动员了，看到队伍要打仗了，老百姓就套车装东西，准备走人了。

1939年1月12日，冯治刚率12团在德都县田家船口设伏，击毁两辆军车，活捉副县长木黑俊一。战前接到情报，一算时间，他立即让屯长孟繁贵去西相腰岗伪警察署报告，说不得了了，胡子进屯了，快去队伍吧，晚了就不赶趟了。——那是肯定不赶趟的，却使一屯子人免灾了。

“填大江”

1937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伪桓仁县公署特务股和司法股通知下边各警察署，要求第二天把所有“归顺”人员送到警务科司法股，领取“证明书”，即所谓的“良民证”。

桓仁县大规模的“收降”工作，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在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的同时，日伪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还有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大肆宣传，不管什么人，打死多少皇军，只要下山归顺，即为良民，既往不咎。日伪威胁城镇士绅下乡作保，还让一些抗日家属上山呼儿唤夫。开头效果不大，落雪后山里难待，衣食无着，苦不堪言。一些人就想下山把枪交了，领个证回家种地，过个太平日子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收降”是全“国”性的。

到年底，桓仁县陆续下山投降的约400人左右，大都为唐聚五的自卫军残部和山林队，也有少数1军的。下山、缴械，然后到县警务科司法股按手印、采指纹，再在左手腕或虎口上，用绑在一起的几根针扎破3处，揉进墨，就留下个永远磨灭不去的醒目的三个点儿——“∴”。这样就算“归顺”了，放回家去，等通知来领“证明书”。

22日，各警察署把领证的人陆续送到县城，当晚被安排到城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住宿。

共是300多人，其中还包括4年前唐聚五举义失败后，就回家种地的一些义勇军。而这些人中，也并不都是刺着“∴”的人。一些人或者不在家，或者有什么事脱不开身，有父亲或者兄弟、孩子来的，还有让亲戚、邻居代领的，从十来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但是都是男人。那时女人都是小脚，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去趟县城，不方便。

23日早晨7点来钟，日本守备队在县城靠西江岸1公里左右内戒严，断绝行人车辆。并在冰封雪裹的江心水深处，指挥老百姓砍凿开个3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据一位砍冰窟窿的老人说，连传他去砍冰窟窿的甲长，也不知道日本人让砍那冰窟窿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来领证的300多人排成4路纵队，顺城关大道被押送到西关的日本守备队大院。站好后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进屋去领证。

大冷的天，太阳还未出山，大地冰冻如铁，那人都冻得嘶嘶哈哈的。听到叫到自己的姓名，赶紧应着出列，进屋就被按倒绑上，再把嘴堵上。然后，薅领子，抓裤脚，两个人抬出后门，一用劲，咣当一声，那人就被扔进早已停候在后院的卡车上。

老黑沟“杀大沟”，姜桐彬被那个鬼子练习刺杀后，是把他从树上解下来，拿着绳子走的。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幸存者。鬼子的工作离不开绳子，不能浪费了。而桓仁镇的老人说，在“填大江”的前一天，鬼子宪兵队把镇子里手指粗细的能绑人的绳子，都买光了。

守备队和警务科各两辆汽车，装完一辆，开走一辆，穿过县城，直奔西江。

据目击者说，那车上人摞人，“就像装猪肉绊子似的”。一路颠到江面上，“再像扔猪肉绊子似的往下扔、往下推”，那人大都不大行了，有的已经昏过去了。

在江边指挥填江的，是宪兵队长杉木森平。在守备队指挥“发证”的，是守备队长野田，也随最后一辆车来到江边。桓仁老人对野田讲得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杉木。五十来岁，秃头，大脑袋，猪肚子脸上一对小眼睛，一副罗圈腿。桓仁镇有家朝鲜人开的妓院“姬岛馆”，这小子是个性虐狂，三天两头光顾，妓女们见到他吓得尿裤子。据说，桓仁“救国会事件”后，这个魔头受了处分，原因是在桓仁县杀人太多。这次“填江”后，据说又被上司批评，不久就疯了，自杀了。

被捆绑着从车上扔到冰面上，那人站不起来，鬼子和伪警察就拖着，或用刺刀戳着推到冰窟窿里。水深处流速慢，冰层下堵塞了，再推下去就漂起来了。就去附近江边人家拿来几根丈把长的木杆子，把冰层下的人往下捅，就这样使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史书上称之为“西江惨案”，笔者采访时老人都叫“填江”、“填大江”。

300多人只跑掉个小孩。有7个十来岁的孩子没绑，别的好像都吓蒙了，只有这个瞅准鬼子伪军都盯着冰窟窿工作、卖呆的工夫，撒腿就往江边的柳树毛子里跑。周围和江边有鬼子警戒，举枪就打。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几枪没打着，小孩就钻进了柳树毛子。那柳树毛子密密麻麻的，枪声噼噼啪啪响了一阵子，鬼子和伪军进去搜寻，没找着。

不管有没有“∴”标记，县城这边来者不拒。第二天上午，县城这边“填大江”，各乡镇就开始抓捕那些没来“领证”的人。拐磨子乡抓12人，正月十五填进富尔江。二户来乡抓11人，沙尖子乡抓19人，其余乡镇也人数不等地抓了一些，当地没有可填的江河，就地枪杀了。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笔者的老丈人，除伪满时去过北满两年外，一直住在本溪县城小市镇。他说伪满那十四年，十字街岳家坟（今镇南市场）前那棵大榆树上，有几年断过人头？特别是冬天，有时挂十来个，听说都是“胡子”。在庙沟砍的，挂那儿吓唬中国人。有个日本人，杀个人就把刀在脸盆水里蘸一下，再杀。有个叫黑什么的日本人，杀了人，把心剜出来带回去，听说是吃了。

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红黑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屠杀时我也在场。以后我与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将其中5具尸体肚子割开，取出了肝胆。问：取人胆囊做什么用？答：日本人迷信，说可以治肺病，因此在日本人当中都希望得到这个东西，因此，我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才取的。当时我们5个日本人，每人分1个。

其中两人，因抗日思想浓厚，由石田斩杀了。斩杀后石田将这两个人的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给我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一个。

我奉佐藤中队长之命，和三名巡查，将被害者带到东汤深山林里予以枪杀，同时我用短刀，其他巡查用日本刀将被害者腹部切开，取出他们的肝脏带回配药，尸体埋在现场。我把肝脏拿回家以后，日本家里来信说妹妹患腹膜炎，我便将肝脏磨成粉末，邮回日本，给妹妹吃了。

“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这是萧红1934年写的《生死场》中的句子，说的是村里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决心，是小说。而上面引用的那些文字，可是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有名有姓的人物，而且都是日本人说的，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说了许多许多。

关于吃人心、人胆、人脑等等，有人会说这不是军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意思，只是下边一些人的个人行为。那么，从奉天城北门到笔者家乡十字街大榆树上的人头呢？那14年间，东北（包括热河省和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200来个县，有几多未曾悬挂过人头？

肖秀云八岁闯关东，从山东省高密县来到东宁县三岔口镇，第二年东宁沦陷，第二天城门里电线杆子上就挂起人头，那以后几乎就没断过。他数过，最多的时候是24个。老人说，日本子专门把人头挂在热闹的、你非去不可的地方，叫你不看也得看。

十四岁那年，他在镇子里送奶，其中包括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一天清晨进了守备队院子，一股冲鼻子的腥味。他问厨房的大师傅，又杀猪了？在灶前忙活的大师傅把嘴一捂，示意他别做声。肖秀云看见对门屋里横躺竖卧的好多人，一个个血渍糊拉的，从门槛下一个老鼠洞里流出来的血，在厨房地上汪了一摊。后来他想这是些朝鲜（族）人，因为他听的是“噢喉喉”的呻吟声。吓得他转身就走，看到门后旮旯里扔着一堆手脚，少说有十几只，都是从腕处砍断的。

“满洲国”有幅宣传画，右半边一幢小农屋，挂面红蓝白黑满地黄的“国”旗，天上飞舞着仙女，这是天堂，上面写着“服从满洲国的人，今天这样幸福”；左半边是阎王指挥鬼魅给人动刑，这是地狱，上面写着“背叛满洲国的人，来世这样受罪”。

2005年12月9日，《环球时报》文章《日本怎么纪念偷袭珍珠港》，引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中的话说，即使现在被认为是亲日的印度尼西亚，高中的教科书中也明确指出，“在占领我国的国家中，日本是最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