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一

不知是不是巧合。两年前的“五一”我在写一个名叫梁雨顺的共产党纪委干部。他的事迹让我感到非写不可，因为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一直渴望在寻找的一名真正能够为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人形象。于是一部《根本利益》报告文学就诞生了，这部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梁雨润因此也成了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去年他被央视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中纪委不久向全党发出通知向他学习。今年“五一”，我又遇见了一位姓梁的写作对象。他叫梁言顺，一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他又使我不得不放下“五一”与家人早先安排好的长假而埋头在采访和写作之中。

“五一”长假又一次成了我真正的“劳动节”——一天都没有能休息。对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这种“长假”概念。不是吗，去年的“五一”，北京正处在“非典”的紧急时刻，而我也在忙碌着前线的采访……。

但两个姓梁的写作对象让我感到一种文学创作的兴奋和激动。我又不能不动笔去为一个我并不熟悉或者说完全陌生的领域走一趟了。结果往往是满意的。

《永远的红树林》又是一个满意的结果。虽然我感到很疲惫——又要采访，又要创作，时间又那么短。但我已习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休息，没有悠闲，更不会有像小说家那样的自由与自闲。我们的感情随别人的喜怒而喜怒，随时代的跳跃而跳跃，随生活的沉浮而沉浮……我们属于这个现实，属于这个社会，属于这个需要我们去纪录的活脱脱的世界……。

二

梁言顺是个文静的学者，不张扬，他的工作是整天为别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尽管他的理论研究早已在几年前就被国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所关注和重视，但国内的人几乎对他仍然是一无所知。这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更与我们过去几年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多少年中都在努力地争取GDP的高速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错——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靠什么发展，用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怎样的代价发展则是许多人并不特别研究的事，或者种种原因人们并不想多去深想——都说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模式，但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面临的发展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出发，尤其是今天的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代价发展经济，关联的不仅仅是你一个国家的事、更不是一个地区的事。今天的发展常常关联着全局，关联着整个国家，甚至世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如此证明了这个。因而梁言顺作为一名清醒的学者，他的理论当我了解之后，我觉得他的意义太重要了：发展要讲究代价，要计算代价，不讲究代价也就是不讲究成本，没有成本的发展是真正的发展吗？绝对不是。更何况，人类已经日益严重地共同面临着资源、人口和环境的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能不能长久地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上，这已非一国、一人的小事了！它是人类由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什么反恐怖、什么霸权主义，什么东西方对峙，说到底，争取自各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和可利用最低代价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富有目的，是今天整个人类都在求取的一个梦想。西方世界是这样，东方世界同样是这样。

梁言顺的研究成果和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让我感到意义非凡，它比当年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全球几十亿人、中国十三亿人，我们在梦想吃得好一点，过得好点，明天还能够更好一点，这发展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最关心的事嘛！但现实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和不安：环境污染——河水不能吃、天空不明朗、森林不见了，鸟儿飞走了，绿地换成了水泥地，我们的家园还能生活吗？用电要关阀，水价在不断涨价，马路越来越堵……。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感到一边是手头的钱越来越多，一边是生活的质量越来越低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思考，又得不出结论。噢——原来问题出在不讲究代价，这代价不仅仅是经济运应中的成本代价，还是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标准的，等等，等等。梁言顺的理论提出与理论成果都让感到意义，感到意义的重大，感到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吻合！

代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前途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方向和生存空间，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真正被世界接纳的全局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时下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我因此激动和认真起来。采访和写作也变得紧张和激烈起来，我要求自己尽快地完成。因为现实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快速道上，代价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特别是各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能早一天让大家理解它的深义，就越好。

梁言顺拿出了他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是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要弄得，我要请教，我要找他本人谈，也要找他的导师谈，更要我自己从头学习和弄懂什么是代价，高代价经济与低代价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有什么区别？呵，这种学习虽然是应急的，但必须弄懂，必须理解，必须充满着感情和形象。但理论是枯燥的，梁言顺的研究过程本身也是默默中进行的，但当我一头扎进去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满头大汗的探索形象，一个无畏者的勇猛行动，一个智者的深刻思考和他艰难的求索精神。我于是似乎一下感到在那个理论世界里同样依然五彩缤纷、同样依然激情澎湃，同样依然令我时而激动，时而愤怒，时而深思。我在这个形似枯燥的世界里，寻觅到了文学创作者的喜悦，像其它报告文学题材创作一样，梁言顺的理论研究，让我感到一种责任，一种文学的责任：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许多优秀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就没有出来，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没有人去挖掘，没有人去用形象生动的笔去描述，没有以文学的特殊魅力去展示！报告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电视、非小说、非戏剧、非新闻报道可替代的功能，我期待我的又一次创作实践能够有所获，对人民、对这个快速发展着的国家和社会有一份文学者的贡献——写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就及其它的社会意义。这是《永远的红树林》创作令我去努力完全的动因和积极性。

太多的生活经历和太多的浮燥现实，使我已经越来越变得不愿去说教，我只有愿望能用自己的笔去做些对得起一个作家称号的事，做一些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事。

这几年写了几部作品，如《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根本利益》、《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北京保卫战》等，各种国家级大奖也拿了不少，但令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我的读者中，既有普通的百姓，也有高层的决策者，而且有几部作品发表后还影响过国家和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政策出台，这让我感到了文学者的时代幸运，更感到报告文学作为最贴近现实、最贴近群众、最贴近生活的文学形式所具有的文体意义。

我要感谢光明日报，作为一个党报，能用大篇幅来刊登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其本身就说明一个特殊意义：我们这个时代都在关心、关注我们共同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的代价。一个不讲代价的社会必然不会获得最终有价值的发展；一部好作品能在一个重要的报纸上发表，这本身也将使文学获得超越于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