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取得仪南、营渠两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后，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乘胜发起宣（汉）达（县）战役，打击盘踞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刘存厚部，进一步扩大川陕苏区。打击刘存厚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在达县盘踞了二十余年，在残酷盘剥、鱼肉人民的基础上，积累起了较为丰厚的资产，有兵工厂、印刷厂以及枪支、弹药、银圆、布匹等，红军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急需要这些东西。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清末举人。1903年，刘存厚进入四川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0年春毕业回国，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1912年后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重庆镇守使。1915年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就在这一年的4月，刘存厚与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兵戎相见，由此拉开四川长达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在军阀混战中，刘存厚的实力日益削减，1924年5月，北洋政府改任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阅使，势力范围仅为原绥定府属各县；10月，刘存厚率不足三个团的余部，在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各一个旅的支持下，退居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绥定一带。1927年后，刘存厚宣布效忠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虽然在军阀混战中属于破落户，但刘存厚却仍不忘旧荣，凡对外交往均使用北洋军阀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头衔：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1935年3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连载《川东北剿赤印象记》，谈到刘存厚时，言语揶揄，讽刺挖苦：

这位老将军在名义上虽是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而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然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的。

刘存厚长期危害四川，四川民众叱之为：“瘟牛。”

刘存厚是四川的老军阀，军阀混战中，为保存自己的地位，他反复无常，有奶便是娘。先依附于蔡锷，后又投向张勋、段祺瑞，以后又投靠蒋介石，人称“刘厚脸”。刘存厚很善于经营，他在老巢绥定城里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军工厂，号称中国三大军工厂之一，还有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布鞋厂等，城内有大量的库存军需品。刘存厚自行发行金融货币，在城里储存有大量的金砖、银锭、大洋。

刘存厚的二十三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和第三路共约十五个团，近两万人。其主力十三个团配置在东北起万源，西南经黄中堡、澌滩河等地，南至达县以西的桥湾河一线，防线长达三百余里，后方空虚，只有一个旅留守指挥部所在地达县地区。田颂尧、杨森溃败后，刘存厚失去屏障，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江口镇北五十公里有一座古镇叫得胜镇，相传是镇守西部边关的将军外出作战得胜而归时得名。得胜镇不大，也就近百户人家，青石铺路，黑灰色的木板房，黑色的瓦，显现出年代的久远。得胜镇内有一座相传建于明代的古寺名叫北山寺，北山寺靠山而建，四周苍松翠柏。由于年代久远，寺庙的墙上斑斑驳驳，在松柏的映衬下，更显古朴雄浑，寺庙门前一座铜铸的大香炉，由于兵荒马乱，已没有了香火。

得胜镇是通往江口的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红四方面军攻占通南巴以后，红三十军十一师驻扎在得胜镇，军部指挥机关就设在北山寺。由于红军的进驻，冷落多年的北山寺人气又旺了。

1934年10月初，天气初凉，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北山寺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王宏坤、何畏、詹才芳等参加了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主持会议。会议决定，消灭刘存厚，扩大根据地，缴获他的军工企业和库存物资、金银，壮大根据地实力。此时，中共川东特委经过中共四川省委从南充转来情报：详细画出绥定城内刘存厚的兵工厂、服装厂、仓库的具体位置和兵力配置。看到刘存厚有如此多的“家产”，这些红军高级指挥员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徐向前尤为看重刘存厚的兵工厂。

会议制定了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先以一部兵力沿嘉陵江东岸积极佯动，造成西进的态势，麻痹刘存厚；以主力十余个团秘密向东线集结，出敌不意，发起攻击，中央突破，然后由陈昌浩率领红三十军，徐向前率领红九军分两路迂回攻击，对敌人分段围歼。方面军总部兼宣达战役指挥部设在达县石桥镇的文昌宫内。

具体部署是：红三十军四个团为第一梯队，红九军二十五师为第二梯队组成中路，从刘坪向敌防线中段土地堡等阵地实施主攻，进行中央突破；红四军十师两个团另一个营和十二师一个团组成左路，从洪口场向镇龙关等地进攻；四军十一师两个团为右路，从江口相机东进，配合中路行动。为隐蔽企图，迷惑敌人，战役发起前，分布于嘉陵江沿岸的红军部队，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实施佯动，声张西进。主力十余个团秘密集结于东线战场。

各部队开始行动后，刘存厚真的以为红军要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了，悠闲自得，没多少戒心。

1933年10月16日夜，担任中路和左路任务的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17日拂晓，全面进攻打响。全线突击的关键点在烟灯寨。烟灯寨地处绝壁，居高临下，俯瞰周围，敌人在这里设置了火力点控制进攻通道，不把这里打掉，突击部队就会被敌人的火网覆盖。但这里地势险要，三面都是几十米甚至深达百米的绝壁，一条小道通往后方，易守难攻。如果强攻，将会有巨大伤亡。总部首长决定，采用红军的拿手戏，攀缘绝壁偷袭。全面攻击发起前，中路突击部队红三十军二六八团的战士们冒着摔下绝壁的危险，像壁虎一样紧贴山崖，慢慢地向上攀爬。拂晓时分，烟灯寨的敌人尚在梦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从这么陡峭的绝壁上翻过来，枪声一响，敌人一下子全炸了窝，喊叫着到处乱窜，有些家伙光着腚就当了俘虏。没过半个小时，烟灯寨的火力点就全部掌握在红军手里。缺口打开，各部随即突进。

第一梯队打响后，第二梯队相继攻占丘家堡、马渡关，击溃敌第五团，突破中段防线，迫敌南逃。中路各部跟踪追击，19日，红九军一部攻占宣汉城北要点板凳垭和尖子山，守军弃城南逃，红军顺利进占宣汉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两个团进占达县城东北三十里处的罗江口。李先念留下一个团控制罗江口，自己与八十八师政委王建安亲率号称“铁锤团”的二六三团进至城北凤凰山。山上有敌军约一个团，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拦住红二六三团。

八十八师政委王建安打仗不怕死出了名，每逢战斗，他都是身先士卒，也不拿枪，手举一柄锋利雪亮的大刀，大喝一声向前冲，他一冲锋，整个部队就如同被点燃的干柴，轰一下子爆燃，仅这个气势就让敌人胆寒。八十八师下辖的二六三团也是一支钢铁劲旅，团长陈锡联打仗勇猛，部队作风极为顽强刚劲，为此二六三团被授予“铁锤团”称号。20日，二六三团部队到达绥定城外的凤凰山下，看到山上敌人疯狂射击，陈锡联不屑地一笑，他向军政委李先念提议：我带一、二营攻山，你带三营作预备队。

李先念就欣赏这种战将，他表示同意。陈锡联二话不说一挥手，二六三团如同一群老虎，立即扑向敌人。双方激战正酣，忽听城中响起冲锋号，机枪声响个不停。山上守敌乱作一团，陈锡联乘势夺取凤凰山，杀入城里。

陈锡联一进城却迎面见到李先念，他惊讶地问：“政委啊，我们还没进城，你就先进了城。你是怎么进去的？”

李先念笑着说：“我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原来，就在陈锡联进攻凤凰山时，城内守敌出援凤凰山，被李先念指挥的三营击退。李先念命军部突击队换上川军衣帽，混入溃敌中，轻松入城，突击队一进城，立即控制了城内最高建筑物天主教堂，突击队登上教堂的钟楼，展开红旗，吹响军号，架起机枪向刘存厚老巢银行大厦扫射。

糊涂官员糊涂兵，当时的《国闻周报》（1935年3月）刊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守绥城的兵还有一团，团长是蒋某。他得了报告说赤匪向绥城杀来了，便令他的一个姓朱的营长带一营兵去扼守绥城背后的凤凰山的福音堂，赤匪来时还可以在那里抵抗一下，至少也可以掩护着让城里的辎重来得及运走。不知道是怎样的，那位糊里糊涂的营长竟把福音堂错认作复兴场（在绥城西北六七十里，不当大道）。这一错真错得可以，赤匪一路毫没有抵抗便抵拢绥城。来得那样飘忽，以至于七个赤匪的先锋队四面一打枪便把还在城中饮酒赋诗而且扶乩的刘老将军吓跑了。

红军突然进城，刘存厚顿时魂飞魄散，红军进攻刚刚开始时，刘存厚还以为是川东游击军的“骚扰”，并不在意，知道是红军大部队进攻后，他又自恃达州城防坚固，红军没有攻坚武器，天天在府邸中饮酒、扶乩。没想到红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才几天工夫，自己苦心经营的基础堡垒工事和制高点迅速土崩瓦解，部队一派混乱，眼看大势已去，他只得化装后与溃兵一起从渡口潜逃。

老将军带着他的宝眷细软慌忙地逃出城的时候，随身的马弁们提着手提式的机枪和连枪很威风地把住南门外的浮桥，不许任何一个老百姓走——可怜的老百姓们是连逃难的权利都被限制了的啊！有些不晓事的，被逃命的意识驱遣着勉强去挤，虽不曾死在枪下，也被推下河去淹死在河里。

《四川晨报》1933年10月27日报道：

“放弃宣汉，刘存厚早具决心，直到共匪已临城下，刘尚派兵沿门索款。”（民国社特讯）当赤匪尚未到达之前，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形势岌岌可危，刘（积之）犹努力搜刮，将现金集中于其办公室坐守，对于防务则漠不关心，宣汉所派各项捐款，刘更虑其未搜刮干净，令其爪牙，派兵于城乡挨门催收，并每家派兵一名，催逼坐索……欲饱食而后扬……吾宣遂告陷落矣

在红军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敌镇龙关、石窝场、五龙台等要地相继失守，刘存厚部万源守军五个团弃城南撤，在川东游击军的配合下，红九军二十五师跟踪追击，直至宣汉城以东地区。21日，红军占领万源城，直抵城口近郊。

此次作战，腐朽不堪的刘存厚根本无力与红军抗衡，红军进攻犹如扫荡，摧枯拉朽，彻底地将刘存厚的势力逐出宣、达。听到刘存厚丢掉宣、达两城，蒋介石极为愤怒，立即将刘存厚罢官：

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

徐向前对这场战役的成果特别满意，他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文中回忆道：

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什么武器、弹药、银元、布匹、印刷机等，缴获真丰富，子弹就有五百多万发，棉布二十多万匹，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假如我们没有打宣汉、达县，或是打了没有打好，没有缴获许多东西补充自己，没有把敌人的兵工厂搬到根据地来，那么，打刘湘就势必遇到更大的困难。打那么长时间的仗，你没有手榴弹、步枪、子弹、迫击炮，光靠大刀、木棍、石头怎么行呢？怎么能打垮优势装备的敌人呢？

入川后，红军攻占了敌人几座县城，但达县非同一般，达县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夏商周年代，清嘉庆七年（1802年），达县改名为绥定府，民国2年（1913年），绥定废府存县，绥定遂改称达县。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建工厂，开银行，达县成为川东著名经济重镇。红军攻陷达县，全川震动。

那时重庆、万县一带都有些震动；人心惶惶，一天有几次的谣言；人们见着面时都有些紧张地首先互相问讯一下：“下东的消息怎样？”一些资产阶级已经在暗暗把动产向沪、汉输送。

此战红军缴获甚多，但红军战士基本上由贫苦农民组成，攻占达县后，战士们包括很多干部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闹出很多笑话，也造成很多损失。如有人把皮鞋油、油墨当罐头吃，弄得满嘴乌黑，洗都洗不掉；有的战士把袋装的面粉当白灰，扛到城墙上垒工事；有的把坛子装的硫酸当成了酒，打开后发现直冒白烟，才知道不能喝。部队攻占电信局后，将珍贵的蓄电池全部打碎，电报机全部破坏，屋内屋外到处扔的都是电报，成捆的电话线抛着没人收拾，有人将电话线剪成一节一节当包装绳。电台台长宋侃夫闻讯赶来后，看着满屋缴获的却又被自己战士损坏的设备，心疼得直哆嗦。刘存厚的督办署内，满地扔的都是地图、文件和军事书籍，有的人竟将地图撕碎揩屁股、包东西。油库里，汽油、煤油亦分不清地乱搬乱弄。图书馆里的书籍翻得满地稀烂。陈锡联将金锭扔进粪坑更留下一段趣闻。

陈锡联被李先念称为“三十军第一能打”的虎将。他率团首先攻进刘存厚的府邸，当晚就睡在府里。次日，李先念与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来清点战利品，看到陈锡联的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郑义斋吃惊得合不拢嘴，他抽出一块问：“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說：“这些铜块子有什么可藏的！我睡不惯软床，才将这玩意儿垫在身子下面。有好些都被我给扔到粪坑里去了。”

郑义斋连连摇头：“可惜呀！可惜呀！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他马上组织人从粪坑里捞出扔在里面的金砖。

这些情况引起总部一些领导的关注，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立即写出一篇文章《关于占领中心城市的一点意见》：

这次我们在东方战线上获得了伟大胜利。数天之内，夺取了绥定、宣汉、万源三个县城；尤其是比较中心的绥定县城，是刘逆（存厚）十余年来在川东北统治的根据地，在物质上除刘逆全军军实之全部储藏外，还有比较完备的兵工厂、无线电台、电报局、电话局以及较大的商店工厂学校等。这些重要的部门，当时因为残敌仓忙逃窜，并未加任何破坏和搬走而完全落入我们的手中。但因我军自进占该城以后，对于这些部门的缺少注意……对于一切关于城市的物质和机器等，不能分别轻重性质而予以爱护；致使……一切军用的贵重物质受了部分损失。例如：

一、我们占领了绥定几天，而最重要的兵工厂，却没有一个武装守护。让人自由入厂，乱翻乱弄，将零星材料及零星工具等偷弄出厂。反革命亦当然乘机进厂破坏，无线电台、电话局的玻璃水电池打得满屋粉碎……

二、对于大商店货物的没收，亦欠缺有组织的进行；尤其没有注意去分别哪一种是属于军用的，而应暂时查封看管，哪一种是应由群众去分发的，因此，有一部分关于军用的物质，亦被乱抢乱分的弄掉了……

宣达战役前后打了十天，重创刘存厚部，毙敌一千多，俘其旅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电台两部、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苏区向东扩展约一百五十公里，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缴获了完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全套设备。

红军接收时，兵工厂有工人一千四百多人，机床一百三十八台，三台大圆车各重达七百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铜砖八百多块，每块重九十至一百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钢材一万多斤，焦炭二万多斤，浓硫酸和土硝二万多斤，杂铜二万多斤。大批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的成品和半成品。

这是红军自入川以来缴获最丰富的一次。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从通江星夜赶往达县。看到这些设备，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工厂设备，红军自己能够生产枪支弹药和被服，后勤补给能力将大大增强。

和仪南战役时一样，宣达战役最大的缴获在于刘存厚的几座工厂和库存的大量物资。战役结束后，总部首长最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将缴获的这几座工厂完整地搬走，让它们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陈昌浩、郑义斋、傅钟为这件事情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尽快动员大量苏区劳动力前来搬运。时任通江县委书记傅崇碧接到川陕省委通知后，立即动员劳力六万多人前来抢运。搬运的物资中有镪水，由于搬运工全是农民，不了解镪水的危险性，不懂得搬运镪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搬运时，不慎把一个桶撞倒，倒下的桶又接连撞倒几桶，桶摔破了，镪水四溅，一下子烧伤一百多人。群众不知这个东西如此厉害，一下子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再碰镪水桶。无奈，傅崇碧派人去达县请来管理过镪水的专业人员，指导搬运。由于出了大事故，傅崇碧还为此向川陕省委作了检查。

几万人连续运送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回根据地。亲自参与工厂搬运组织工作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回到总部，先到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那里报到，然后一起到了陈昌浩政委房间，他正和郑义斋部长在研究“搬家”的问题，就是将刘存厚在达县城的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设备和物资运到通、南、巴后方去……

……陈政委说缴获了刘存厚很多设备和物资，现在必须及时搬回后方，时间越快越好……我说：这次搬运任务重，时间紧，必须采取水陆并运的办法。水路用船装运大型机器，陆路用人运一些中小机器。由于是山路，路途坎坷狭窄，还应该号召当地苏维埃动员群众抢修道路。眼下又是川北多雨季节，雨多水大，把冲毁的道路要尽快修筑好。河边码头加固修筑，因为机器大，上船下船都费力，路不好怕有损坏。技术人员要负责大型机器的拆卸任务，要绝对负责，保证不损坏，运到后方就可以马上安装使用。从所运物资看，我建议先运兵工厂的设备……沿途各县、区、乡苏维埃要设好招待站、所，保证运输人员吃好、睡好……

陈政委听了，说我这些意见很好。接着他又问：“你看这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设备运到什么地方安装好？”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认为离通江东南二十里路的地方有个苟家湾，那里有座保安大队长的大院，有正院、前院、西院、南院，从水路运去离码头只有五六里路，地方既宽敞，又还比较方便些。”陈政委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就把兵工厂安放在到那里吧。”我说：“……至于印刷厂，我建议设在沙溪嘴，被服厂可设在鸡子顶，这些地方都在通江境内，既是大后方，又是大山区，路也还比较不好走……”

最后，陈政委特别向我们强调说：“目前，刘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结束了对刘文辉的内战，现在正准备向我军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很紧迫，要尽快运完达县城的工厂设备和缴获的物资……这也是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抓紧时间，加班加点干……这与粉碎敌人‘围剿’一样意义重大，任何人不能轻视和放松……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要严肃处理……”为了完成这项搬运任务，供给部赵丙润副部长亲自参加领导。

……

在完成大搬家的任务中，我和赵丙润副部长自始至终与工人一道，忙碌在第一线上……亲自带上周纯全书记和吴永康秘书长和刘瑞龙宣传部长到工厂看望了工人……又从省保卫局劳改队中调了五头肥猪慰劳工人……工人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加班加点地为红军修理枪炮，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一批枪支……接着，那些印刷厂、服装厂也相继搬过来，并开工生产了。从而，我们又一次圆满地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次大搬运任务。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战，通过这三次战役，红军对四川军阀的战斗实力有了深入了解，总结出了一套与之战斗的有效手段和战术，也熟悉和了解了四川的地理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能力，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在四川军阀中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其闻风丧胆。通过这三次战役，根据地扩大到东起城口，西到嘉陵江沿岸，南至营山、达县，北达陕西的镇巴、宁羌，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在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川陕根据地也进入鼎盛期。

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陈昌浩却同以往一样认真总结，不忘指出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在异常轻视敌人，以为有了这次大胜利，似乎敌人进攻就没有似的……相反的，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之新进攻，仍在受打击中，更在积极布置。事实上，现在正是我们直接与刘湘宣战之时，我们要千万倍准备……

第二，（甲）主要的军事上联络太差。纯全同志打下镇龙关两天，才来一封简单信，再两天才送到我们手中，使主力行动受到一天的牵制。不然打到宣汉、绥定还要早一天，胜利还要大一些。（乙）不能乘机歼敌。二六四团一营人奉令打到了龙背场正抄了镇龙关唯一后路，但该营复由这条路退走……（丙）始终子弹乱打，打不准，敌人乱退，杀伤敌人并不大，使敌能乘隙即跑，未能彻底完全灭敌。（丁）追敌不会去绕路、迂回，只知道后面跟打，让敌大部安心退。追敌不知尽量彻底追，邱家堡、土地堡敌人已退，已追乱，敌退两面山上，我们同志追到这时把部队向后收，不追，敌人又安心集合走。七十五团一营人追到隘口隔退走之第一旅余旅长只八里，我们部队却停止不追。

这样军事上的最严重缺点必须马上纠正，而射击必加紧练习，联络必异常密切（详细、真确、密切），追敌必彻底，相机行事之必要，是这次要执行的任务，这次去打刘湘要特别注意。

第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加强学习，要把各种党与苏维埃基本问题了解，要学习地方工作……要坚决发动群众斗争，要造成每个战士都能做领导群众的工作。

第四，白色士兵及团丁工作非常要紧。……白色士兵在火线上，这几次都不甚顽强抵抗，一接火很快缴枪，这是白色士兵工作中之优点……要使每个战士了解及学会去做。火线上，搜索中，阵地内及对于俘虏兵，都要大大注意，如果这一工作再做得好，敌人还要垮得快……

从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到宣达战役，陈昌浩在每次战役结束后都撰写了总结文章，除了正面鼓动外，这几篇文章中都贯穿着几个观点：一是要克服麻痹轻敌思想，二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三是要提高部队的作战技术水平。

川陕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千里跃进，一路备尝艰辛，终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创建了根据地，有了安身之地，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胜利，当然值得骄傲。但如果认识不到全国的局势，认识不到从全局看目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即使从四川来看，我军四周仍然是强敌环伺，仅此以局部胜利而盲目自大，由此丧失革命警惕性，松懈斗志，那将可能给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些同志因为打了一些胜仗，就骄傲轻敌，头脑发热，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军阀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打就垮。对此，陈昌浩深以为虑，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要告诫：“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的新的进攻……更在积极布置……我们要千万倍注意。”

从一个农民转换成战士，应该有一个军事知识、政治理论、政策水平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但残酷的战争使得大量的农民今天拿起枪，明天就要成为一个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的革命战士，这是革命的需要。为了尽量短地缩短这个过程，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倪志亮等一大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一次次地在战役结束后，立刻放下枪抓起笔，对战争中发现的各种现象加以总结提炼，给全体同志在政治上指出斗争方向，在战斗技术、战术动作上予以指导、纠正，让广大的从农村走进革命军队的红军战士，尽早尽快地成长为有政治头脑和作战技术水平较高的新型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