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军训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的教导旅，其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步兵独立第88特别旅”，对外番号是8461步兵特别旅。苏军为区别东欧一些国家在苏联组建的国际旅，又称其为中国旅，或中国特别旅。

据说，成立教导旅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原报方案是教导团，斯大林认为一个团的供应标准太低，改为旅。

教导旅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人，共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有两个连，单号为中国连，双号为苏联连，每连3个排。苏联连即由苏联人（多为远东少数民族）组成的连队，无线电营则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

旅长周保中，政委（后改为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副旅长、参谋长为苏联人，副参谋长崔石泉（并任旅党委书记）。4个步兵营和中国连的军政主官都是抗联人员，副职为苏联军官。1营营长金日成、政委（后改为政治副营长，下同）安吉，2营营长王效明、政委姜信泰，3营营长许亨植（后为王明贵）、政委金策，4营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委季青（后为姜健）。无线电营多为苏联军官。旅长、政委军衔少校（后周保中晋升中校），副参谋长和营长、政委为大尉，连一级为上尉，排长为中尉或少尉。

旅司令部设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冯仲云为政治部新闻科长，陈雷为政治部秘书，宋明为组织干事。除政治部有少量抗联人员外，其余各部都是苏联军官。

官兵均着苏军服装，武器为苏军步兵配备，每排轻机枪一挺，每班冲锋枪两支，其余为步枪。

周保中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由王新林同志导引余与寿篯、金日成前往远东红军司令部谒见总司令A（阿巴纳申科大将——笔者），参谋长H，谈话约四十分钟。

A总司令同志有以下指示：

A.中国旅之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乎养成中国东北各省之民族革命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大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中国东北各省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旅的建立，必须加速训练，完成任何时期的战斗准备。

Б.对于旅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养成，不但领会战略战术与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现代各种兵器技术技能。

B.构成战斗的神筋系的通信联络，必须特别注意，因此旅应培养数目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复次，总司令同志说：旅的全员应是将来东北建大军之基干。希望努力完成此项任务。

1940年底后，陆续过境的抗联部队，相继建立两个被抗联称之为“野营”的驻屯所。在伯力附近的称为北野营（又称A野营），在双城子附近的称南野营（又称B野营）。先建营房，然后训练。教导旅成立前，南野营人员搬来北野营，也是先扩建营房，然后集中精力训练。

盖房子，搞营区建设，大多数官兵都不陌生。论打游击战，一些老人颇瞧不起日本关东军，眼下那些和他们穿着同样军装的苏联战友，也赶不上这些换皮没换瓤的中国同志。他们中许多人是神枪手，身上的伤疤见证着他们的经历。而那些迈着整齐的齐步、正步的苏联军人，有几多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儿？

可现在，被苏军称为“游击队”的抗联，毫无疑问是正规军了。

每天6点钟（星期天为7点）起床，23点40分熄灯，其间依次为朝操、盥漱、早餐、新闻（读报）、上课（军训，从8点40分至14点40分）、午饭、休息、劳动、群众政治工作、晚饭、自习、点名，一切都是定点定时的。

这是在野营。教导旅成立后就更正规了，一切都是苏军的节奏、步调，按照步兵训练大纲进行。

队列训练，主要为原地各种转法和行进间队形变换。实弹射击，100米卧射，200米跪射，150米全身靶行进射，冲锋枪点射、连射等。刺杀训练，苏军轻重武器火力都比日军强，而日军强调“白兵主义”，三八大盖的设计也体现着这一点，所以苏军也有针对性地予以侧重。投弹训练，要求远而准，30米为合格，中国连一般都在40米以上。游泳训练，教导旅驻地离黑龙江很近，就武装泅渡黑龙江，上岸后占领阵地，实弹射击，发起攻击。东北江河很多，那时水又大，抗联夏日游击，过江过河的，叫大水冲走了，会游泳的就活下来，不会游的就淹死了。至于滑雪训练，就不用说了，更是抓住东北战场的特点了。

还有个让大家感到新奇而又刺激的课目，跳伞训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最早的空降兵，应该说是在教导旅诞生的。

每年冬季，教导旅还组织一次为时两周的拉练。这是一支滑雪兵，滑行到100公里外的荒野、山林，途中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编组，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以及遭遇战等等。搭帐篷宿营后组织警戒，对其他连队驻地进行侦察、偷袭、骚扰。还进行耐寒训练。当然不是抗联那种破衣烂衫的“打火堆”，而是全副耐寒装备的雪地生存、作战训练。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那人见面问声“吃了吗”，也不一定是问吃饭了没有，许多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你总不能说“穿了”吧？参加抗联后也是一样，慢慢地，见了团长会叫声“团长”。这回没团长了，见到上级要敬礼，忘了要受批评、被罚站，就觉得不习惯。记得我刚上队时，也搞过队列训练，练着练着敌人来了。敌人没来，练着练着一些人烦了，说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练什么有用啊？练射击。练这个是真有用，战场上一枪一个，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长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队出身的，那枪打得真准，大家也真服气，可有的为了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锯掉了，你说能教出什么样的射手？扔下锄头拿起枪，班长、排长、连长告诉你几句，对了错了的，你就在实战中悟去吧。抗联培养许多游击战人才，游击战与正规战有许多不同，但军事技术应该是正规的。许多人不说身经百战，也是大小几十仗了，这回像个新兵似的从立正、稍息练起。

张瑞麟、李桂林老人说，我们是1944年初“过苏联”的，教导旅正在进行滑雪训练，把我们看傻眼了。这东西不吃粮、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时军事训练占70%，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你说这下子把我们落下多远吧。好在这时不光苏联教官，就是一般战士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

李敏老人说，教导旅有60多女兵，头一年让我当护士。其实正儿八经的都是苏联护士，咱就是学习，多干些粗活。第二年调到无线电营学报务。人力跑交通，几天、十几天、个把月，甚至几个月跑一趟，这回几分钟就联系上了，那能不认真学吗？李兆麟讲艺不压身，多学几手，回国有用。学跳伞，选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说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说你以工作人员名义跳。去伯力郊区飞行学校，先学一星期地面动作，然后联系从跳伞塔跳伞，半个月后就坐飞机上天了。我从小就爱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参军后就盼着当兵，没想到这兵当到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境内境外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那时一支部队没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牺牲了、失踪了，后来也想是不是“过苏联”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大肆宣传，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们下边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联消息太闭塞，苏军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营了，后来回国侦察碰一块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开头好像要回来一些，很少。后来掌握的名单越来越多，再要，远东军就不置可否了。

王云庆老人说，我1939年冬“过苏联”，说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儿院，半年后到农场劳动，学开拖拉机。我记性好，学得快，那个乌克兰师傅可喜欢我了。每天墙上贴个表，昨天你干多少活，一个定额11个卢布，给你10.6卢布，那0.4用于社会福利。开头看不懂，去商店买东西也说不明白，苏联人帮你。苏联人挺文明，可解放东北的一些苏联红军，就没法提了。那个农场有20多个中国人，都是富人，因为男的女的都是光棍儿，自己挣钱自己花。苏德战争爆发后，动员我们加入苏联籍。我们大伙商量，说不行，那就回不了家了。

野营派回国内的第一支小部队，是金日成率领的，主要是寻找魏拯民。杨靖宇、魏拯民牺牲后，1路军就是金日成负责了。

之后，小部队就陆陆续续进出国境内外，1942年仅南野营就派出11支。每支5至10人，进出一次为3个月左右，也有半年以上的，主要是完成苏军交给的侦察任务。战斗、牺牲是免不了的，还经常主动袭击、骚扰敌人。本书前面写过的战斗，有的就是这期间发生的。红地盘东宁县二道沟，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舍生忘死支援的抗联，后期都是回国的小部队。据1943年1月不完全统计，南野营牺牲近30人，被俘5人。

1942年12月，陈雷带6个人回国侦察。全套日军装束，携带步枪、手枪、手榴弹和电台。每支小部队都携带电台，有1名电报员，译电密码由队长亲自掌握。吃的是和了糖的炒面，每人两盒肉罐头，一袋熟土豆干。每人还带几盒固体油脂燃料，还有日本的猪腰子饭盒，以及茶缸、勺子什么的。

陈雷老人说，这次任务很简单，去侦察北黑铁路每天的运行情况。一个苏军上尉把我们送到黑龙江边，对面是奇克县东逊河口。一夜急行军，迅速脱离国境地带，然后在山里走了10来天，到达辰清。辰清是北黑线上的一个车站，北面是孙吴，南面是北安。这一带森林茂密，我们在山上选了个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用望远镜观察，派两个战士抵近观察。一天24小时，往来车辆的时间、车种和运送敌人、物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隔几天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一次。当然还得注意周围敌情，随时准备战斗。

东满、吉东、北满的铁路、公路，除运输情况外，公路、桥梁的质量、宽窄度，都要搞清楚。在建的铁路、公路，起止点，沿途经过什么地方，已经完工、正在修筑和计划实施的，何时通车，道路幅宽，路基状况，路石种类，多少工人做工，谁家公司承包，要求详细、具体，重要地段、桥梁、隧道还要拍照。敌人驻军、军事设施、通讯设施、军需仓库、机场等等，自然都是重点目标。当时东北许多县都有机场，东宁县有几个，都要一一侦察，有的还要反复侦察，绘图拍照。

关东军沿着中朝、中苏、中蒙边境，修筑了17个被其称做“筑垒地域”的要塞群，成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一道屏障，抗联小部队不断进出其间。1路军2方面军连长吕英俊，1941年3月后，曾和战友7次侦察东宁县的要塞群。待巡逻队过去后，首先爬过铁丝网，越过一人多深的反坦克壕，然后又是几道挂着罐头盒子的铁丝网，进入交通壕，接近要塞。能拍照拍照，不能拍照绘图，把碉堡、洞口的位置，设置在洞口、有轨道可进出洞道的大炮的口径，钢筋水泥洞道的洞口的长宽，记录下来。有时还要砸下块水泥块子带回去。

无论十四年抗战，还是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东北抗联都尽其所能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3年夏秋之交，教导旅4营营长柴世荣，被内务部逮捕。

1944年，4营政治副营长、当年在5军也跟柴世荣搭档的季青，也被秘密逮捕。

据说，季青的罪名，是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时，私藏了一部电台。电台坏了，或是电池用光了，又断粮了，背不动，找个地方插起来，这种情况别的小部队也有。据说，季青被关押期间曾经跑过一次，又被抓了回去。他1955年才得以回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审查在苏联搞了些什么“修正主义”。

据说，柴世荣被认为是回国搞侦察“过苏联”时，带过去个“日本特务”。

小部队回国侦察，人熟地熟，免不了通过熟人了解敌情。柴世荣有个救国军时期的部下，是穆棱人，知道些东宁、虎林要塞群的情况，柴世荣找过他。据说，这个人也被内务部认为是日本特务。远东军严防死守，唯恐我中有敌。那内务部是干什么的？苏联元帅、原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是怎么死的？

布留赫尔恢复了名誉，季青也理所当然地平反了，但是柴世荣好像用不着——前面已经说过了。

本书有许多难解之谜——敬请有关专家和知情人指教。

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

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达成对日作战的秘密协定，苏联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后3个月对日作战。

1939年8月23日，诺门罕战事正酣，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1945年4月5日，苏军即将发起柏林战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宣布，《苏日中立条约》由于日方破坏已经失效，也不再延期。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东方战线，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反攻。

1945年，抗联教导旅官兵听到听不到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更是让周身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激动与亢奋。

6月，教导旅伙食标准提高，黄油、香烟、糖的供应增加，中级军官原来要交1/4的薪金为伙食费，这回全免。这是实行战争期间二线部队的伙食标准，意味着远东已被确定为新的战场了。接着，教导旅又来了一些从苏德战场上下来的军官，抗联官兵和苏联军人对这些军人格外敬慕，听他们讲课也格外来劲。

从7月开始，派往东北的小部队越来越多，近300人被空降到20多个地区，准备配合苏军先遣部队作战。尚在伯力教导旅的官兵，则在烈日下，或雨中加紧训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延安新华通讯社广播毛泽东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同一天和此前的6日，美军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叫做“小男孩”、“胖子”的两颗原子弹。

“诺门罕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在地图上找不到诺门罕。

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计划，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止步于诺门罕之战，但这场战事肯定起了作用。如果苏军也像“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军那样，关东军应该毫无疑义地北进了。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关东军的特别大演习》中说，“对苏行使武力已决定采取等待时机成熟的方针”，“大致使用22个师团的攻势方案”，“一般来说，是以苏联在远东全部战力减少一半，作为发动武力的条件”。“以上形势是否出现，抑或陷入持久战，至8月中将可作出判断”。“出乎预料，远东苏军西调的动向并不明显”。

而且，它肯定会想到，攻入苏联即便不被赶出来，也会像陷在中国战场那样，难以自拔。

“关特演”5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关东军即开始调出。1945年8月苏联出兵时，关东军在东北虽然还有22个师团、11个旅团，可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时的鬼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前面好像说过，同为刚入伍的二等兵，老的老，小的小，老的给小的当爹绰绰有余，那战斗力自然可想而知了。

无论小日本多么强大，它也是个小日本。

1944年后，关东军设想苏日开战后，放弃3/4以上的东北，在长（春）图（们）线以南、（大）连长（春）线以东、以中朝边境为底边的扁平三角形地区，利用山地进行持久战。这时通观周边敌人，它最担心苏联在西线脱身后加入东方战线，因为它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外力了，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对手。于是，就频频示好，希望能够延长《日苏中立条约》。

这回轮到日本鬼子了。

原来预想中的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依照此前欧亚战场的综合情况分析，应在一年左右，快也得半年。结果是8日宣战，日本政府10日发出乞降照会，15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突然到来的胜利，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6月2日，在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帮助下，抗联教导旅制定了反攻东北的五条方针。一是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党和抗联在中共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反攻东北；二是扩编抗联6万至10万人，准备长期抗战；三是发展全民族统一战线，恢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四是恢复东北党委会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地方抗日斗争；五是东北党要迅速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苏军对日作战部署，主攻战区为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东线远东第2方面军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攻，第1方面军在与朝鲜毗邻的东北边境地区展开。教导旅除已空降回东北的几十支小部队外，主力编入第2方面军，向佳木斯地区进击。教导旅中的一些朝鲜同志，则由金日成率领，随第1方面军挺进朝鲜，光复祖国。

8月26日，即日本投降11天后，远东军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下达了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88旅现有的中国官兵，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司令的任命。同时规定了抗联返回东北后的任务，一是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地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友好；二是利用抗联参与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的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希金还同周保中一起估计了回到东北后可能出现的情形：一、党中央和八路军向东北分布力量，准备迎接党中央和八路军；二、八路军被新的反动势力隔断，国民党统治东北时，准备做长期的游击战争；三、在东北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可随同红军撤退，再回苏联。

从9月6日起，连续4天，抗联教导旅330多人分4批乘飞机分赴东北各地，抢占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在内的57座大中小城镇。

为了抢占重点城镇，接收东北，抗联在苏联就把人员铺散开了，也就没有留下一支建制部队。

14年抗战参加了13年的王钧老人，说：

我这辈子有两个日子刻骨铭心，一个“九一八”事变，一个“八一五”光复。“九一八”事变是个把月后才听说的，心头咯噔一下。那时就是个十七岁的庄稼人，不懂什么，那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呀！“八一五”光复了、胜利了，那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呀！光我们6军，我们12团、3支部队，一茬茬就死了多少人哪！

8月9号早晨，我们在广播中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了，你说什么叫“欢声雷动”、“热泪盈眶”？妈个巴子小日本，这回看我们怎么干死你！可日本都投降了，也没我们什么事。我们是东北抗联、中国军队，解放自己的祖国、家乡，应该多出力、多流血呀！当时说什么的都有。胜利来得太快，许多部署、计划都变了，对抗联这支队伍如何使用也变了几次。

我左腿伤还没好，离不开拐棍，让我留在营地管理伤员、家属，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找这个，找那个，光李兆麟就不知道找了多少遍，让我带12个人去北安。北安是伪省会，还有克山、拜泉、通北、德都4个县，再分成4个组，每组2个人。我是北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4个组长是4个县的卫戍副司令，司令都是苏联军官。

曹曙焰老人说：

我是勃利县卫戍副司令，我是中尉，司令是个苏军上尉，比我小一岁，脾气挺好，我们合作得挺好。他爱喝酒，有时有不同意见，又不能照他的办，我就给他弄酒喝，喝得迷迷糊糊的就忘了。有时想起来了，解释几句就行。

回国前都发了苏联军官证书，为保密，证书上都改了姓名，我叫“张洪彬”。李兆麟原来叫“张寿篯”，这回改名换姓“李兆麟”。“过苏联”的抗联，少说改过两次，参加抗联得改吧，这回是集体改的，一下子都改了。那时我们是双重身份，既是东北抗联，又是苏联军官。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前一天，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件》，国民党政府下令让共产党军队原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它好抢夺胜利果实。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就能合理合法地开展活动，接管城市。

有的县就派去两个人，卫戍副司令固定是抗联，有的战士还当了县长。勃利县人多，算我7个，那也不够用呀。县大队大队长、政委，还有中队长，公安局也得派人呀。勃利是老游击区，地下党和打散的抗联人员找上门来，认识的、不认识的，听几句就能明白真假，至于是不是开小差、投降、叛变过，那就得慢慢了解、调查了。在苏联就说好了，抗联要组织10万大军，跟国民党干，抢东北。那时就盼关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快点儿来，这地方我们已经占住了，八路军、新四军再从关里开过来，那就妥啦！

卢连峰老人说，我在通河县当副司令，县城北二道街有个“德顺祥”商号，我哥的老丈人在那儿站栏柜。我说你想法捎个信，告诉我爹我妈我还活着。参加抗联打游击，常在家“巴拉”（附近）转悠，参加小部队回国侦察也路过，可哪敢回去呀，这回行了，又忙得脚跟打后脑勺。我小名叫“金福子”，“卢连峰”是参军后起的名，家里人不知道。我说你告诉我爹我妈，就说“金福子”还活着。

郝凤武老人说，我在依兰卫戍区，想回家看看，没工夫。我在县街上学过成衣，有人认出我了，告诉我妈，30多里路，我妈一双小脚就找来了。我不知道呀，一看，是我妈。“妈呀！”我一下跪那儿，就那么跪着跑了20来米。我妈抱着我的脑袋，说：儿啊，我这眼泪哭了几“水筲”（水桶）了。

胡真一老人说：

教导旅一批批回国了，女的利手利脚的也走了，就剩下些伤员和像我这样有吃奶孩子的，说等东北稳当了再来接我们。抗战胜利了，高兴啊，可一想到老柴心里就不是滋味儿。中国人，苏联人，那两年找这个，问那个，问老柴哪去了。说实话的，不说实话的，弄得我都快疯了。唉，别说了吧。

等了两个来月没动静，我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回去。金伯文说，对，“满洲国”时都没怕日本子，现在还怕什么。说走就开始张罗，突然想起集体农庄还有咱们的人，不能把她们扔下呀。这些人大都是谈恋爱不被批准犯“错误”，被送去农庄劳动的。教导旅在伯力有个办事处，从办事处要辆汽车就往农场跑。

先找到金善。一长排房子，隔成一间一间的，一间10来平方米，一张锈了吧唧的铁床，地上堆着一堆土豆。金善刚下班回来，衣服脏兮兮的，手上都是泥，裂开好多口子，正在洗手要做饭。她是延吉人，朝鲜族，2军的，1930年就参加儿童团，老革命了，原是看护排的，可能干了。弄这农庄里，一天光干活，也不懂俄语，什么不知道，人都弄傻了。听说回国，她挺激动，寻思寻思又说，我犯错误了，开除了，回去还能要我吗？我说那算什么错误，抗战打日本是天大的功。她瞅着地上的土豆和屋里的东西，我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快点儿一起走吧，说不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又问她农庄里还有谁，附近农庄里有没有抗联的人，让她找找这些人，明天傍晌来接她们。

算上金善，找回5个人。

我跟你说过杜庆云，刁翎人，一家人上队，她爸当团长时牺牲了。她爱上个人，实际是让人家“熊了”（骗了、欺负了），怀孕了，送去农庄劳动，扔那边了。她比我小两岁，1984年来重庆看我，老的那个样呀。唠着唠着就哭，说这抗联当的，当成苏联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