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发了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的《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会》。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对正太路发动破袭战，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重大决定。

八路军为什么要发动一次重大的战役？这还得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统治占领区的新思维——“囚笼”说起。

多田骏是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学员，比冈村宁次还早一期，于1903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于1913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在参谋本部任职，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的最高顾问，后在1935年接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对华战争不应无限扩大，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与日军主流意见相左，被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次长。1939年，蛰伏两年的多田骏重回中国，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多田骏上任伊始就耍弄新的花招，主张日本军以强化交通为手段，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企图达到扼杀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即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初，敌人的这个阴谋开始全面实行，他们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从内外两个方向压迫根据地，周边严密包围，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铁路、公路。

事实证明，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很快见到成效。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几个山区偏僻的小县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面对多田骏扎起的“囚笼”，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一天，他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刘伯承首先透彻地分析了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他认为：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点是灵动、秘密、突然，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军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地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面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而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其次，刘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他阐述道：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和思想战。

接着，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八路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只要抗战军民人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地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

等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

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斗争中，日军边遭打击边竭力恢复，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他们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在冀南，修复和扩展了公路网，增设了据点，造成根据地军民“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的状况。

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光靠晋冀豫根据地本身的力量还不够，最好有一次由华北各大战略区共同组织的破击作战，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各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地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白晋战役结束后，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行前，彭德怀、左权在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送行。刘伯承与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谈起华北战局和两区的配合作战，认为横贯在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的破袭。

这以后，日军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扬言向重庆、昆明、西安发动进攻，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攻占宜昌，扼据入川的咽喉，接着又大举轰炸重庆；同时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国民党在这种形势面前，更加动摇，妥协投降的危险空前严重。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阎锡山、朱怀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胡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同时就山西敌情来说，守备正太路的日军以一部派往华中地区，参加宜昌作战，其守备力量有所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跟左权研究决定，为了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有必要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7月中旬，左权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上述设想。他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南进和西犯，彭副总司令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主要目标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同负责实施；平汉、同蒲、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第一二零师和各铁路沿线的部队都参加作战。刘伯承、邓小平欣然表示赞。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出台了。随后，八路军总部正式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会议正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