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到达上海前，也正是共产党中央紧张地准备应付蒋介石突然政变的时候。本来绷得紧紧的弦，在汪精卫到来的一夜间，松弛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贯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再就是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进入1927年，情况有所变化。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结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

在上海的3名共产国际代表向斯大林汇报说，这次迁都之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所在地的争论。问题在于国民革命运动同群众和共产党一道前进，还是同已在策划与日本和奉系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一道前进”。指出蒋介石2月21日的演讲是最后公开抛出的杀人演说，特别是提出上海问题目前有特殊意义，蒋介石需要上海作为继续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同北方和帝国主义进行交易的基地。蒋介石急冲冲进攻上海，因为他认为只有占领上海，他才能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也企望通过蒋介石保持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上海已经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

这些话不谓不实际，不谓不深刻。就连一直主张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不同意鲍罗廷的联唐（生智）反蒋的维经斯基，去了一趟南昌，返回武汉后，连呼不得了，事态已无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蒋介石变成右派的一个堡垒！

共产国际也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共产党千万不要掩饰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动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周围，使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似乎共产国际已十分清楚地认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右派了。然而，他们对蒋介石以及中国革命形势仍抱乐观态度。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又说，帝国主义者力图把中国一些军事领导人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是枉费心机的。社论最后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固然艰巨，但没有理由产生悲观主义。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张形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指示：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已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与此同时，斯大林希望利用右派。他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说：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他们同富商也有联系，他们可以在那里筹措资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

最后这句话太形象了。太形象的话很容易铭记。

陈独秀一辈子没忘。而且，当汪精卫路经莫斯科，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左派的领袖，答应全力支持他。汪精卫回国后，蒋介石利用反革命的手，发出通电后，莫斯科更是非常乐观。4月5日，《真理报》再次撰文说：国民党可望继续支持革命的工农和民主群众；国民党内关于个人领导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解决；蒋介石已完全同意国民党员中间的分歧由集体来解决，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由此产生的决议。蒋介石已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汪精卫的归来，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都寄予极大希望。

罗亦农经过短暂接触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 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又说汪精卫来后上海争斗比较缓和，前晚蒋已下动员令，后因汪来即收回。

后经查实，蒋介石到上海后，4月1日的确下令刘峙发动围缴纠察队枪械，是因汪精卫到上海，蒋介石将命令收回了。

这几天，陈独秀就是生活在国际和国内酿造的和平氛围中。

4月3日，他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陈独秀早早地伸出手，和汪精卫寒暄不已。陈独秀问：“听说你去了一趟莫斯科？”

汪精卫没有正面回答：“孙先生是主张联俄联共的嘛。”

陈独秀和周恩来坐下：“共产国际和我们的态度一样，是希望你回来的。”

汪精卫颔首：“兄弟在外都听说了。谢谢你们的信任。”

陈独秀：“你不在，国共两党闹得很僵，蒋介石在九江、安庆都做出来了，我很担心上海的形势，你来了就好了。”

“这几天我和稚晖、元培、石曾诸同志谈话，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汪精卫在微笑中说着严肃的主题。

“绝无此事！”陈独秀断然否认。“这个事情，我和稚晖多次声明过的，纯属谣言。”

“没有就好，我再和稚晖谈谈。”汪精卫像个好事的仲裁者一样，开始在国共两党间跳来跳去，而将他的终极目的隐蔽得很深。陈独秀走后，他又向吴稚晖、李宗仁、张静江吹风。

吴稚晖摇头晃脑，咧着嘴：“你要听他的，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陈独秀的话都是骗人的。你叫他写在纸上试试！”

汪精卫就跑到陈独秀处，把吴稚晖的话一说，陈独秀反倒急了：“怎么是空口无凭呢？我可以写在纸上，叫他看，叫天下人看。”

4月4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一个声明态度的材料，交给汪精卫。写作酝酿时，陈独秀反复翻看国际来电，以便使自己的观点更符合国际精神。汪精卫接过来看，上面有两点很醒目：一是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二是表示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陈独秀还写道：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两党果真如此，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好处。”

“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如何？”

汪精卫同意，重新细读了一遍，签上名。

第二天，《时事新报》、《民国日报》都发表了这份《汪、陈联合宣言》。

蒋介石见了直拍桌子，吴稚晖张口便骂： “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兔子横眉竖眼。”当天，吴稚晖当着众人面质问汪精卫：“孙先生在时，也没有同意国民党与共产党共治中国，只言共产党帮助国民党。”

汪精卫赔着笑脸：“我们只讲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没有讲两党共理中国呀。”

吴稚晖又在追问：“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

汪精卫好似很委屈：“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如此，不发就是了。”

“你应该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稚晖讥笑道，“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不见得吧！？”

汪精卫十分难堪。羞怒之下，他乘夜船去了武汉。

据后人推测，也不排除汪精卫当时动摇的心情。从共产党的本意来说，发表汪、陈宣言，是想从策略上打破右派的伎俩。这从罗亦农4月6日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罗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的分子也可不怀疑，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是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拥护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二，是想缓和紧张空气，使冲突‘暂缓爆发’。”

然而，在这种非常时刻，哪怕是和风细雨的求和之声，在敌对者看来，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都可能夜长梦多，都是一种宣战。

蒋介石也怕汪精卫真生变故。他怕汪精卫将武汉政府和共产党搅到一块，那样，仅凭蒋介石的力量是难以撼山的。于是蒋介石不能再等待，他要赶在风雨之前，一个闪电霹雳……

不能说共产党方面毫无警惕。陈独秀是和汪精卫一样，到武汉去了。留在上海的区委们在4月6日开了活动分子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在说明此次会议的原因时，特别强调：“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或失败的关键。现在大多数同志尚未明了现在政局，所以召集此会。”

接下来，罗亦农所作的报告中也指明，当前时局紧急来源于国民党新右派的向革命势力的争斗，斗争性质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罗亦农 概括了上海和整个革命的危险局面：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凡是与武汉政府对立的人物都集中在上海了，所以这个争斗是全局性的，不是简单的上海问题，这个争斗的主谋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江西、安庆、芜湖、杭州、宁波都有烧工会、捣毁党部的事实，上海虽未爆发此种行动，但正在酝酿中。

上海区委在积极准备，没有人想到退却。然而，他们没有经验。在他们一片乌云密布的心灵的天空中，他们企盼那个“宣言”会营造奇迹；他们寻找着远方的一隙强光。国际会说什么？陈独秀翘首以待。

在等待中，他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他的缓兵之计，非但没有缓住敌手，反而麻痹了自己。

汪、陈宣言发表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广有影响的《国际评论》说：更使外国帝国主义失望的是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共同签名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任务不是完成他最后目的，而是同国民党合作达到国民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国民党一方面也劝告自己党员忠实的与共产党员合作，因此，中国革命的仇敌者都应当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有机体，它可以打败一切和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妥协。

当悲剧过后，陈独秀才告诉同志们：当蒋介石在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祖界等等。

上海区委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这个藏枪批示是自杀，情愿不避大的流血与牺牲。上海区委被政变的车轮碾进了血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