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13日，纽约—日内瓦）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罗布泊地区轰然一声巨响，极大地震撼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时世界各国，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即使政治信仰各不相同的海外华人，都共同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大家起码都有一点共同的感受：中华民族任人凌辱、任人宰割的年代，已经随着西部高原上的巨型蘑菇云升起而一去不复返了！

这朵蘑菇云至少促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居住着的两个政治家，先后采取了使他俩轰动世界的政治行动。它使一位尚未登上美国总统舞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惊呼：“不能把愤怒而伟大的中国人民长期隔绝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尼克松一旦担任了美国总统，即着手布置打开中国之门的重大外交行动。它使另一位已经从中国政坛退休而流亡到新泽西州寓居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加速实施他回归祖国的计划。

1965年2月12日，李宗仁先生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的政策走下去，应该仿效戴高乐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李宗仁这封公开信，震动了台湾蒋介石政权，并在海外激起强烈反应；使美国舆论界要求与人民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益发响亮。

2月15日，亲台的纽约《华美日报》发表了《是何居心》的社论，说李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2月24日，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李氏“向红朝屈膝”。在香港的前桂系要员黄旭初、夏威等人联名写信给李宗仁，劝李“保全晚节”。深感不安的蒋介石3月间在台北圆通饭店的宴会上作了一次训话后，3月18日，在台湾息影多年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崇禧致电李宗仁。电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并进一步指责李宗仁：“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人民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伤感而惋惜地说：“我同白先生患难与共数十年，感情真是水乳交融，他人的挑拨离间有什么用！就是他写了这些，我仍原谅他。因为他是逼不得已的，我曾劝他不要去台湾，就是料到有今天的。他是个人才，可惜蒋不能用他，也不信任他，更不能容忍他。”

这年3月份，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地作出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李宗仁接到程思远传来的回音之后，立即开始按预先商定好的计划，行动起来。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约三个月。移民局知道他1963年去过欧洲旅行，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六天之后，就给他办好了签证手续。他得到签证之后，才体会到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与周到细致，怪不得周恩来要嘱咐他事先去一次欧洲旅行，并要他一定按时回美国。

6月13日，李宗仁只身飞往欧洲。郭德洁准备在托律师将房产卖掉之后，再赶去欧洲与李会合。李宗仁没有惊动新泽西的熟人们，而是悄悄地离开纽约。到机场送行的有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与李业业。李业业是李宗仁早年在广州所租房屋的房东之子，到美国后常为李宗仁开车。按计划，他要带志圣回国，在机场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嘱咐幼邻：“我回去了，希望你们也回来看看。”

6月23日，郭德洁处理罢善后事宜之后，也飞抵瑞士。

6月28日，程思远奉周恩来之命也到了苏黎世迎接。他们还要等候李的次子志圣从美国到来之后才能动身回国。据程思远先生记载——

6月28日，我也到了苏黎世。李先生对我说，除他的夫人和吴尚鹰外，他还要带他的次子志圣返国。因为等人需要稍长的时间，住旅馆容易暴露目标，次日，即迁居郊区。

等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吴尚鹰和李志圣的消息。李先生夫妇正打算去洛桑一游，忽接到紧急通知，要我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事后得报，李先生所乘的瑞航机才离开弗雷加登机场一小时，就有两位不速之客拿着白崇禧打到日内瓦的电报，匆匆来到苏黎世，指名交给李宗仁。白电内容如何，李氏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郭德洁的妹夫又带了一笔巨款到了香港，向李宗仁先生的一个亲信查问我们在苏黎世的住所。综合各方情况，李宗仁在中东待了几天。7月14日，《李宗仁将返大陆》的大字头栏彩色标题新闻便在香港《快报》发表出来了。

国民党特工闻讯追来

（1965年6月12日—7月12日，卡拉奇）

瑞士联邦是中立国，日内瓦是瑞士的首都，是欧洲地区重要的国际都市，无论西方或者东方国家皆乐意在此设立办事机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也在此挂牌，这里也是世界各国间谍活跃的都会。瑞士早在1950年9月14日就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一。新中国最早走上国际舞台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就于1954年在此召开。在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就在日内瓦建立了驻瑞士大使馆，它对开拓、发展与促进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友好关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六十年代初，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在关键的中法建交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中法建交公报谈判中既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应对，获得了周总理的赞赏。

李宗仁回归祖国一事，经5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已经历了十个年头。进入1965年，时机似乎成熟了。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李宗仁的动态上批道：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提出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二月三日上午。

北京方面于1965年6月15日发给李清泉大使急电称：李宗仁将于6月12日自美国纽约抵达瑞士苏黎士。十天后，国内将派程思远前往瑞士会见李宗仁。李清泉大使早在抗战时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时，就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就有所认识，他觉得帮助李宗仁回归祖国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他委派参赞徐淡庐和王尔康，具体负责办理李宗仁夫妇经过巴基斯坦回国工作。

三天后，6月19日，徐淡庐与王尔康前往苏黎世与李宗仁在其下榻酒店会见，重申国内当局托程思远转告对他行动的4条意见，再次申明李宗仁如返回祖国，来去自由。此时，李宗仁连连表明：“我既然回去了还出来干什么，决不再出来了！” 会见之中，李宗仁谈了他对美国的一些看法，就提出决心回国，坦率地要求要求正大光明回国。所谓“正大光明回国”，是要求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

6月23日，北京电告李清泉大使，日前6月18日程思远曾由香港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的谈话内容要点是：“欢迎李宗仁回国，政府在政治上予以安排，生活上给予照顾，使他愉快安度晚年。回来看看后，如愿再出去住在欧洲也可以，来去自由。我们同李宗仁的政治基础是反帝，主要是反对美帝，热爱祖国。国内形势主要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应对李先生讲清楚。要李宗仁看清楚美帝的实质，不可再存幻想。”并告诉李宗仁，程思远很快将赴日内瓦与他见面会合。

6月23日同一天，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美国将住宅卖掉后也来到瑞士苏黎世，准备与丈夫同回祖国。

徐淡庐与王尔康于6月27日第二次前往苏黎世会见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也在场。见面时，徐淡庐与王尔康说，国内已为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3人回国作了具体安排：“当时北京方面认为，李宗仁等仍以秘密方式回国为好，以免发生麻烦和阻碍。具体回国办法是，待程思远与李宗仁夫妇会合后，李等尽快各持原有护照购机票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经巴基斯坦赴香港等地旅游。李等一行离开瑞士经停卡拉奇机场时，即由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迅速接往大使馆安顿住下，然后再换持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于适当时间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机飞往广州、上海两地。北京方面已基本同意这种安排。并将电告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妥为安排。” 徐淡庐与王尔康并告诉李宗仁夫妇说：“国内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回国的路线方式等已作妥善安排，行动必须保持秘密，避免发生意外，做到旅行顺利。因此不宜在国外举行记者招待会，留待回国以后再商量。”

次日6月28日，程思远于由香港飞抵达苏黎世。此时，离6月12日李宗仁来到瑞世，时间已长达半个月了。程思远来到和李宗仁夫妇回合之后，接着发生了异常情况。一个叫陈秀兰的女人从香港到苏黎世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她正在寻找李的住处，要见他们，并称将特约白崇禧的堂妹白瑞娟由港赴美，途经苏黎世停留，共同往晤李宗仁夫妇。后来，情况表明，李宗仁同陈、白两人均相遇过了，李宗仁听闻知她们的活动略显紧张，向使馆人员表示愿意早日离开瑞士回国。

1965年7月11日，北京给驻瑞士使馆发来“特急电”，传达了周总理三点指示：一、中央同意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经巴基斯坦回国；二、同意持原执照离开瑞士，另由使馆发给外交护照，到达巴基斯坦后启用；三、李宗仁要求公开发表一项声明，待回国磋商后再办为好。

于是，李宗仁等三人立即动身，按预先的布置，于1965年7月13日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自苏黎士起飞，该航班机需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加油，才能继续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