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到达南昌之时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黄埔建校以来从未显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还有权势的炙手可热。还有看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渴望。

喜欢归纳历史的美国人（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

尼克松深深记得第一次与蒋介石交谈时的印象：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他说声‘好、好’，使人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于评论的苏联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 往中国的代表 C·A·达林）列出了这一时期的时间表：

1926年12月8日，牯岭（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蒋介石是一副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月10日夜，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这里了。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 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坐了一下，就启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12月10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到10万游行群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

12月15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 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顽固地坚持定都南昌呢？

1925年，孙中山病逝。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三民主义”，一个早已沉溺于中国的权力角逐的接班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1924 年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使他头上多了一顶导师的桂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凭 借随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俱来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像孙中山用身体力行和政治鼓动赢得别人的忠诚和尊敬，而是以看 得见的钱财和看不见的未来笼络人心。他瘦削，能言善辩而不带夸张，机警 的黑眼珠转来转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他最大的本事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搞政治投机，他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熟练地玩弄平衡和施展计谋。

孙中山死后，无人再来约束国民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冲突完全公开化。

蒋介石是右翼领袖。国民党在举国沸腾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的角逐这时尚未明朗。蒋介石担任了军队的总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辞一样漂亮的汪精卫担任政治上的党主席，他们以脆弱的合伙关系分享党内领导权。

1926年3月，蒋介石试探性地向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阴谋袭击，挑起了中山舰事件。因时机尚不成熟，清洗共产党的初衷井未得逞。一石三鸟，没有打走共产党，却撵走了国民党中的一老一少：胡汉民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 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 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动者要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枝礼堂的墙上有三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1842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1900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1926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10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 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 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 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控制了4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 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斗争。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 解放了的武汉。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算命先生说，这是“一正压三邪”。何谓“一正”？即蒋介石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张作霖的“作”字，吴佩孚的“佩” 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此为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也。蒋介石名声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倒不全因这位痴心女性口吐莲花。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的法宝：在敌视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20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近前线。可是早在10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12月3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份太明显了，第一批委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蒋介石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1926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年1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 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铿地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的。他说，一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 经在蔓延。陈公傅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10月政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全是说的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对广州通过的10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脑，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 的词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谭延闿起先懒洋洋他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的炽热气氛。

就在这一天（1月12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做“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4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 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300万元“私人借款”。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 ”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6年。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惟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 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

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5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还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先生算作中派。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国际就更是雾里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