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拯民”

杨靖宇牺牲，1路军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

魏拯民中等个头，瘦瘦的，脸稍长，白净面皮上有几个不易察觉的浅皮麻子。除了鼻梁上多副近视镜外，手里还少不了根棍子，以便支撑那羸弱的身子。说话不紧不慢，极有条理，文质彬彬，又挺风趣，金日成说他像个教授。

1909年，魏拯民生于山西省屯留县农家，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时入团，第二年入党，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28年考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因家贫经常每天只吃一个三合面的窝头，到了还是因没钱而辍学。他的很严重的胃病，就是这时落下的。1930年考入河南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公费待遇，这回不用花钱了，却因胃痛有时难以出操，而被视为不适于从军，被军校除名。

很快将会写到，单凭身体这一条，他就不适于投身军旅，尤其不能置身于东北抗联这样一支队伍中。魏民生、魏锄耕、李新良、张达、冯昆、冯康等等，像他这种职业，是不能没有许多化名的。不知道原名关有维的魏拯民，为什么用了“为拯民”这样的谐音，只知道为钱所困，只能因钱择校的热血青年，为救国救民是没有选择、义无反顾的。

1932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东北，先后任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4年童长荣牺牲后，被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2军政委。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后，为省委书记兼1路军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并一直担任2军政委。而在王德泰牺牲后，2军的军政担子就都在他的肩上了。

对东满危害最大的反“民生团”斗争，就是在他到任后开始刹车并最终止息的。

“集团部落”潜藏着的巨大危害，他是最早看得透亮的人之一。

与多病的文弱书生形象浑然不同的，是他的强悍、大气和务实。东满作为南满与吉东、北满的结合部，他一直致力于四大游击区的战略呼应、配合，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且，理应被视为武装斗争的门外汉，对游击战仿佛有种天生的悟性。

为打通与1军的联系，扩大游击区，1936年4月，魏拯民率军部和1师、2师南下抚松、濛江、长白、临江等县。进入敦化县境，被敌发现，即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镇，将县城出援之敌诱至寒葱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敌400余人。

打下一座县城，政治、经济、军事利好多多，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割断电话线，然后摸掉哨兵，一举突入辉南县城，拂晓时分顺利撤出。别的不说，越冬物资置办全了。

同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说：

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

身上揣着朝鲜语读本，有空就读，向身边同志请教，练习对话。像他这种职务，又戴副眼镜，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却能让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倾倒。他是首长，关键还是个病人，打仗缴获到什么“好嚼裹儿”，给他送来些，他再送给伤员病号。即便是在一块干粮的价值，绝对高于今天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日子，倘若有那么块干粮，有老人说他也会与大家一道分享。

听说魏拯民牺牲，官兵失声恸哭。

1940年春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个士兵腿部负伤掉队，被魏拯民发现。这个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阵子都要站那儿大口喘上一阵子的病人，连背带拖，硬是把伤员弄回了15公里多远的密营。

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最后的时刻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寻思，摸摸脑袋，这账不对劲呀？日本子悬赏，杨总司令的脑袋是1万元，我就50元哪？这不是太亏了吗？

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打熊被熊咬死的警卫排长黄正海，当时说副总司令，什么时候咱们去找找这俩小子，让他们看看你是谁，吓出他屎来。

“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那是怎样地让他望眼欲穿？在“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中，他希望派来会使用电台、炸药的技术人员，还“要求两架高射机关枪”。因为这次反“讨伐”，敌机太猖狂了，必须教训教训它。而在眼前饥寒交迫的现实中，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乐观、向上、团结、友爱，则无时不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说是1941年1月20日，一说是同年3月8日，还说是农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道河子密营周围被扒去和没被扒去树皮的老林子，在北风中呼啸着。密营里，官兵们围趴在他们钦敬的首长逐渐冷去的遗体上，号啕大哭。

杨总司令的牺牲，是我们长白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第一路军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我们一路军的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忘记杨总司令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用血来偿还！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靖宇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要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说：杨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这是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1路军官兵追悼杨靖宇大会上的讲话。

还用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