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宿命论，也不知起义军领袖们到达普宁县的流沙镇时，对这个地名是否皱过眉头，预感到某种不祥。反正今天我们再来念叨这个地名时，心中充满了惆怅：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作弄？将一个象征的地名写在了起义军最后的驿站！

起义部队是10月3日陆续到达流沙的。

周恩来到的较早，有4个士兵轮流抬着担架。周恩来躺在担架上，盖着毯子，一时发热，一时发冷。按郭沫若的说法，是“脸色显得碧青”。贺龙、叶挺稍晚到达。

革命委员会决定在这里开个会。会址选在路旁的一座教堂里。

这座教堂已多年失修，形状尖峭，姿态生硬。只能从临空的十字架和花 色玻璃上判断出是座教堂。会议室设在教堂内细长的侧厅里，中间放了一张木长方桌，四周摆了一圈木椅。

周恩来从担架上被搀扶下来，慢慢坐到桌边。努力提高嗓门，向大家作报告。他在检讨失利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然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竑、钱大钧部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量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人在三河坝镇守。终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把我们各个击破了。”

卫士给周恩来送上一杯茶，几块饼干。周恩来稍微休息一下，接着说：“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民众工作也没有跟上，不仅没有发动民众，而且还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进入汕头以后，为了维持秩序，枪毙了两位工友，这引起群众反感，所以有的群众就说我们是蒋介石的第三军队，这种影响很坏……”

疾病已使得周恩来十分虚弱，他不愿多讲过去，话题直转目前：“我们已经接到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人将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我们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单独地干下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语调有些苦涩。他那长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都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尽管听讲的人已经料到更加危险的下一步，尤其是队伍中的国民党左派，都不愿意接 受此时就要“分家”的现实。

会场沉默了，空气凝固了。没有时间商讨。

周恩来宣布：“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再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意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的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表态：“那也好，就这么办吧。”

叶挺仍不主张去海陆丰：“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很不利。”

聂荣臻也同意叶挺的意见：“二十五师可能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 的。”

周恩来支撑着说：“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周恩来说完，不知为什么，大家的目光都转向贺龙。或许因为他是个向来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他的意见是一种信心。可是贺龙却一声不响，闷头抽着烟，面孔分外地阴郁和黝黑。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缴械了。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得整个会场议论纷纷。

最按捺不住的还是贺龙，他将烟斗向桌上一拍，高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

叶挺仍然保持他平日的高亢语调，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啦。到了如今这种地步，只好当流寇（打游击），还有什么好说！”

这些话无意中刺激了贺龙，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吼道：“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午后2时，刚布置好，准备离开教堂时，一位侦察员仓惶来报：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叶挺拔出手枪，指挥人员撤出教堂，并让警卫部队殿后。

周恩来还没有走，他和李立三、张国焘还有些紧急事商量。他对他俩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

李立三问：“你呢？”

周恩来：“我仍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

张国焘看周恩来病成这个样子，有些怜悯：“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

周恩来没有改变计划的意思：“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他挥了 一下手，急这他说：“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

周恩来仍然坐上担架，李立三和张国焘也都离开教堂，各奔前程了。

敌人来得突然，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命委员会的人混在一起，各个单位也还来不及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还没有和向导接头，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后面的人就盲目地跟着前面的人走，据说是要开往云落宿营——这一带的地名真是怪异，总是怀着某种象征。

在村头陆续收集，大约有1个营的武装人员。这1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殿后，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走在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比那1营人还要多。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城市疏散下来的男男女女都有，再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

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银元。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领钱，大家怕累赘居然都不要硬洋，只有政治部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大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队伍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从这里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没收割。田畴当中有20来户人家，自成一个小村落。天已黄昏，后面追击的枪声也慢慢稀落。在田畴中的小路上走着，迎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人们的惆怅心情也渐渐平息，有人轻声哼起了《国际歌》。

正在这时，前头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这几枪将毫无戒备的行军队伍打乱了。尤其是挑夫，他们抛下担子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衫的国民党左派人员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去迎战，但被这乱了的队伍拦住了。见此情景，周恩来从担架上坐起来指挥，将每一部分人的职责作了分工，规定了如何联络通信，将队伍稳下来。他正发着40℃的高烧。

带枪的人几乎都派出去了，只剩下一支非武装的队伍。天色逐渐昏黑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绵群山，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兽。大家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了，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越过去。

天色已黑透。周恩来着起急来，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有人还是不动，他更急了：“不冒险只好坐以待毙了呀！”队伍这才重新整齐起来。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外了。

周恩来回头去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轻卫士很机敏，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这一些军中文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在一块块墓碑下边掩伏下来。一排枪射过去，对方反而沉寂了。弄不清是敌人，还是汤坑溃退下来的自己人。顾不得多想，趁着枪声沉寂，他们从墓碑下边爬起来，赶紧撤离。这下队伍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