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到达武汉。《决定》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马上纠正这些错误。中共要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决定》布置得很具体：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局里不乏文思横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到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蒋介石的走狗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正如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工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7月13日宣言，是个界碑。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的发韧之举，也使南昌暴动成为可能。

1927年8月前的政治局势真是复杂极了。即使在反共阵营里，每个集团都像一个刺猬，他们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着自己。于是这种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若近若远。冯玉祥虽然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对南京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从《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推翻武汉政府的立场也未得到这位摇摆不定的将领的认可。

但是，武汉和南京这两个营垒又必须联合起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不仅武汉捉襟见时，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锁长江从经济上看对宁汉两阵营都是致命的。因此，实行宁汉合流，实际上取决于蒋、冯、唐的三角关系，而不取于各方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反共这一点上，所有政党多少是一致的。

7月4日蒋介石电告冯玉祥，说他的部队已经作好进攻武汉的准备，希望冯氏告诉他是否愿意共同行动。

7月16日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催促冯明确表态。冯王祥未作反应。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与武汉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按冯玉祥的想法，南京与武汉联合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一、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二、把共产党员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国外学习。

许多共产党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冯玉祥不相信蒋介石，因此不想去冒他的几万人军队有朝一日被蒋介石吞掉的危险；再说冯氏也不愿置于蒋的军事独裁之下。由于这个原因，冯玉祥必须在反共斗争中，在致力于宁汉联合的过程中站在武汉这一边；而在蒋介石和唐生智接近时，冯只想扮演中间人角色，真正的意图是要把蒋搞掉。但眼下冯玉祥还不想同蒋敌对起来。再说那个城府颇深的唐生智，虽然与南京处于交战状态， 但这并非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不满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颐指气使的地位。一旦宁汉联合，唐生智也怕失去他在两湖的地盘，因此，徐州会议期间，唐生智曾通过他在南京的常驻代表建议，解散南京和武汉政府，重新组织政府。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武汉政局使得唐生智独霸天下。表面上虽然是高唱宁汉合作，汪精卫到南京去组织合作政府，但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唐生智存在，想一手夺为己有。反过来，蒋介石就成了障碍。由于蒋氏的领导作风和军事独裁，他除了得到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同情外，在两个营垒的军政要人那里很少有好感。

所以这就导致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的引退。就是说蒋介石的梦尚未圆，已经被挤下了台。这已是后话。

再说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聚集在“东征讨蒋”的大旗下，却各有各的心思。

唐生智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卫，打击了张发奎，消灭了共产党。即用共产党打老蒋，打垮了老蒋，一切归唐；打不垮老蒋，两败俱伤，老唐无恙。

可是作为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不是傻瓜。张发奎的力量最强，但没有地盘。他的第二方面军，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个师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但他要保存实力，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污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跟郭沫若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去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所以，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裕如的理想之地。他很明白，要想将来掉头回广东，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这都是非打硬仗不得过的地方。只有九江及南污线，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广东。这就是张发奎的“中间路线”。

军事强人们就这样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响，动作一个比一个慢。

7月14日夜间，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已找过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

汪精卫就说出罗易的国际“五月指示”：“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5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张发奎和其他军界人士都同意了。

顷刻间，汪精卫变得像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他指着窗外说：“看见没有，共产党人已作鸟兽散，今年早春剪短发以示革命的年轻女同志现在又留起了长头发，党的干部从大街上消失了，办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须共济！”

左派陈友仁神色庄重，习惯地甩灭点烟的火柴，顾虑重重他说：“我代表孙夫人说几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所定，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没等他说完，孙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着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你无权解释总理！你也不理解总理！”

“当然，连儿子都无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许会误会师父的意思，但总理的临终遗言你总不会淡忘吧？”陈友仁反唇相讥。

“你也无权代表夫人！父亲30多年来日夜操劳，像车轮一样拼搏奋斗，是要为国民党碾出一条路，绝非为他人所有，也决不要培养你这样的信徒！”孙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话语脱口而出。他不顾众人在场，也许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破坏陈友仁的声望。他变得极端暴戾，言语粗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吗，狗屁不通！”

“不肖之SON！”陈友仁自幼在国外，外语强于中文，一急，变得英汉不分。

汪精卫过来劝解：“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

说归说，武汉政府已分崩离析。武汉街头的空气也一日紧似一日，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