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不败而走 战略决策失算

南昌起义很快成功,又很快失败。多年来,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原因。

当当年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帅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的感叹。

周恩来: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起义失败后,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就是责备一顿,没有总结什么经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朱德:当时想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

贺龙:我们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

陈毅: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里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

老人眼中的历史,是一块凝固的化石,条纹清晰。而当年他们揭竿而起时,没有历史的前车之鉴;没有来自国际的先见之明;连那个党本身还在幼年时期。

历史的经验:没有幼稚就没有成熟。

这倒应了斯大林第一次握着毛泽东的手时说的那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失败——其诗意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南昌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侠先生,曾归纳过当时的3种选择: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种可能;二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当时叫“下海”),准备将来再次北伐, 这也是一种可能;三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当时叫“上山”),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三种方向,上策是上山,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

聂荣臻后来也说到:“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4月15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老根”,一个“变色”,注定了错误。一个上签,一个中签,一个下签。一把抓住那个下签——谁也不想失败!失败总是隐身在重重帷幕之后。

南昌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后的第一天晚上,便开始商量退出南昌之事。

还是在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辛劳,起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都没合眼。加上天又热,胜利后的人们都有一种运动员冲过终点的怠倦。何况打回广东的大政方针是早在武汉就已定了的,起义前后也元任何人提出异议。剩下的就是南下路线了——反正是个“走”,怎么走并不十分打紧。所以热浪袭击下的讨论一开始便显出烦躁的情绪。

刘伯承主持会议。他眼睛不好,让满屋的烟气一熏,疼得流泪。他不说什么,迅速在桌上铺开他赶绘的军事地图,向在座的人们介绍: “先取东江,再取广州的战略既已确定,那么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刘伯承长长的教鞭一端落在南昌下方:“第一条,是取道吉安、赣州,进入东江;另一条是取道临川、会昌,进入东江。参谋团委员的意见,多赞成第二条路。”

刘伯承按他习惯的一二三四详述理由:

一、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游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4万(在粤汉道上的李济深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2万(战斗兵力尚无此数),进攻起来难操胜券,且对南昌下游有张发奎1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而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3000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使敌人从他处调兵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他。

二、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达东江。

三、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四、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常叛逃之可能。

刘伯承讲完,屋里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准备太充分,与会者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种种念头,难以启齿。

还是有准备的叶挺说话:“对于回粤路线,我反复想过。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为最佳路线。”

在静场的间隙,周恩来已抓紧时间打了个盹,精神顿时好了些。他敦促叶挺继续说下去。

叶挺接着说:“敌方的兵力部署,我们大致已经了解。朱培德所部4个师,在吉安一带与李济深所部的钱大钧、黄绍竑各军。共约13个团。 当然,从交通便利来说,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更为好些。”

贺龙倾向叶挺的后一种走法,马上接过来说道:“我主张走吉安、赣州。这是大路,好走。我们先消灭了朱培德所部,再向湘东前进有什么不好?这样热的天,这么多人,挤在一条小路上,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叶挺仍按自己的想法说道:“大路固然好走。但沿途有重兵把守,即使我们能将他们全部消灭,但一到韶关,李济深可以利用铁路集中5个师以上的兵力与我们决战。我们且战且走,疲师远征,打起来不会占到便宜。再说,我军的后面,还有张发奎的两个师,我们是无力应付的。”

谭平山对军事并不在行,但叶挺所提路线的情况他很熟悉。他反对:“你说的那条路线,近乎深山密林,人烟稀少,行军十分困难。可能不等到与敌军交战,我们已消耗殆尽,再要遇上敌军堵截,那就是双重危险。”

“我是这个意思。”

在叶挺和贺龙各抒己见时,一个说俄国式汉语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惟一一个参加起义的俄国顾问库马宁。他的意见与叶挺一致,他说:“我赞成沿着人少山多,难以通行的地区前进。这一条行军路线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对于行军是有很大困难的,应当考虑到大量武器和弹药没有什么东西搬运,民夫也缺乏。但是按照这条路线前进,起义者可以指望到达广东以前不发生大的战斗,就是说避实就虚。”

莫·弗·库马宁,中文名字纪功。也是苏共一位老 党员。1918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炮兵营长、步兵旅长等职。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海军领导职务。1926年来到中国,曾任黄埔军校和贺龙第二十军的顾问。参加了北伐,并随贺龙队伍进军南昌。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除了库马宁以外,还有驻叶挺二十四师的捷斯连科。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苏联驻武汉总领馆布留赫尔司令发密码电报把他们召回,命令他们立即回国。捷斯连科是在起义前5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成了惟一一个参加八一 起义的外国人。纪功虽然只是一个人,人们却把他看做是一个方面军。本来贺龙最担心的是辎重和腹背受敌的问题,现在纪功都已解释了。他原先想提出集中兵力攻打樟树、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渡(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他躲着烟雾吁吁吸气琢磨时,其他人都在附和纪功的意见。他特别注意听着周恩来的发言。

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会再疲惫地拖延下去。他的话从不会极端,一般都是赞成一种意见,而对另一意见略加说明:“我看还是走小路吧。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到达东江,避免与敌纠缠。大路很难避开敌人。”

主持会议的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同志们,不早了,快回去准备,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贺龙眉宇间皱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