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向南方:渴望国际 陈毅再次赶队

在抚州休整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对武汉的中央会议还一无所知。8月7日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肖劲二人,终于在临川渡口赶上了起义军队伍。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和参谋团的驻地,是一座前有店堂后有住宅的大房子。他俩进门时,大房子里已经挂起了汽灯,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陈毅发现了周恩来的身影,惊喜地喊着:“恩来,我可追上你们了!”周恩来过来握陈毅的手,招呼刘伯承过来会面。刘伯承让人准备饭菜。但陈毅、肖劲最饥渴的是工作。匆忙中,陈毅接受了一份不大情愿的工作。

这件事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做了生动的讲解,无须我们再做艺术加工:

先说陈毅和肖劲离开南昌的情形:出南昌10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 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的人。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

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领导,但因为叶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请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后面的叙述越加具体生动,看来陈毅对这一段经历一直铭记在心: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引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

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据说这支绿林军是赣东的一支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率领的500余农军,后来被国民党军杨如轩部骗至崇仁县城郊渔沙洲全部杀害。自己的队伍走了,绿林的线索断了,陈毅、肖劲二人重新上路,再次追赶起义军。

起义军是10日走的。走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抚州郊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家家户户都有鱼池。起义军到达抚州时,正是西瓜、芋头上市季节。 部队一到,群众就送来芋头、西瓜和活蹦乱跳的大鱼。叶挺的教导大队有几个战士,因为吃芋头、西瓜太多,拉起肚子来。有的起不了床。但是队伍很快又要出发,这可急坏了队长。他就说:没有办法,就抬着走吧!可是教导大队的战士大都是青年学生出身,背着枪走路已是力不从心,再用两肩抬着病员,根本挪不了几步。

有个排长急中生智,说:去找叶师长,向后勤部要几匹马,把病号驮着走。这个办法谁都想得到,可谁敢向叶挺张口?推来推去,这个难办的差事落到三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李逸民身上。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叶挺汇报病号的情况。叶挺一听果然发了怒:“你当党代表干什么的?!不知道照顾战士的健康,你们一个干部背一个病号走!”李逸民尴尬地站在一边,听着叶挺的批评。正巧参谋长徐光英来了,他见叶挺在大声批评,问明了情况,就向叶挺建议:“后勤部还有几匹马,我看可以给他们几匹。”李逸民不响,叶挺的火气已经消了几分,见参谋长说话,就点了点头。李逸民一听,高兴地回头就走。“回来!”叶挺把他叫住了,说:“你这个连队,从今天起,到任何地方不准吃芋头、西瓜,以后再发现病号,你们连队干部要受处分,听到没有?”

李逸民满口答应,急忙跑到后勤部,一下拉回连队五六匹马。大伙高兴得直跳,都夸指导员有办法。李逸民就把叶挺批他的劲头学给大伙听,大家还是止不住笑,都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批得再狠也值”。弄得李逸民哭笑不得,就拿叶挺的话吓唬大家:“你们还乐,师长说了,以后我们连队一路不准吃芋头、西瓜!”没有人“害怕”。几个人正爱惜地梳理着马鬃,拍打马臀,嘻笑道:“不吃也值啊!”在抚州休整了两天,队伍又出发了。

恽代英背上他那把破伞,站在队列旁边,像个士兵。张国焘一见那把“破伞”就心烦:“代英,你那伞又挡不住雨,背个累赘干什么!”战士就给恽代英一件雨衣,他不肯要:“雨衣穿在身上太热了,我的雨伞虽遮不住雨,却能挡太阳,比雨衣好得多。”

他就一直扛着破伞。战士们都喜欢这个“光头委员”,他没有一点架子,文章写得好,口才也好,虽然嗓音总是带点沙哑,可笑话通过他的口讲出来能笑得人比吃了西瓜还甜。他一过来,队伍就活跃起来。战士就拉住他不让他走,逼他讲笑话。他反过来要战士们给他唱歌:“等我歌听够了,再给你们讲笑话。”

恽代英讲的笑话有时把周恩来也笑得前仰后合。恽代英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而牺牲,周恩来后来痛心他说,这是我党损失了一个出色的鼓动家。

8月15日左右,陈毅、肖劲赶到了宜黄。大部队正在这里歇脚造饭,准备吃过饭后再走。

宜黄县城很小,因宜水、黄水两条水系流经城垣附近而得名。这里土色是黄的,河里流的水也是黄的,“此所谓宜黄也。”恽代英很滑稽的用八股先生的腔调吟哦着。但宜黄城外的风景却很美,有一座很秀丽的凤凰山,凤凰山上有一座凤凰庙。但谁也没有心思上山去玩。

起义军一到顿时满街都是“兵”。走过一段石板街,陈毅见了参谋团的人,很快就找到周恩来。

陈毅将寻找绿林队伍的经过一说,周恩来也笑了,随口说道:“算了,你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

“我可是得有个工作。”陈毅扔掉吸到根的烟头,郑重其事地向周恩来要求着。

周恩来想了一下:“我和伯承商量过,想派你到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去,这是叶挺独立团前身,战斗力很强,你去当团指导员吧。”

“行!”陈毅满心欢喜,站起身来就要走。

周恩来有些不过意:“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哪。”

陈毅大笑:“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一句话道出了当时多少有觉悟的共产党人的心声。他们已被压抑得太久,他们已经尝够了手无寸铁的滋味,他们正从脚板子和枪杆子里体味着革命的真谛。这虽然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但对初到的陈毅并不重视。他们把他当成一般军校出来的政治人员看待,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

以后与陈毅并肩作战多年的粟裕有文为证:“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不久,8月半 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日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起义军在宜黄只住了一夜。到达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朱其华叫去,让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朱其华很为 难。其实,从八一起义以来,委员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大纲,即使在路上也谈论过。因为没有形成决议,也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在九江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意见。

李立三、恽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说怕因此惹起反对势力的分化,争论很激烈。因双方人数一样,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求可否。

第二天周恩来到九江后,传达中央的意见,说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在撤退路上的讨论中,农工委员们提出,说《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不妥,或以为200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300亩到500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决定后搁置的土地政纲:“肥田50亩,瘠田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

恽代英坚持:“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

基本方案议定后,周恩来等沿途还找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过,有一个农民很痛快他说:“如果是没收二三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仍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除掉一些会团以外。”这句话重重地敲了一下周恩来。

陈其华还是为难:“没收20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如果他有300亩,他只说有190亩,又怎样办呢?”

周恩来重说了一遍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考虑:“是否可以只写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

陈其华勉强成文,并付之油印。因为部队匆匆上路,还没来得及张贴。

在宜黄,起义军改变了行军与宿营的时间:每天午夜12时出发,次日中午以前宿营。这一改变,可以避开烈日,减轻行军的疾苦。

8月15日凌晨,第一次夜行的起义军又上路了。加上不断轻装,约束纪律,部队进展顺利多了。两天以后,他们到达广昌。在这里,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由贺龙主持,恽代英、郭沫若、彭泽民等讲话。

贺龙骂了一顿反动派对起义军的污蔑,说明这次南昌暴动,南下广东,完全是为了革命。

“光头演说家”恽代英一出场,会场顿时爆发出仰慕的笑声。

他讲得激动时,常常忘了眼镜腿是根细绳,几次滑到鼻梁下:“贺总指挥说敌人骂我们造反,我们就是要造汪精卫,唐生智的反。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背叛孙中山,背叛三民主义,可是他们喊拥护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比谁都高!他们拥护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屠杀工人、农民的民权主义,饿死老百姓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一民,汪精卫一民,冯玉祥一民,恰恰是他们三人主义 ”

也是在广昌,不幸的是,周恩来染上疟疾,病倒了。别看在这支队列里又是“谭主席”,又是“高委员”,既有白发,也有长髯,可谓名将云集,谋士满营,可拿大主意的还是年轻的周恩来。人们害怕听见顶梁柱稍有倾裂之声。那是一种心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