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这位台湾科技界的“成吉思汗”，在驰骋疆场37年之际，于闪光灯里低下了他的头，于对手注目下“北上西进”。1988年，郭台铭挥斥方遒、因时而动、渡江过海、入主深圳，因此，成就了他的“代工帝国”；而今，在深圳的竞争浪潮下，郭台铭再度选择离开，离开总会平添几分落寞与伤心，但是，远处的扩张似乎也宣誓着这位被《商业周刊》誉为“虎与狐”的枭雄更大的野心与计谋。

结缘深圳

1974年，郭台铭以母亲标会的20万新台币与十名员工成立“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以黑白电视机的旋钮为主。当有人问“鸿海”为何意时，他总会说：“‘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间生意的公司。”1976，挣得第一桶金的郭台铭转型模具领域。成熟的模具技术加上敏锐的商业嗅觉，使得郭台铭在其他同行还留恋家电业之时，又迅速转型生产个人电脑连接器，他以连接器、机壳等产品为重心，力行“量大、低价”的竞争策略，迅速占领市场，1982年，公司更名为“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为了使公司进入全球市场，1985年，郭台铭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并创出“FOXCONN”品牌。

郭只身一人拎着皮箱去美国，在此期间，他雇佣了一个美国人做行销经理，同时兼任司机与英文口语教师，俩人就此组成了这家美国分公司。郭台铭一直称鸿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因此，为了争取一流客户的订单，郭台铭几乎跑遍了美国50个州中的32个，住是12美元一晚的汽车旅馆，食则丹尼斯（Denny’s）这类的连锁餐厅、就连菜单他也能倒背如流。一直以来，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才将对手一一比下阵来，原定2008年退休的他，同年在鸿海系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的挑战之后，再度出山，以每天工作15小时的精力、59岁的高龄站岗。

80年代中后期，台湾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传统产业在新台币的大幅升值、工资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难，被迫外移。

郭台铭与鸿海也在第一批外迁浪潮中。因为，郭台铭有一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概念，就是“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他认为，“只要是制造业，就无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

当时台湾人月基本工资已超过新台币1万元，大陆的人工则折合新台币仅2200元，两者相差近5倍。特别在台湾有钱也请不到人，而内地工厂门外却是排着长队进厂的打工仔、打工妹。

同时，经济起飞带动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而当时的大陆，土地资源要多少有多少，并且各地方政府为积极招商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也颇具吸引力，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就连主要的税收也优惠得诱人，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即前5年免税，后5年只需交一半，若厂商继续投资，还能继续享受优惠。

那时，他已看中深圳这处靠近香港的中国改革前沿。于是就在鸿海集团成立14年后的1988年，设立了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的鸿海精密有限公司，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随即又在宝安区龙华镇成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此，郭台铭也成为当年少数突破两岸政治风险、正是进军大陆的台商之一。但与日后的大发展相比，80年代末期的“手笔”只能算是“试试水”而已。

1993年，第二波以资金密集型为主的台商投资大陆热潮又兴起，这时的鸿海已经在积累了一定的力量，拥有了扩张的条件。1993年，大量的企业在深圳龙华买下土地，郭台铭也看中了紧靠在深圳市区的龙华，当时的龙华还是一片荒野，野草比人长得还高，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这就是现在占地2.3平方公里龙华园区的雏形。从1996年开始，富士康深圳的厂区就朝龙华园区搬迁，自此，这成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一个厂区、富士康工业地产的源头、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组装基地。

郭台铭诠释他选址的理由时说过：“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他认为，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那时，大个子总裁郭台铭站在150位新员工面前训话：“我们要做全球最大的企业!”下面有员工不禁偷笑：“这个人真能吹牛。”就凭这一栋厂房，百十号人？没人敢相信。

多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多万人的工厂集群。

郭台铭有句名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决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看得比较长远，空间就比较宽广，就不会对得失看得太重。”或许，正是得益于不计一城一池得失，郭台铭才在对的地方与对的时间，打造了全球代工企业。《中国时报》更是在解析郭台铭与鸿海的成长时称，“从1985年刚挤进台湾制造业‘一千大’的传统模具公司，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这和郭台铭1988年着手在深圳建生产基地、利用大陆低成本的生产优势有绝对关系。”

饥饿的巨人

郭台铭祖籍是山西，所以骨子里也流淌着晋商的血液。一直以来，他都追求建立“大中华制造工厂”，他曾自述：“我父母是从山西省到台湾的，我们不仅仅是台湾的思维方式，更是大中华的思维方式，台湾与中国内地的生意应该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也踌躇满志：“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1996年2月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破土动工。边建厂边生产边出货，从此，富士康走上每年最少成长50％，有的年份增长100％的高速发展之路。2009年第2期《中国外资》评价其为，“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同样，在富士康员工中也流传着一句话：“看千年，看西安，千年古都；看百年，看北京，百年古城；看十年，看深圳，十年变化；看一年，看龙华，富士康速度。”

郭台铭也善于利用深圳这块规模尚小但发展迅速的业务来招揽潜在客户。自进入个人电脑领域，鸿海的潜在客户就锁定了戴尔、康柏、英特尔等。1995年戴尔总裁迈克尔·戴尔到访华南时，郭台铭以安排戴尔与他熟识的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为交换，获得驾车送戴尔去机场的机会，然后，郭台铭又在途中安排了一次戴尔参观他工厂的小插曲。当时，戴尔公司尚未跻身全球五大个人电脑厂商之列，而鸿海也还未生产戴尔直接购买的零配件。但是，郭台铭却看准戴尔是颗明日之星，因此一心想与他结识。如今，鸿海已成为戴尔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助力了郭台铭的帝国扩张。从2001年到2008年，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年营业额从200亿元飞跃到4207亿元，8年增长了21倍；其中出口总额更是7年蝉联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内地企业出口冠军。

而这几年，郭台铭也登顶人生巅峰。2005年3月1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名中，55岁的郭台铭以32亿美元身价名列第183名，首次跃升为台湾首富。与此同时，富士康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也从2005年的371名上升到2009年109位。

从深圳出发，富士康的版图已经遍布全世界。在国内：2001年，北京科技园开幕；2003年，上海松江科技园、山西太原科技园、杭州钱塘科技园开幕；2004年，山东烟台科技园、深圳观澜科技园、上海富士康厂开幕；2005年，深圳松岗厂开幕；2006年，天津科技园开幕；2007年……至此，全国四个直辖市、十余个省市都遍布着郭台铭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布局，日本、美国、英国、芬兰、捷克、巴西、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研发基地。

2007年9月，郭台铭在第四次中国网商大会上演讲，这也是第一次在大陆企业界公开亮相演讲。讲到富士康的成功之道，他说，富士康赢在策略。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方向、时机、程度。南辕北辙就是方向不对，车再好马再壮车夫再强，但永远不能达到目标，成吉思汗会赢，是赢在方向，赢在策略。

投资大陆、成立鸿海全球基地的“黄埔军校”——深圳龙华工业园，无疑都成了他称霸世界的舞台。

郭台铭曾说：“富士康是一个饥饿的巨人，永远不会撑得打饱嗝。”然而，就在一路顺风顺水之时，新秀的崛起、经济环境的转变、福地生祸端却为这位巨人带上了“镣铐”，丛林不再是鸿海一家独大，掠食者虎视眈眈。

“大佬”恩仇

深圳，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竞争最惨烈的商业战场，有时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也会让老将失算。更何况，还是代工这片血腥之海，几乎是大逃杀一样的生存准则。然而，初生牛犊总有着一种不管天高地厚的豪气，不按常理出牌反使老将难以招架。

2002年，郭台铭邀请王传福（比亚迪创始人）和孙一藻等人参观富士康台湾总部，本意是对王传福示好，希望拿下比亚迪电池塑胶盒的代工业务，谁料，这一举动反成了“引狼入室”。

当时，比亚迪只是做手机电池的小企业，而且，处于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暴利时代的末期，生产手机电池的利润也深受威胁，据相关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充电电池的价格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同时，随着日本厂商对中国的技术开放，锂电池生产门槛大幅降低，很多厂商蜂拥进入这个行业，分享利润。

随着竞争的加剧以及产品盈利空间的一降再降，比亚迪在电池领域的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也受到了很大挑战。王传福也说：“电池这个行业，再过两三年，我们恐怕就要捅破天花板了。我们需要找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行业去做，但是我们又希望那是一个与电池相关的行业。”

这句话其实已经为后来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只是，郭台铭并未料到这艘小舟竟敢打它这个手握几十亿美元订单的世界级代工航母的主意。

没人知道，当郭台铭领着王传福在车间参观时，王传福脑里在勾勒着怎样的蓝图。但是，从王传福踏出鸿海的门后，宣告王、郭交火不可避免的展开。

最先，凭借着之前比亚迪为手机巨头们长期生产电池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2002年，比亚迪正式进入手机代工领域，主要从事手机模块及组件制造，包括手机外壳、液晶面板、摄像头、柔性电路板、手机模具等业务。

而后，王传福用了短短几年“克隆”出了与富士康近乎相同的手机代工产业链，从2003年起，比亚迪从富士康挖走400多名员工。同时，也从富士康那里“抢”来很多订单。

郭台铭一直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聪明的乞丐在恩客给的50元和100元钞票之间应该选择50元的，只有不贪心，才能细水长流。所谓的“不贪心”在他的经营哲学里就是“为了客户，死扣成本，压低价格，别一口吃个胖子噎死。”因此，他的报价总能比对手低出20%，甚至更多，为的是让利给客户，以求细水长流，基业长青。因此，郭台铭在业界也留下了“Cost Down Terry”的绰号。然而，一山更比一山高，据说，同一个手机方案，比亚迪的成本要比鸿海低20%。

短短几年，比亚迪在手机代工领域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4年，比亚迪手机业务实现营收9.93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14.7%。2005年年收入达到了19.06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29.3%，比2004年增长了103%。在比亚迪电子上市之前的2006年，比亚迪手机代工收入增长高达169.3%，达到了51.35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39.67%。同样是在2006年，比亚迪的手机代工部门已经得到诺基亚“手机机械部件解决方案”15%的业务，摩托罗拉3%的业务。金融危机开始后，比亚迪股份的财报却很乐观，2008年较2007年还增长了26%，实现了净利润10.21亿元，其中，手机业务收入为119.33亿元，同比增长30%。

与比亚迪的一路长红相比，富士康显得有些战战兢兢。《IT时代周刊》中曾经采访过富士康的员工刘根（化名），他说，“富士康的光景大不如从前，比亚迪抢走了我们太多生意。特别是去年（2008年）下半年，公司又遭遇金融风暴，订单大幅萎缩。”从2008年富士康公布的财报看来，较2007年，营收减少了14.61亿美元，降幅13.61%；净利润1.21亿美元，较2007年的7.25亿美元狂跌83.22%。尽管，金融危机成为不太乐观的财报的托词，但是，投资者还是很清楚，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正是比亚迪正在将富士康拉下高速增长的神坛。

睥睨天下、脾气火爆的郭台铭还是被激怒了，商业纠葛升级为一波三折的战争。

其实，让郭台铭最不爽的就是比亚迪的“商业剽窃”，而他也一直讥讽比亚迪是“山寨”不如、靠盗窃技术起家的企业。因为，比亚迪在手机代工上走的路径与富士康有着惊人的相似处，而且从富士康跳槽的400多名员工都是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更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送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还包括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脾气火爆的郭台铭不仅连续两年在股东大会上炮轰对手，强烈谴责对方窃取富士康1万多份机密文件；最后，干脆将比亚迪告上了法庭。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到王伟等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公司当即报警。富士康随后请求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2006年6月，富士康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两人在跳槽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向两人索赔500万元，并要求法院判令比亚迪立即停止侵害富士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个月后，第一批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但比亚迪方面却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2007年6月，富士康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一个月后，正值比亚迪原计划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的日子，由于诉讼，比亚迪上市的第一次申请过期了，之后比亚迪又继续提出上市申请，富士康也紧随其后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比亚迪最终被推迟半年上市。王传福也按捺不住，直在公开场合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纠缠了近两年的案件在2008年时有了初步结果。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2008年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4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另外两名获刑员工，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

这样的判决显然让富士康不满，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方面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富士康似乎越来越被动。而业界也认为，这有可能是比亚迪转守为攻的重要标志。

对这场商战的分析，如《IT时代周刊》所说，“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从这一点上来看，富士康就完全落于被动。另一方面，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当地法院倾向本地企业，在国内见怪不怪。”

郭台铭对此也十分委屈，“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

这场官司似乎让富士康有些心寒，一直以来对深圳有着重要经济贡献的它，显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法庭上的失利更添郭台铭的怒火，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口水战。郭台铭常说，“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

不过与富士康不同的是，比亚迪从电池延伸出的产业除了手机代工还有汽车产业，这步棋比“求稳”的郭台铭下的超前一步，郭台铭称汽车是其6C战略（Computer电脑、Communication通讯、Consumer Electronics消费性电子、Channel通路、Car汽车、Content数位内容）之一，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大动作，而比亚迪乘着国家新的汽车产业政策与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之大势选择了节能和清洁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深圳乃至中国著名的汽车自主品牌。

当巴菲特对比亚迪汽车深表赏识，当比亚迪汽车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会上大出风头，当王传福这个名字在美国金融界流传开来，郭台铭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抛给力挺王传福的巴菲特三大疑问：“巴菲特一直标榜只投资有诚信、长期经营的公司，为何要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的比亚迪？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的？”也不无挖苦地表示：“世界没有什么股神，也请小股东们相信，不要听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吓呆了。”还放言“论竞争力，它（比亚迪）绝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也不把窃取商业机密的公司当对手。比亚迪在模具等众多产业领域中，连我们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输了，就从这里跳下去（指着背后的落地窗）。”

但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却说，“郭台铭质疑比亚迪汽车质量的说法没有道理，它在国内自主品牌里还算过硬，它们的纠葛是双方的积怨所造成的，与汽车无关。”

据说，现在，但凡驾驶着比亚迪汽车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被允许进入富士康工厂的，在门口时，保安就会将其拦下，并且会一本正经的告之：“比亚迪挖我们的人，两家公司有竞争，公司老板规定不让进，就像两国家打仗一样。”

在这场仗中，与王传福高超的商业手段与背后各方势力的支持相比，郭台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再风光如初。这场竞争中，郭台铭焦头烂额，也乱了方寸。

“邻居”受宠

曾有学者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并且内部相互影响，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可惜，这“三位一体”在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下，正在被有意识的改变。

不得不承认，当深圳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之时，深圳政府与富士康的12年“热恋”也有些冷却，两者也在重新审视彼此。2010年5月，在广东“珠三角规划纲要”会议上，一位高官更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内陆，深圳已不再视富士康为“生金蛋的鹅”。

与对待富士康截然相反的态度，深圳政府竭力“献媚”富士康的邻居“华为”。因为华为是制造业遍地的深圳为数不多的科技企业，当深圳提出要做创新性城市时，华为更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深圳明白华为对它而言、意义非同小可。

在龙岗流传这样一句话“华为一咳嗽，龙岗就开始打摆子”，因此，无论如何是要将华为服侍周到。自2005年起，龙岗就细微体贴地成立了“服务华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即市长，从上至下，区里、街道都设立同类机构；2006年，距离华为十几分钟车程办公的坂田街道办还干脆在华为对面租了栋厂房，将街道办的领导都集中在此办公，同时，也专门成立了“华为周边整治办公室”，其中包括一只特别为此成立的城管执法的机动中队。全街道唯一一辆专用机扫车每天唯一的工作也是从早上7点至晚上9点，不间断的围绕华为基地转。

2010年，就在富士康传出“出走”消息时，深圳政府更提出要为华为打造一个“华为新城”。事出新上任的深圳龙岗区区委书记蒋尊玉的华为之行，此行蒋见识了华为员工所说的“进门时欧洲，出门时非洲”的景象，华为基地美轮美奂，双向四车道宽阔干净，园内一片现代的欧式建筑；园外却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重重包围。

当时，负责接待的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只是开玩笑道，“华为总部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建设点好吃好玩档次高一些的设施，华为人都比较喜欢吃，有几家上档次的餐馆就好了。”

认为“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领导却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盘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华为周边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华为，借机发展。通过打造华为科技城为华为这个强力的“火车头”提供一个更能发挥能量的平台。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对华为可谓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则被冷落一边。

争抢富士康

产业内外的竞争都向富士康施压，不管是“负气”还是“负重”，富士康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调的郭台铭在这次“北上西进”中，也频频出现在镁光灯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内迁”成了郭台铭大出风头的舞台。

富士康转移深圳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地方政府就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为争夺这个巨型企业暗战不休。对于内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绝对是GDP的宠儿。

仅河南一省，郑州、开封、南阳、鹤壁四地就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35℃的高温下专程迎接降落在新郑机场的郭台铭。离开机场后，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这里就是之后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而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此处是当地斥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晚间，宾主还共进了一场晚宴。在此过程中，颇值得玩味的是，郭台铭搂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边逗笑一边与河南高管洽谈的场面。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对于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已有很多，而省级领导的亲自拜访也不再少数。郭台铭并不担心富士康没有“落脚地”，相反，他大可根据各地开出的条件，择优选择。因此，他在逗弄女儿时显得那么悠闲怡情。

此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的几十人相关领导代表团更是前往深圳，与郭台铭进一步洽谈相关事宜。其中，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由此可见，对于河南省而言，他们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争取富士康的过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务”安排郑州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去富士康实习；发动居委会协助富士康招工，为富士康在各个居民社区张贴告示，派发报名表等。这种大规模的招工行动一方面是在为富士康迁豫做准备，一方面也在向竞争对手释放烟雾弹。

其实，早在几年前，河南郑州市就已经成立了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郑州也开出“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长也对部下做出这样的要求：“现在的一些项目，也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争，越是大项目好项目，业主投资越谨慎，往往提出各种条件，这就有一个决断的问题，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础上，必要的时候主帅出征，果断决策。”

这一系列举动让人不禁联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园落户秦皇岛的签约仪式上，郭台铭的一席话。当时，他说“河北省从上层、中层到底层，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服务一致。你们做事的细心、做事的认真、做事的精致，真是把我的心俘虏了。”

2010年，河南郑州“俘获”郭台铭的心，无疑也是找对了郭台铭的兴奋点。像郭台铭这样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人，像鸿海这样的“电子代工航母”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的“白眼”，当然，更是不愿自讨没趣。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所说的：“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来富士康蹲点，开出优惠条件，排队邀请我们去投资，我们选择余地很大。”

在这轮“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汉。2007年时富士康入驻武汉时，就享受了武汉政府为其量身定做的17个重点配套项目方案，包括土地征用、专用铁路线建设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富士康在武汉的生产线，武汉市政府也为其送上了“赞助60万平方米新厂房”和“代建职工廉租房”的聘礼。（《第一财经日报》）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亲自到台湾会见郭台铭，据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给你送订单的。”（《中国证券报》）当时，惠普在重庆建立了笔记本电脑基地，而黄奇帆则立马为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代工企业牵头，解决其“订单”压力。

不管怎样，在这场内迁的戏里，郭台铭充分演绎了他的“大佬”派头，做足了“你不优惠，还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资”的姿态，这些都足以抵消离开深圳的落寞。

结语

从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12年间，郭台铭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龙岗的荒草丛中打造了一个“代工紫禁城”。但是，与富士康同步发展的深圳，也在这12年间成长壮大了。现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场，就连富士康这样的行业龙头也倍感压力。

或许，经历了台湾转移的郭台铭早已料到深圳制造业迟早也有升级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将其早年在内地的“南征北战”作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台铭常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有更好的办法”，在适当的时机“以退为进”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绝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