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越有死生契阔的感觉。

明清时期，浙江温州、处州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坑户负责采矿，而炉户则负责冶炼：“至于坑、炉各户，多者数十人，少者不过五六人，所费工本无多，煎洗甚易为力，散处众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为业。”

以分工为基础，出现了矿石买卖行为，而这，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据道光年间《辰溪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设炉雇人冶铁的“厂民”多是外来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铁厂有客厂、乡厂之分：“其收买炭矿，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多厂、客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厂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

温州，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史当中，不过这些模糊的经济模型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真正经历的东西相比。

1978年是当代中国商业史的新开端，也是温州人作为“草根商业阶层”实现“中国财富梦”的另类样本。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温州人的胆大包天不是个别温州人的行为，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整个温州团体的特征和品质而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就是这段“另类”的市场样本，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机遇，它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30年，却又似相隔千万里。尽管我们总在事后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对于某些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复制。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萌芽姿态。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他们，就是我们。

根底浅薄

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

他们的出生地，并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

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赖以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着物产丰硕，百姓富裕。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山地超过总面积78%，“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名副其实。据资料记载，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均耕地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

有时候，造物主似乎并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温州在地质矿藏上也非常贫乏，除了一些较为廉价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属矿藏，规模小，开采价值不高。温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资源全部来自外地，由海上船只送来。

属于丘陵地带的温州，周边的山海拔不高，却分外陡峭。温州就更夸张了，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平行分布在温州境内，汽车横穿温州需要摆渡四次。“汽车跳，温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温州渡”，此类民间谚语把温州的恶劣交通条件形容得淋漓尽致。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轮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温州与上海的距离也象征着温州经济与发达之间的距离。

作为海滨城市，历史上的温州，曾有过一段不瘟不火的时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宁波，成名于大唐盛世，纷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宁波也位列对外贸易的港口重镇，其辉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同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温州也有着对外海上交往的任务，但在宁波、泉州、扬州等的比较之下，始终平淡无奇，乏善可陈。

明清时，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也因地利而日益繁荣，而由于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温州终究未能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并不出众的地理位置，温州无计可施，始终与发达的对外海上贸易无缘。

先天“资质”的浅薄，似乎注定了温州的落后。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贫穷和饥荒依然困扰着温州。“平阳讨饭，文城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有8个县，其中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时种地，闲时讨饭”的习惯。

据记载：“1978年的温州，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如此无以复加的贫穷困苦之下，是一个个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层出不穷。

据传，温州一带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

1976年，温州柳市上园村，一个姓南的补鞋匠，有个长子叫南存辉。

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

一天，补鞋匠外出发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吩咐需要休养一两年。这家女主人向来身子孱弱，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陷入焦虑。于是，补鞋匠把长子南存辉叫到跟前，手把手传授他补鞋技术。无需多言，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离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天，生活的压力迫使少年南存辉辍学，成为一名小手工业者。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3年。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修鞋补鞋的南存辉见多识广，3年后便有了新的发家念头。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遇到了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辉大3岁，此时的他已经在外跑推销长达数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南存辉动心了。眼瞅着柳市许多家庭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做起了低压电器生意，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凑钱摆了个柜台，之后发展成为“求精开关厂”。

这就是如今温州鼎鼎有名的民营企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处一隅，温州的贫瘠与造化的冷落，迫使着温州人自寻门路，苦心钻营，发奋图强。

“前店后厂”式家庭作坊的兴起

上苍也是公平的。温州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却孕育了一群心灵手巧的人。

温州古称“瓯地”，所谓“瓯”，是一种陶制器皿，据历史学家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温州一带的原始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从唐宋时期开始，温州的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手工制作业就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

瓯绣、发绣、瓯塑（油泥塑）、石雕、黄杨木雕、笋壳雕、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米塑、篾丝镶嵌等传统民间手工艺技术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

有手艺便有生意。作为港口城市，温州可谓是暗淡无光，但作为手工业制作城市，温州的小生意兴旺。北宋诗人杨蟠的《咏永嘉》记载了温州的热闹与繁荣，“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手工制造业、商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这一思想所对应的即是南宋时期温州地区浓郁的商品经济气息。当时，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等新兴阶层已经在永嘉地区出现，并不断发展。事功的永嘉学派即代表了这一群人的思想。

但是在温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艺人、小生意人。这些人始终是以技艺、苦力挣钱，利润微薄，地位谦卑，养家糊口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富甲一方。

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曾经是手工业者最真实的写照。

但今时不同往日。当人民生活的物质需求逐渐被释放，并日益丰富起来时，心灵手巧、会手艺的温州人就开始活络起来。

有着浓厚的商品经济基础，又有着一身过硬的手艺，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抢先一步，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的先例。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虽然在单位有着固定的工作，但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再三思考之下，郑秀康辞掉了单位的工作，在家里开设了一个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33岁的郑秀康拜师学做了第一双皮鞋，“康奈”品牌的历史由此起源。

家庭作坊式的启动基金并不需要太多，但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

在仅仅3平方米的作坊里，郑秀康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10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3双，赚十几元，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温州经济的第一次整体创业，是日后温州辉煌的萌芽。

拾遗补缺，以小补大，是温州家庭式作坊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是从捡垃圾起步的。

家庭作坊没有机器，于是去把国有大型企业废弃的机器设备捡回来，或者从废品站收购回来，修补修补，喷上油漆，就成了作坊里的生产工具。

温州人还善于废物利用。废旧的塑料被温州人捡了回来，加工后，制成编织袋。到如今编织袋依然还是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服装厂里花色混杂的边角余料、破碎凌乱的针头线脑，往往被服装厂当做废品处理，擅长纺织的温州苍南宜山镇却能变成崭新的棉絮线团。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的再生腈纶生产，不仅让当地居民发家致富，更是让苍南宜山闻名遐迩。

时至今日，10多个村落，上千家布料边角购销经营户，数千家相关上下游企业，2万多台加工设备，从业人员达到20余万人，宜山镇的再生腈纶已形成产业化，产品远销国内外。据统计，1999年，宜山镇的再生纺织业总产值超过40亿元。

到1985年，据当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记载，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据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撰写的论文《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路径分析》，相关数据统计显示，1986年，温州地区农户兼营工业达到11万户，从业人员30万，收入达63814万元，农户兼业的工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比重的50％。

正是那些懂点小手艺、善于捣鼓的温州人，成为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先驱代表。不管是后来的纽扣、拉链、打火机、剃须刀，还是眼镜、服装、皮革、制鞋、小家电等，都是小商品，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起家，这与温州历史上的手工业制造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家庭作坊的兴起同步的，还有个体经营户。

1980年初，家住温州市解放北路的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父亲的鼓励，我的店铺在1979年11月就“开张”了。说是店铺，其实就是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卖一些几毛钱的日用品，如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后来，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渐渐地周围也有一些人学起了我家。

可是，即使在温州，当时的人们也都是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摆摊做起了小买卖，都觉得害臊，他们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装着不认识我。开始，我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一些钱进账，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赚100多块，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多，感觉特别高兴，心里也平静了下来。想着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的形式逐渐流行，这就是“个体户”与“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为“温州模式”培育了最基本的土壤。

温州游商与供销军

穷则思变，树挪死，人挪活，一技在身走四方，能干的温州人出走温州，远赴他乡谋求生计。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曾这样说：“30年前，温州的手艺人就已经遍及中国各个角落，他们是构成初级‘温州模式’的骨干力量。”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在国内，温州人散布在大江南北，走遍万水千山。

首都北京城里有著名的“温州村”，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大邻亭等地都散布着温州人的身影，章光“101”的发明者赵章光、“中国阿信”徐小英、纽扣大王、商标大王等温商的典型代表，都聚集京城；近水楼台的上海更是温州人的天堂，有成千上万的温州人正隐身在上海南京路那生意兴隆的店铺背后；在彩云之南的昆明，在改革开放前后迎来了一批温州人，他们从擦皮鞋、弹棉花、摆地摊开始积累资本，数十年的发展后，温商在昆明建立了大本营——昆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距离不是问题，跋山涉水，据不完全统计，进藏行商的外地人中有将近一半的来自温州，在遥远的拉萨有一条“温州街”，以温州人最擅长的裁缝铺为主。

长年累月游走四方的温州人，精于人际交往，拥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各区域的市场需求，建立了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

之后，在温州的“小商品”开拓“大市场”的过程中，温州的农民供销队伍深入全国市场的各个城镇和乡村，再次为“温州模式”立下汗马功劳。

陈云华在《会赚钱的温州人》中写着：“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这些被称为“天兵天将”的温州供销团曾经一度达到14万人以上，他们吃苦耐劳，风雨无阻，无孔不入，所向披靡。他们的构成非常复杂，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乡镇企业的职工，还有些是复员军人，占相当比例的，则是由那些走四方的“弹棉郎”等手艺人转行而来。

有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温州柳市，40岁以上的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新华电器的郑元孟本是一名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供销员；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也跑过供销；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更是凭借走南闯北跑供销，积累了第一桶金。

胡成中那段推销员的经历，就如同南存辉补鞋的经历一样，刻骨铭心。

1978年，年仅18岁的胡成中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开往长沙的火车。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

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作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人操着吴语软侬，带着一身技艺，远赴重洋，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都有温州商人的群体，“四海为家，商行天下”是温州人最好的写照。

温州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最早发生在一两百年前。第一批出走海外的温州人，带着瓯绣、木雕等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偷渡”漂洋过海，前往欧洲等国。

苏东在《解读中国经济奇迹：了不起的中国人》中记载：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游商”都是温州人的代名词。

2003年，第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隆重举行。据当时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有160多万温州人遍布于神州大地，创办的企业达3万多家，其中个体工商户37万多个，年销售总额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在海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40多万温籍华侨，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温州归侨侨眷就有43万人。

温州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人数，温州人为当地经济带去的活力不可估量。

《欧洲时报》曾经以法国巴黎为例，对温州人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阐述。据称，目前生活在法国的温州人超过10万人，通过近20年的努力，温州商人在巴黎的2、3、11区，从事童装、电脑、餐饮等行业，购买商铺，抢占地盘，逐渐将当地的犹太人排挤出去，建立了属于温州商人的领地。

由此可见，一份在温州本土，一份散布全国，一份远在海外，温州经济有三份之说，并无夸张。

如今，温州市歌《会飞的家乡》似乎依然在诉说着温州游商们的辛酸历程：“因为有了翅膀，也就有了飞翔；因为有了飞翔，也就有了天堂……五彩鸟飞过的地方，有我温州人的歌唱；五彩鸟落脚的地方，是我温州人的家乡……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因为有了梦想，哪有什么敢与不敢；因为弄潮赶浪，哪怕浪花湿了翅膀！”

风雨侵袭

所谓草根，就意味着出身平凡且身世飘零，历尽艰辛却依旧生机勃勃。

改革开放前，温州曾被形象地描述为：“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

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的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当时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57年至1978年，温州工业增长仅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国是6.01倍。在此期间，温州经历了：永嘉的“包产到户”遭到批判，“弃农经商”遭受打击，“地下工厂”被封，“集市贸易”关闭，温州成了“全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几番风吹雨打，温州经济凋敝。

更让温州人不堪回首的是，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仅在温州投入了5.95亿元，如同政府和国家的“弃儿”，自生自灭。

恶劣的、残酷的生存环境，让温州人有了百折不挠的“韧劲”。经过几年的摸索，温州的家庭作坊、社队企业开始形成气候。生产的小商品、小电器多了，需要的各种资源配件也多了起来。一来一往，市场开始流动活跃。

那些多年在外闯荡的销售大军带回了大量的市场信息：东北缺什么温州有的，温州急需的物资在哪里可以找到，哪里价高哪里价低等。诸如此类的市场行情，都被温州数十万“行销军”了如指掌。

当时外出采购纽扣的供销团队经常要冒着被查的风险。桥头市场“纽扣第一人”叶克春回忆：“那时候政府查得很紧，我们背着货都不敢从火车站正门走，只能偷偷地从火车站周边的小路绕过。”有一次，叶克春在外地签订一笔生意，在住旅馆时，被政府人员查到他身上的合同，被处以“投机倒把”之名，身上的货物托运单、合同以及3000元钱被通通没收掉。

尽管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人民都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时候，温州人依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中柳市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下设的32个门市部，交由专人负责。在这些门市部中，有的人胆子越来越大，逐渐渗透到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等贸易。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规格的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落，便求助于刘大源。在1967年以做煤油灯发家的刘大源神通广大，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放弃了国营企业招工指标，摆起螺丝摊。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千克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直接当众人面拒之门外。

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

《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于是，“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名号越来越响。

已经小有名气的刘大源，就在此期间成为柳市通用电器厂一家门市部的负责人。与刘大源齐名的还有9个人，并称“八大王”。所谓“八大王”有10个人，是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的负责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以及螺丝大王刘大源等。

然而“顶风作案”的结果是，好景不长。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

1981年的7月，台风夹着大潮席卷温州城，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这个夏天，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场毫无预示的台风，就如同“突然变脸”的改革局势一般。1981年初，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1月7日，国务院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在1月30日，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文件内容很快被《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的经济工作重心。这场风暴从北京刮到温州，刮到全国各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年头。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投机倒把罪”让市场经济的“弄潮之地”——温州闻之色变。走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被列为“投机倒把”的重点打击对象，随之而来的是震惊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

柳市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幸运地接到镇干部的暗中放信，“不行啦，要下大雨啦！”机警的胡金林立即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揣着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仓皇而逃，躲过了呼啸的警车，也丢下了朝夕相伴的妻子。

为了躲避乐清县向全国发出的通缉令，胡金林在浙南山区、东北深山老林躲躲藏藏。两年后溜回家中的胡金林在重刑犯的监牢里坐了两个月后被无罪释放。20年后的今天，当年柳市的电器大王，如今成为柬埔寨的“水电大王”，成为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

当时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却没有那么幸运。

据郑元忠回忆说：“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也就是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两年后，“八大王”平反，郑元忠东山再起，成立了精益集团，之后又联合组建了庄吉集团。

受尽苦难的“八大王”的故事，是温州经济饱经风霜的缩影。这片中国民营经济萌芽最早的土壤，纷争始终不断。每一次“主义”的交锋对决，每一次“风潮”的席卷而来，温州都是首当其冲，成为伤痕累累的“风暴眼”。

与“八大王”事件同时的还有“乐清登山鞋厂”事件。

温州乐清县二轻局发展集体经济，下设有一个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差、质量劣、价格高，状况并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山鞋厂更是停止了生产。1976年，二轻局重新组织人员，全国跑供销，进行来料、来样加工。1978年，皮革厂接到上海一家外贸单位的大订单，成功生产了一批苎麻底的登山鞋。

登山鞋一投入市场，大受欢迎，工厂扩大生产迫在眉睫。于是二轻局将乐清县的社队企业和部分家庭作坊组织起来，形成个体、集体的合作社。随着乐清登山鞋的声名鹊起，质疑的声音也随着而来。1982年，在“打击投机倒把”之风袭击下，登山鞋场停产，乐清县领导干部全体“下台”。

1982年前后，一场飓风，把温州经济带入一个寒冬，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