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将“穷光蛋”们捏成了拳头；也使得富人们胳膊挽着胳膊。那平时松散的泥沙被风暴聚敛在一起，结成板块，结成石岩，语调那样一致，信心那样十足，发誓要夺回昨日梦境、昨日天堂。

起义的胜利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各类不甘心失去在上海的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反动分子们，推到了一个不得不联合的境地，他们携起手来，对付一个“敌人”——劳苦大众。

尽管工人起义时明文宣布不妨碍租界，但是各帝国主义者仍借口保护侨民，公然提出“各国海军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国有90余艘兵舰在黄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内有23000多外国陆军士兵在每一条马路上布防。租界里灯火通明，他们召开军事会议，画好龙华、南市、闸北等华界的军事地图，运来了大批新式炸弹，一切都准备就绪，一旦需要，只要扯一下绳索，对准华界的炮口就会送去他们的心声。

他们也在加紧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势力，以便确定肢解的部位。据1927年的美国外交文件记载，他们认定“蒋介石正在组成温和派的核心，以抗击激烈分子，这是中国惟一希望”；“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惟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于是帝国主义向蒋介石发出召唤，并进行试探。

3月24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攻占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法、日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杀伤了2000多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驶往南京，向记者表示：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他派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向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道歉：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帝国主义者得到蒋介石信誓旦旦的回音，立即给以回报。

26日，蒋介石仍乘楚同号舰到达上海，在高昌庙码头上岸；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特地派了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租界政务处长吉文斯当面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第二天，《字林西报》发表了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的言论。蒋介石当即表态：国民革命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请你具体谈谈。”

在外国记者的要求下，蒋介石正襟危坐，手摸索着武装带，摸索着指挥刀柄，轻轻错动着刚刚镶上的新牙，再次发出誓言：“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

日本，这个不安分的民族，在那个不安分的年代自然不甘落后。3天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冈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结盟兄弟黄郛，向蒋介石传达日本外相币原的训令：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列强已对国民军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当前，蒋介石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

黄郛直点头：“请你们放心，蒋先生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至于上海工人，也将被解除武装。”

一个经常魂不守舍、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跳来跳去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真有些叶公好龙。革命初起之时，他们推波助澜过，可是当浪潮汹涌起来，并打潮了他们的脚时，他们动摇了，退却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把镇压工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

2月，上海工商界上层推派虞洽卿和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共。

3月22日，上海金融资本家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该组织也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虞洽卿就到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蒋介石兴奋起来的时候也拍大腿：“好哇好哇，本人极赞同你们商业联合会的宗旨，当然，本人也抱维持资本家主张。”

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籁等29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愿意傍上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得话也文绉起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

4月1日，由银行公会拿出200万元，钱业公会拿出100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300万元）。又据4月9日的《密勒氏评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共1500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1200万元，白崇禧得150万元，周凤歧得100万元，青洪帮流氓得50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月2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竑、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

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以至投入人民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黄绍竑、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

黄绍竑6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道：“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

黄绍竑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会议的许多细节。蒋介石身着笔挺的细呢上将军服，目光凶狠，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激动：“民国13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与会者都屏息静听。

“此事关系重大，”蒋介石松下肩膀，靠在椅背上，转动眼珠，“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会场小声嗡嘤起来。从广东赶来的李济深首先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桂系军阀首脑黄绍竑原本是个大络腮胡子，现在下巴上光溜溜的。因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码头上监视得很严，他为了不被人认出，将留了六七年的络腮胡子剃了去，赶到上海。他接着李济深的话头，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又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之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

何应钦谈起“南京惨案”，把惨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或者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仿佛在打瞌睡，低垂着眼帘。其实他在仔细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蒋介石怕他说出有悖于自己的话，催促他说一说。

白将军号称小诸葛，又是蒋介石的参谋长，所以他讲起来话就特别多：“上海自我军占领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说着说着，他又开始数落共产党：“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有人问起：“上海的其他组织对共产党是何态度？”

白崇禧答道：“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好。”吴稚晖操着满口无锡土话，连声叫好，“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这个被蒋介石称为国民党的“瑰宝”，并自我标榜永不做官的“老朽”，不但当起了南昌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而且到处为蒋介石游说，还提出了个所谓的《共党谋叛证据案》。

会上只有一个人不大说话，他是陈果夫。这天他穿了一件长衫，外面罩了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当手。其弟陈立夫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正在埋头记录。记录中写着“应先看管者的名单”，计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伯渠）、李守常（大钊）、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邓演达、董用威（必武）、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夏、林育南（张浩）、罗章龙、李硕勋、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瞿秋白、张泰来（太雷）、周恩来、彭湃、郭沫若、周逸群等197人。

“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也就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