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风暴前夜 武汉政府分崩离析

正当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到达武汉。《决定》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马上纠正这些错误。中共要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决定》布置得很具体: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局里不乏文思横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到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蒋介石的走狗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正如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工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7月13日宣言,是个界碑。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的发韧之举,也使南昌暴动成为可能。

1927年8月前的政治局势真是复杂极了。即使在反共阵营里,每个集团都像一个刺猬,他们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着自己。于是这种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若近若远。冯玉祥虽然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对南京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从《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推翻武汉政府的立场也未得到这位摇摆不定的将领的认可。

但是,武汉和南京这两个营垒又必须联合起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不仅武汉捉襟见时,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锁长江从经济上看对宁汉两阵营都是致命的。因此,实行宁汉合流,实际上取决于蒋、冯、唐的三角关系,而不取于各方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反共这一点上,所有政党多少是一致的。

7月4日蒋介石电告冯玉祥,说他的部队已经作好进攻武汉的准备,希望冯氏告诉他是否愿意共同行动。

7月16日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催促冯明确表态。冯王祥未作反应。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与武汉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按冯玉祥的想法,南京与武汉联合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一、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二、把共产党员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国外学习。

许多共产党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冯玉祥不相信蒋介石,因此不想去冒他的几万人军队有朝一日被蒋介石吞掉的危险;再说冯氏也不愿置于蒋的军事独裁之下。由于这个原因,冯玉祥必须在反共斗争中,在致力于宁汉联合的过程中站在武汉这一边;而在蒋介石和唐生智接近时,冯只想扮演中间人角色,真正的意图是要把蒋搞掉。但眼下冯玉祥还不想同蒋敌对起来。再说那个城府颇深的唐生智,虽然与南京处于交战状态, 但这并非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不满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颐指气使的地位。一旦宁汉联合,唐生智也怕失去他在两湖的地盘,因此,徐州会议期间,唐生智曾通过他在南京的常驻代表建议,解散南京和武汉政府,重新组织政府。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武汉政局使得唐生智独霸天下。表面上虽然是高唱宁汉合作,汪精卫到南京去组织合作政府,但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唐生智存在,想一手夺为己有。反过来,蒋介石就成了障碍。由于蒋氏的领导作风和军事独裁,他除了得到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同情外,在两个营垒的军政要人那里很少有好感。

所以这就导致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的引退。就是说蒋介石的梦尚未圆,已经被挤下了台。这已是后话。

再说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聚集在“东征讨蒋”的大旗下,却各有各的心思。

唐生智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卫,打击了张发奎,消灭了共产党。即用共产党打老蒋,打垮了老蒋,一切归唐;打不垮老蒋,两败俱伤,老唐无恙。

可是作为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不是傻瓜。张发奎的力量最强,但没有地盘。他的第二方面军,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个师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但他要保存实力,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污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跟郭沫若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去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所以,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裕如的理想之地。他很明白,要想将来掉头回广东,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这都是非打硬仗不得过的地方。只有九江及南污线,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广东。这就是张发奎的“中间路线”。

军事强人们就这样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响,动作一个比一个慢。

7月14日夜间,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已找过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

汪精卫就说出罗易的国际“五月指示”:“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5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张发奎和其他军界人士都同意了。

顷刻间,汪精卫变得像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他指着窗外说:“看见没有,共产党人已作鸟兽散,今年早春剪短发以示革命的年轻女同志现在又留起了长头发,党的干部从大街上消失了,办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须共济!”

左派陈友仁神色庄重,习惯地甩灭点烟的火柴,顾虑重重他说:“我代表孙夫人说几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所定,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没等他说完,孙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着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你无权解释总理!你也不理解总理!”

“当然,连儿子都无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许会误会师父的意思,但总理的临终遗言你总不会淡忘吧?”陈友仁反唇相讥。

“你也无权代表夫人!父亲30多年来日夜操劳,像车轮一样拼搏奋斗,是要为国民党碾出一条路,绝非为他人所有,也决不要培养你这样的信徒!”孙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话语脱口而出。他不顾众人在场,也许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破坏陈友仁的声望。他变得极端暴戾,言语粗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吗,狗屁不通!”

“不肖之SON!”陈友仁自幼在国外,外语强于中文,一急,变得英汉不分。

汪精卫过来劝解:“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

说归说,武汉政府已分崩离析。武汉街头的空气也一日紧似一日,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