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不论是业已身家不菲的企业家，还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都以抱团的形式笃信着“投机者总有天堂”。

温州人具有超强的购买力。当年的日本被称做“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而今天的温州人有相似的说法：“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

炒房：龙港农民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苍南县有一个叫“方岩下”的渔村，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海边滩涂，“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方岩下属于苍南县，而在鳌江河对岸的鳌江镇，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同样的地理条件，一边是繁华城镇，一边是荒凉的渔村，形成鲜明的对比。1984年初，“方岩下”与鳌江镇划为一体，进行集村建镇——称为龙港。

在龙港建设的会议上，苍南县钱库区任区委书记的陈定模建言献策，他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建议得到认可后，回到前库区，陈定模便发动本区900多名“两户”到龙港投资落户。“两户”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技术有资金，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但是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落户问题一时并没有定夺。

当时，县领导正准备将陈定模调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思考了一个晚上，陈定模主动向县长请缨——任职龙港镇委书记。

6月，另外8个干部与陈定模一起组成了龙港镇的领导班子，怀揣着3000元的经费，陈定模决定不依靠政府把龙港镇建设好。

让农民买地建房或建厂，落户龙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陈定模翻遍了中央文件，找到了这样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有了政策上的依据，陈定模和他的团队来到周边的地区“打广告”做动员，陈定模苦口婆心：“想到大舞台发展的乡亲们，到龙港去，你们不是老埋怨乡下耳目不灵？龙港敞开大门等你们去，那里靠着青龙江，对面就是鳌江镇，水陆交通方便，你们可以开店办厂，做生意，跑运输……”

之后陈定模又从马列经典中找到了“土地有偿使用”的理论工具，1984年9月25日，龙港镇政府(84)19号文件《关于本镇农民、居民建房的有关规定》正式颁布。《规定》中提出：

龙港辖区内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征收不同的市政设施建设费，其中最贵的是金钗河至方岩老街每间(一间相当于八分之一亩，包括门前道路)收5000元，纯属解决住房困难而在居民点建房的每间收200元。造房子的钱，原则上由进城农民自付。

很快，对当“城里人”充满渴望的农民蜂拥而来缴纳市政设施建设费，排队的长龙在当时龙港唯一一家的信用社柜台前从早排到晚。第二年元月，龙港镇共收到农民缴纳的建设费1.2亿元。

之后，陈定模开始进行城镇规划。他退出了“各付自家绿化钱，包种自家门前树”的绿化政策，在今天的龙港还可以找到当年农民自费种植的香樟树。三年之后，龙港的菜市场、电影院、学校，相继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矗立在鳌江之南。

历史总是在回忆中显得云淡风轻，而这样一次“冒险”的“土地改革”遭到无数的质疑与调查。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等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适合，至少在龙港行得通。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1988年，修改后的《宪法》正式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时期，这座“农民城”的“总指挥”陈定模终究没有逃过一劫：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龙港镇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都将载入中国的城镇建设史。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当时龙港所谓的“农民落户征收市政设施建设费”在本质上就是商业地产的交易。现在的我国的房地产，只是增加了一个中间方——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卖给个体。

199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开放，作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先锋人物，陈定模下海开发房地产，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宁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项目。

不仅是陈定模从龙港的建设中发现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商机，整个温州人都体验到倒卖房产的巨大利益。当年落户龙港的农民无一不是身价倍增。

在龙港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龙港的低价，更是今非昔比，从当年约3万元一亩的价格，增值1000多万元一亩。

2004年，龙港砸掉了当年“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碑牌，挂起来“打造宜居宜商宜创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横幅。根据建设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通过国际招标，将使用由涂滩围垦的4万多亩土地，来建设一个新的龙港城，来此投资的房产开发商络绎不绝。

温州团的“神州行”

龙港的建设，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队的第一试验地。

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的领导曾透露，“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在“家门口”练就了一身本领，把本地的地产已经炒熟，“温州炒房团”开始四处扩张，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神州“扫荡战”。

1999年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积极采取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楼盘为了提升销售，把目标客户锁定在温州地区，于是在温州媒体刊登楼盘广告。温州人开始在上海购置房产。

温州“炒房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媒体。当时，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楼盘都纷纷在《温州晚报》刊登广告，晚报广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优惠价。

于是当时有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

2001年的3月，温州人谢老板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付40多万元，买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铺。“办厂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钱投入到房产，倒腾几次便赚得盆满钵满。”随后几个月，谢老板成为虹口商城常客，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在他的带动下，亲朋好友——一干有实力的温州人纷纷到上海购房置地。其中9人一掷千金，斥资1100万元，组团买下虹口商城一层住宅12套房子近1800平方米。

这一年的8月，《温州晚报》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广告策划活动。没想到，就在无意间，《温州晚报》成了温州炒房团的“催生婆”，掀开了温州团大举进军各地市场的序幕。《温州晚报》大肆宣传上海房产租金回报高，并决定组织一批人前往上海实地看房。而报社则可以获得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计30万元的广告费。

很快，报名者纷纷而至。8月18日，有157名温州人，据说足足占满3节火车车厢，组成了第一支“温州看房团”，财大气粗地闯入上海滩。

他们四处看房置地，下手阔绰，一旦看好，毫不犹豫立即出手。3天下来，即有100多套房子成交，成交额达5000多万元。温州人的实力让上海开发商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相继效仿，拉起“媒体看房团”大旗。刚开始，看房团成员由商人、个体工商户等富裕的中产阶级组成，少则百人多则数百。随着炒房的愈演愈烈，普通市民加入进来。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出现——每周五晚上，大队人马从温州出发，游走全国，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况，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负责请客吃饭，看房者则只需根据安排考察比较，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不买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楼市的春天姗姗而来，温州炒房团随之达到巅峰。一名温州晚报的房产记者见证这段历史：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订金，一个团常有近百套。

最初，温州看房团主要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之后开始有企业高管、政府银行等公职人员，最后则发展到普通市民。没有实力一次性付清房款的温州市民则选择按揭，然后把房子出租，每月的房租都可以用来还贷。以租养房开始流行开来，于是温州炒房人有了一个形象的称呼——“腰间挂满钥匙的人”。

2001年，有20多名温州人北上首都，温州旋风刮到了京城，据称第一单生意的成交额达到2000万元。

在2002年和2003年，温州几乎每半个月都有一次看房团活动。周五出发周日返回。从媒体的记载中，可以看到2003年温州炒房团的马不停蹄：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月，40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11月，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到2004年，温州炒房团参与人员已经达到4万人左右，有超过1000亿的资金涉足其中。这支特殊的队伍开始一场“神州游”，他们从东部沿海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最初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城市攻城略地，之后则前往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东部发达城市，之后西去呼和浩特、武汉、芜湖、长沙等中部城市，最后连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地级城市都出现有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除了媒体的组织，游走四方的温州人也越来越留意全国各地的房价行情。2003年，温州、宁波等地的房价接近8000元/平方米，而在福州谈生意的温州商人汪先生却发现，福州同样作为沿海城市，房价只到温州的1/4。于是他在谈生意之余当即以2000多元的单价在福州鼓山入手两套房子。回到温州，他与家族成员一起筹资100万元，又在福州购置了10套房子。

据在福州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登记中心工作的叶光前统计：

2003年全年及2004年1～2月，温州人在福州市区共购买商品房372宗，金额1.52亿元。同时，在2004年第一季度，温州人在福州的买房交易量共计1072宗，交易总面积12万平方米，购房资金4.6亿元，外省人在福州购买的比例为11.6%，温州人的购买比例为5.81%。也就是说，两个外省人在福州购房，就有一个是温州人。

见识到温州在投资房产上的魄力，福州房产商也曾主动远赴温州进行销售，这种主动接近购买对象的销售方法果然不错，有销售经理曾在3个小时内签下10套房，甚至有公司一个晚上在温州一个村庄达成近千万的销售额。《温州晚报》的记者回忆，曾经一度，甚至有开发商直接把沙盘在《温州晚报》的办公楼内展出，以吸引温州的看房团。

“半年后，市场价涨了七八百元”，在普通消费者眼中，这已难以接受，而温州人却埋怨福州房子涨幅慢，拉长了投资周期。见惯了与温州巅峰时期房价一个月内涨幅上千的状况，温州人在房产投资上张大了血盆大口，他们希望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资金能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重庆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至少1000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其中一则这样的故事：

2002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内地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各地的“丰功伟绩”被传得神乎其神，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温州炒房的奇人奇事

1994年，黄梅戏演员韩再芬主演的电视剧《温州女人》在全国热播。能干、独立、敢闯敢拼、吃苦耐劳，成为温州女子的形象，温州女子的个性得以大放异彩。

在温州，“丈夫老老实实打工上班，妻子风风火火经商创业”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温州丽人多老板”，于是有了著名的“太太经济”一说。

随着温州制造业的逐渐陷入“稳定没落期”，“太太经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男人留在家中办工厂，女人们则揣着大把的闲置资金进入投资领域，炒房、炒矿、炒外汇。

最负盛名的当属“温州太太炒房团”。

2004年，多年来热衷于组织团队四处看房的温州媒体再出“新招”。妇女节的头一天，《温州都市报》对外宣告“投资俱乐部太太购房团”成立。据当时的负责人介绍，在筹备太太购房团的短短一周时间里，有500多人报名，其中还有很多是先生准备送给太太的节日礼物。最终经过筛选，俱乐部首批成员共180名。

温州的房产投资潮中，涌动着一片撑起半边天的势力，她们是10年温州楼市投资不可或缺的人群，是家庭房产投资的决策人和执行人。《温州都市报》与时俱进，全力挖掘温州房产投资的幕后人群，把你和她以及她们的智慧相加，让你和她及她们的观念相互碰撞，用心打造温州历史上首个太太投资俱乐部……以太太投资俱乐部为平台，促进俱乐部成员间的经验交流和情感交流，提高女性购房者的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发挥女性投资理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太太购房团章程》的内容也在暗示当时温州草根经济在谋求转型——“丈夫经营实业、妻子投资”。

太太购房团的最大特点是：下手干脆、大气。一方面，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感觉好就毫不犹豫下手；另一方面，女人也爱虚荣、好攀比，太太出售投资的阔气程度则代表着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在杭州，一位太太在半小时内就拿下了10多套房子”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

2010年初，海南国际旅游岛项目获批，当地房价就如同坐上火箭般蹿升，三亚凤凰岛一处房产，已经卖到9万元/平方米，短短10天，涨幅高达130%。海南房价如此暴涨，与地产投资者的涌入不无关系：江浙投资者包机前往海南大小城市看房，东北投资者也开始疯狂扫货，一些宁波投资者甚至不去现场，直接通过海南项目在当地的代理商买房。

事实上，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就有10万温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达到上百亿元，实际投资运作的资金可能高达300多亿元。截止2010年2月，超过4000亿元资金流动到海南房地产。在海南，投资者们买房子就像在抢购大白菜，很多人甚至携家带口提着现金去买房。

散户组团，偏好于商铺与住宅。而企业型的大炒家，则是“炒楼”甚至是“炒盘”。“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是上海滩房产界最大的炒家。

2002年，上海徐家汇的金汇大厦还是一座烂尾楼，多年来无人问津。10月，王均瑶以1.5亿元买下整座大厦，又用了2亿元进行了装修改造，并将大楼命名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让人吃惊的是，王均瑶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摇身一变的均瑶广场由烂尾楼成为甲级商务楼，寸土寸金，今非昔比。

同样在上海徐家汇，还有一座出了名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这座楼建于1993年，1997年停工。荒废了整整5年后，2003年来自温州的飞洲集团买下大厦，3年后，“飞洲国际广场”一开盘，第一个月即刷新了上海甲级写字楼的销售业绩记录。

接手烂尾楼，成为温州企业进军地产的新方向，为社会盘活沉淀的资产，有积极的一面。但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其中时，工程浩大债务复杂的烂尾楼往往如一个吸金的“大黑洞”，能让做实业的温州企业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最终造成实业的空心化和资金链的断裂。

2003年开始，更大的财团是炒房组织出现。来自温州的民营企业大佬章圣望、朱德龙、杨大明、郑步良、夏成强、黄杨花、陈明佐、杨宗好组建了“明虹投资”，目标瞄准的就是上海楼市。上海亚新生活广场是明虹投资第一个得手的“猎物”。

2005年，明虹投资中的6位大佬又联手购得一处“烂尾楼”——建业大厦，此后大厦更名为“新建业大厦”，归于6人新建的明力德公司。明力德并没有计划成为“新建业大厦”的主人，只等价格上涨即立即出手。当时在上海从事房产投资的温州企业众多，乐清商人金福音创办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与温州第一民营财团——中瑞财团都有意接手此盘。

2007年5月，眼瞅着“新建业大厦”将成为中瑞财团产业，岂料一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炒楼纠纷战就此打响。以建业大厦为焦点，围绕在其周围的民间财团、福布斯榜上的温州富豪以及光大银行等各种势力，债务债权关系错综复杂。中瑞财团付出了大笔资金却并未得到楼盘，还陷入泥潭，明虹投资的亚新生活广场也被牵扯出物权纷争，金福音更是被指为此次谜团的始作俑者，将面对各种诉讼……2009年，建业大厦的身价已飙升到3亿多元，却并无一方受益获利。

财团们的“商业暗战”，在普通百姓眼中，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那些隐藏在民间的炒房高手，却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2006年6月，温州资深炒房客黄东升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他的炒房经也被广为传播。

黄东升是一名政府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温州最早的一批炒房客。1996年，他买了一套单价3800元的房子，准备自住，后来他发现这套房子在当时租金高达2500元，于是他又购置了一套房，其中一套出租。1998年，这两套房单价涨到6000多元，黄东升转手赚得五六十万。他回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是遍地黄金，“温州人定金一放进去就可以拿到20万的回报”。之后，黄东升便开始全职炒房。

温州房源少，黄东升开始北上首都南下上海。2001年，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写字楼，黄东升联合10多个同乡整层买下，改成公寓，转租给了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黄东升本是学建筑规划出身，因此在地区和楼盘选择上都有非常精准的眼光。2002年，温州市某地区进行开发的时候，他一口气订购了10套住宅，定金100万，6个月后全部出手转让，400多万净利润到手。

涉足房产10多年，黄东升的地产投资项目已有住宅、写字楼、商铺、酒店、厂房等多种业态，并且已经遍布全国16个城市，温州的物业大约占到五成。

2010年7月，黄东升如明星一般，在温州召开了一场个人房产专场拍卖会。在全民炒房客的温州，能够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种多量多区域房产的个人还是少见，而这种没有中介公司自己操办的拍卖会也是头一次。80%的成交率让黄东升感到满意。

楼市风云变幻，但黄东升凭借自己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几无失手。这时的黄东升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了一个50人左右的松散的团队，实力更强；炒楼也不再是凭借自己简单的商业判断，而是在下手前聘请调查公司进行市场预测。

所到之处　房价飙升

温州人“炒”过很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房子。当中国的房子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温州人就认准了“这个东西能赚钱”，于是，温州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一瞬间都注入到了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了。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温州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陈定模说了这样一段话：

“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底价就高。我们搞建设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龙港建镇之初，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财富之母”，龙港的成功也许就是温州人炒房理念的启蒙教材。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那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的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人多年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温州资本的加入，完全扰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全国的房间全面由百元阶段迈向千元阶段，万元阶段。

温州人买房子的逻辑很简单：房子不是大白菜，不会今天建好明天就坏了，可以长期持有。而城市里的地皮有限，房子的建设周期又长，城市里的房子不可能无限量地供应，但是人们对房子的需求不会降低，供应有限，市场无限，所以买房子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事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也确实如同当年温州人所想的一样一路高歌猛涨，而伴随着房价高涨的还有温州人的银行存款上的“0”的个数。

当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进入楼市后，“温州力量”渐渐变成了“扰乱房价”的代名词。温州人来到一个城市，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会变得买不起房。温州人在当地人的眼中也由“老板”变成了可恨的“炒房团”。温州人的到来再也没有鲜花和欢迎，等待他们的只剩下了咒骂和白眼。

一旦一个城市传出了“温州人来了”的风声——不论真假——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不自然的猛涨，这似乎成为了中国楼市的一条金科玉律。而很多开发商更是看中了这一点，把温州人变成了自己赚钱的工具，主动宣传“温州人来了”的消息——报纸上不起眼的小报道，电视屏幕下的滚动新闻，只要是出现了温州和房子在一起出现的句子，第二天这个城市的房价几乎就会疯长。

温州人有些委屈，他们当年对房地产所做的确实影响了房价，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正是他们的加入才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才让地方政府告别了无钱可用的境地。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国房地产产业高速增长期，在2003年到达高峰。这期间也正是温州炒房团迅猛发展的4年。当房价增长过快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时，2004年政府通过收紧土地与信贷两大闸门，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之下，除了地产开发商，炒房团是第二大受冲击的群体，甚至各地爆发出封杀“温州炒房团”的群众呼声。

在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各地之时，所到之处，房价飙升，怨声载道。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温州炒房团就等同于高房价，如“瘟神”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

虽然社会各界有着长期的口水仗，但是至今也难以证明：除了地价高涨之外，温州人炒房是推高房价的第二只手！

不可否认的是，对各地地产市场而言，温州人的到来如同在一杯水中投入了一颗苏打，顿时风生水起。温州购房团的财力，带来的是楼市的活力。

2001年之前，温州人还在自己地盘上投资房产。而大量民间资本促使了当地房价年增幅达到了20%，1998年温州市区2000元/平方米的房价，在2001年超过7000元/平方米。

2001年，宜居城市杭州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4000元，这年夏天，杭州成为温州炒房团外征的头批阵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在温商大批入驻后的几个月，杭州楼盘平均单价就上涨了1000～2000元。

因此，在2004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温州购房团说“不”的城市。当时，浙江大学房地产投资研究所所长赵杭生直言，“现在全国各地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州购房团’，其实就是炒房团”，其中还不无些许的愤怒。时任杭州市市长茅临生安定民心，做出承诺：“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恢复征税，控制炒房现象，如对炒作商品房期房转让的，增收期房转让契税；对于炒二手房者，恢复征收20％的个税；对购买高档住宅的实行3％的高税率等。”

一线城市中，最让温州人青睐的当属上海，因为利润最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上海房价平均为5118元，增长速度达24.2%，超越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显然这一切少不了温州人的功劳，他们杀进上海滩的2001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别墅的季度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率就高达15.2%、16.7%、22%”。

2004年初，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炒房号、炒楼花”。当地媒体对此进行解读，评论说，这一管制政策直指温州炒房团，是“南京市出台新政狙击温州炒房团”。

一时间，全国各地媒体开始展开对温州团的抨击。回想起3年前，正是温州当地媒体组织和策划了一次“沪上看名楼”的活动，才有了温州购房团的诞生。

面对着各地政府的禁购令，温州人当年在上海受到高规格重视的情景犹在眼前：2001年，温州老板在上海期间，一位市领导曾专门吩咐“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上海房地产协会心领神会，“领导的意思”被迅速传递下去。从开发商到销售员，所有人都绷紧神经，把温州客人照顾得妥妥帖帖。

对于这样的“世态炎凉”，有温州人自嘲式地比喻：“温州购房团就像是‘二奶’，在需要的时候，各地的政府希望我们能过去炒，等现在受到压力了，希望我们不出现，但内心还是希望我们能过去买他们房子的。”

2004年在昆山，甚至有工薪阶层联名上书，控诉温州炒房团。于是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限制温州人贷款买房。最为着急的反而不是温州人，“当时我们的几十套房本来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泼来，于是就一直拖在那里。开发商最为着急，最终想了很多手段，开发商最后还是找到银行的关系，让我们办了按揭。”嘘声一片，不论是政府、银行还是开发商，都舍不得温州购房团的真正离去。

20世纪90年代初，从“海南开发热”起，海南岛始终就是开发商眼中的“黄金热土”。金融危机的来袭，2008年底2009年初，各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短暂的低谷。一批善于抄底的温州人在海口成立了温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展开一个占地400亩的商业城项目；另一批温州商人则在清水湾豪华楼盘团购了近百套房源。数据也证明了这一事实，2009年一季度，海南商品房销售额为286.34亿元，同比增幅达381.2%。

之后，当外来购房者置海南惊人房价的舆论声中，海南省长罗保铭的回应最为坦诚：“三亚及海口的外来人口投资买房占到总体买房量的80%左右，对于外地人买房未来几年都不会出台限制性政策。”远在天涯海角的琼岛，并不掩饰对温州购房团的欢迎，一个市场要发展，必然需要活跃分子。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房，也还有不少群体在“炒”温州购房团。

不论是2004年还是2009年，每一次楼市低落期，各地总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温州购房团来袭”，“温州购房团抢购”……

重庆已是温州购房团的第三线阵地，2004年，真正前往重庆的温州购房者并不多。但在是年年初，重庆的平面媒体连续刊登“温州人来渝买房”的文章，篇幅大，内容甚至详尽到具体的人数时间楼盘。很多重庆人“中计”，把这种广告形式视为了新闻报道，“温州人来了，重庆的房价要涨了，赶紧下手吧”之类的言论流传开来。果然，重庆的房价在一批批虚构的“温州炒房团”的带动下，一路上扬，单位面积均价达到4000～6000元，涨幅近千元。

其实开发商和真正的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在重庆市场，温州团的购买力微小，只是被开发商进行了放大而已。

《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温州人炒房，‘各色人等’在利益共同体的心理驱使下，各取所需、乐此不疲地炒热了温州人这块‘买房风向标’。他们是炒房利益集团，他们确信温州人买房的‘鲶鱼效应’能预热和搅动整个市场。”

炒与被炒，个人滋味只有当事人知晓。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期，投资房产赚取利润，这本是市场的正常行为，但其中引发的危机和隐秘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温州人拿到大量的房产少部分装修改造出租，然而，大多都是闲置然后倒卖。温州人的出手阔绰，往往会给人一种紧张感，而开发商正利用此制造“紧俏”的假象，从而为夸张离谱的房价提供“物以稀为贵”这一真理作支撑。

在温州人手中，房子就如接力棒，在炒家们之间传递，然而“接力跑”总有结束的一刻。一旦有选手被套牢，就是危机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