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汀州）城内的福音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却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

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小城，群众纷纷参加示威游行，医生傅连暲激于民族义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被山城的吼声吓跑了，群众就推举傅连暲当了院长。起初做医生的时候，他替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红军一样地服务。但因他出身于贫寒，与共产党有着更多的亲合力，所以更同情于共产党。他的一个侄女就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她回到家乡，秘密地在汀州工作。不久，福建省主席张鼎丞之弟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汀州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卧病在福音医院，这位师长对傅连暲的治疗非常感激，就透露说傅的家里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将命令逮捕和枪毙男女同志名单的电报拿给傅连暲看。傅立即通知他的侄女和名单上的所有同志，赶快离开，使得全体党员得以逃脱。

8月中旬，傅连暲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作医院。傅连暲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傅连暲，说是起义军部队的副官。

他一说明来意，傅连暲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军官听了自然高兴无比。

不久，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

会昌离汀州有180里山路，天又特别热，送来的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拿得起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傅连暲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3个人。3个人要给300个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医生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无人喊一声累。

只有一点小矛盾：就是起义军开到汀州后，从病房也可以听到大街上齐刷刷的步伐声，口号声。这是汀州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医生护士大都是年轻人，听到这声音，心中就擂鼓似的，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怎么能离开伤员呢？

后来，傅连暲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去听报告。他顿时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他，并嘱咐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讲！

天还是那样热，满街是耀眼的阳光。傅连暲冒着暑热慢慢步行，新奇地看着大街上突然间发生的变化：墙上到处是新写的标语，电线杆上贴着传单，还有布告。

巷口墙角，人们东一群西一簇，在听政工人员演讲。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约坐着三四百人。今天由郭沫若和恽代 英作报告。郭沫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300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一句话把会场的气氛说话了。接着是身材瘦小精神却十足的恽代英讲话。他的颈项上还系着红领中。随着他的手势和话语，听众的情绪都被他紧紧抓住，随着他的话语，时而悲愤，时而激昂……

傅连暲回到医院时，心里还在嘭嘭跳。他把听到看到的一说，医生护士也跟着他激动。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轻的伤员就时常讲起义中的故事给大家听，有时讲得入了神，伤员忘了自己是伤员，护士也忘了自己是护士，屋子里一时静如幽谷，都沉浸在这个伟大事件的回想中。

被打断腿骨的陈赓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里。傅连暲带上护士去给他医治。因为流血过多，陈赓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傅连暲轻轻撩开他的被单，嗬，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

检查完之后，傅连暲想了一下，终于拿定主意：“准备准备，截肢。”

傅连暲口气平稳，可把陈赓惊得面如土色：“啊？截肢？”他捶着床板，大叫：“我死里逃生，难道是为了到这里来锯腿？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还怎么带兵打仗？”

“现在要紧的是保住性命！”傅连暲不能只听病人的。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保守疗法当然有。要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剜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

“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医生，我求求您，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傅连暲终于被说动了。他吩咐护士拿来夹板和消毒药水。他望着陈赓因流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又犹豫起来。

“做吧，医生。”陈赓安慰起傅连暲。

“打惠州时，我自己还从腿上抠出子弹呢。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

陈赓果然没喊一声。只是咬在嘴里的毛巾破了几个洞。

傅连暲解下口罩，呼出一大口气，敬佩他说：“你是基督教义里讲的英雄参孙。可惜我还不是彼得或约翰。在那个英雄故事里，只要他们拉拉你的右手，就可以使你的脚和踝子骨健壮……”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陈赓无力地笑着，费力地呼吸着，诚恳他说：“到我们队伍里来吧，我们都需要你，你肯定比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约翰和彼得强！”

接连几天，傅连暲都来查看病情，每天用“由素”替陈赓消毒，用夹板固定。有时把自己订的新鲜牛奶让给陈赓喝，增强他的抵抗力。陈赓重伤的腿就这样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直到解放后，陈赓也没有忘记每年给傅连暲祝寿的诺言。他记得傅连暲的生日正好是中秋节，每到这一天，他都要登门祝寿，如不在一地，就写信祝贺。可惜这两位大将军都因他们的“战友” 林彪的幕后活动，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就在1961年3月，陈赓生命垂危之际，仍记得这件事：“以后要是我不在了，到了中秋节，别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啊。”

其实，傅连暲也打心里感谢陈赓。是他，为他打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他想跟起义军走，想到自己的年龄，又有点拿不定主意。

正巧，三师党代表徐特立也因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暲来看病时，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龄大了些，身体显得很虚弱。但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让人看不出他是个重病的老人。他病好些，就找些话和傅连暲聊。傅连暲这才知道，徐特立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共产党。

傅连暲有些吃惊。徐特立不以为然，对他说：“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人生50始，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傅连暲才33岁。不久，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傅连暲站在医院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融进大道，顿时心中空落落地难受。傅连暲的家离汀州约50里。境况非常贫苦。父母双亲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在童年时也成了基督徒。后来一位英国教会医生帮助了他，学成了医生。瞿秋白所著的《新社会观》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而这次与起义军伤员的接触，才使他下了决心。

1937年，当法国的《救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傅连暲表达了当时的心境，那时他虽然参加了红军，但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10年）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召；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 清楚了。她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横的，而是尊重信赖的，在这方面与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则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

本来，行医每月可获大洋200元，再加教会医院的薪金，傅连暲和他的全家温饱无虑。但他把他的医院和全部家产都献给了革命，而把80多岁的老母、妻室和4个儿女留在了江西，自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他的堂弟傅连标、侄子傅备德都被国民党从傅家捕去，说是共产党，将其杀害；另3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均也被杀；而他自己有两次几乎丧命。一次是在湘西落马坠入深河中；再一次是在西康夹金山因空气稀薄昏倒而不省人事。

40天40夜尝遍草地的困苦，落下泻肚的毛病。然而他不悔。他感谢陈赓那张总在笑着的脸，感谢徐特立那苍劲的声音。也因为他的这种选择，才有那么多的人记住了他，不啻把他看做一个医生，而是个将军。他终生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