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怎样失去的？

1998年的春节来临了，但春节喜庆的气氛却没有降至家住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灵江管理区的黄焕枢一家。一想起自家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就连演两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黄焕枢老人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1997年8月3日下午3时左右，黄焕枢老人的儿媳邬淑英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到管理区接生员侯桂英开设的小药店看病，拿了些许药片。邬淑英回家服过药，病未好转。8月4日下午5时左右，她又前往侯的小药店求医。但她没有想到自己求医的脚步竟走上了死亡之路。

侯桂英诊断邬淑英患的是重感冒，便开了10%葡萄糖500毫升+安苄青霉素1.5克+柴胡2支，对其进行静脉注射。过了半个小时后，邬淑英忽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她的脸色慢慢变青，呼吸也急促起来，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等症状。侯桂英发现情况不太妙，赶紧给邬淑英注射肾上腺素进行抢救。佗城医院医生黄兵闻讯后亦赶来帮助抢救。邬淑英费力地抓住黄医生的双手叫道：“救救我，我好难受。”邬淑英浑身颤抖，五官扭曲，在和死神抗争了数小时后，于当晚10时左右抢救无效死亡。黄家一时哭声震天，邬淑英的儿子黄龙建和女儿黄妙扑在邬淑英身上哭叫着要妈妈，稚嫩而又凄厉的哭声催人泪下。

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报道，侯桂英只是一名乡村接生员，并没有取得《医生（士）技术资格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按规定，侯桂英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但她依然开了药店，有板有眼地行起医来。

侯桂英在给邬淑英进行静脉注射时，严重违反药物配伍禁忌，将明文规定用于肌肉注射的柴胡用于静脉注射。她对此的解释是，以前也曾给别人这样静脉注射过，并没有出事，而且有位病人还说注射后觉得挺舒服。经龙川县公安局的法医鉴定，邬淑英系因侯桂英采取的治疗措施不当，导致药物反应，休克死亡，属医疗事故。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一个接生员的所谓医疗经验无情扼杀了。龙川县公安局以非法行医罪向该县检察院报捕，要求逮捕侯桂英。

邬淑英死了，黄焕枢老人不敢让正在服刑的儿子黄小青知道。但黄小青还是从《南方日报》上获悉了妻子被无证医生侯桂英“治死”的消息。看完报道后，黄小青当场昏倒在地。8月23日，悲痛欲绝的黄小青亦随妻而去。不到20天，儿媳、儿子相继死去，本就多病的黄焕枢老人经过连失亲人的无情打击后，身体更糟了。

如果说侯桂英是冤死在无证行医的乡村医生手里还可以理解，而罗太荣却是惨死在北京有名的海淀医院，这不禁让人疑惑：哪里才有我们的安全？

20分钟之前，她还和丈夫拉着家常，20分钟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匆忙得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妈妈，你怎么会死呢？怎么会死呢！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吗！”小女儿曹利萍的哭喊声，在海淀医院内科三病房里久久回荡着。

据沃文佳、吴晨光的报道：1998年10月28日，罗太荣因肺心病住进北京市海淀医院。为了缓解病情，医生开了一种叫“罗氏芬”的药物进行输液治疗。打上点滴不久，罗太荣就感觉心情烦躁，浑身发痒。“她对这种药过敏。”医生将此情况记录在罗的病历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罗太荣的病情出现转机。由入院之初的吃不下东西到渐渐有了食欲，灰黄的脸色也泛起红光。“妈妈可以到外面散步了！”罗太荣的孩子们欢呼起来。他们和母亲憧憬着，来年春天一定到颐和园走走，病房里的空气实在是太沉闷了，孩子们还要好好为父母庆祝一番——1999年是老两口金婚之年。

1998年12月初，正当罗太荣为出院做准备时，流感突袭北京。身体虚弱的她未能幸免，二次感染发烧。

1998年12月6日下午2点，罗太荣烧到39度。大女儿曹维亚忙到护士站找大夫，恰巧罗的主治医师夏艳休息，只有内三科主任张家保在场。

“张大夫，我这次又不好了……”看张家保来到病床前，罗太荣眼神中充满渴求。张家保先让护士给罗打“柴胡”退烧，见效果不大，又做“青霉素”皮试，结果病人对“青霉素”过敏。于是，他让护士给罗吊起了点滴瓶子。罗太荣眼看着一种不知名的淡黄色液体一滴滴注入自己体内。

“滴答、滴答……”罗太荣和丈夫、女儿聊着天。

“滴答、滴答……”罗太荣感觉呼吸困难。

“滴答、滴答……”罗太荣双手变得冰凉，五官扭曲。

曹维亚冲向护士站，但此时张家保主任已不在那里。惟一的一名值班护士看到眼前“吵闹”的家属显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威严：“回到病房等着，你们在这儿我怎么工作？”

张家保匆匆赶来后，连续为罗太荣量了几次血压，每次都下降不少。而后，张家保把曹维亚和罗太荣的丈夫曹福治叫到护士站。“罗太荣很危险。”张告诉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半个小时之前，您不是还说她没有什么危险吗？”正当曹维亚焦急地询问时，哭声已经传来——“奶奶不行了！”护士小张跑到曹维亚面前。

1998年12月6日，这一天冬季不常下雪的北京飘起了片片雪花，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什么。飘飞的雪花中，罗太荣这位69岁，从教近40年的老师离开了人世。从打点滴到死亡，只有20分钟。

这一夜，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眼看着与自己相濡以沫50年的老伴撒手西归，一夜之间，曹福治原本花白的头发竟成霜雪。但更让他心痛的是老伴的死因。

曹福治认为，罗太荣虽因二次感染引发高烧，但远未到病危的程度，院方对她病情的分类是“绿卡”（一般病人）。所以，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原因是张家保违反用药常规。

“后来我才知道，张家保给我老伴打的点滴是一种叫‘西力欣’的药液。”曹福治说，“这种药和让罗太荣过敏的‘罗氏芬’都属于头孢菌类药。而在‘西力欣’的使用说明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禁忌症〕：对头孢菌素过敏者。说明中还特别强调，对‘青霉素’过敏者慎用。”

值得一提的是，罗太荣辞世时，她的二女婿——一位医务工作者赶到病房，听说张家保给母亲用了“西力欣”，当时就质问道：“病人对‘罗氏芬’过敏，你们怎么还给她用‘西力欣’？！”在场抢救者无一作答。

从医多年的张家保不是实习医生，而是内科主任，对药品说明书上的“禁忌”二字应该有深刻而专业的领会。“老伴没有了，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我的，而我却无能为力。”站在妻子遗像下的曹福治显得那么孤单而无助，他几次哽咽，“此事是院方的责任，赔偿是他们的义务，但我们更希望通过此事给海淀医院提个醒——不要再让此类事件发生了，谁家摊上这种事都不好。现在我们多次与院方交涉，他们的态度是——你们开个价！这让人心里更加难受……”

不只是曹福治感到难受，我们每一个闻知此事的人，也会感到难受不已——人命关天，医务人员怎么能这样大意呢？什么人都可以偶尔大意一次两次，惟有医务人员，是一次也大意不得的！

鲜活的龙凤胎被医生判处“死刑”

悲剧发生在1998年5月5日。据《知音》杂志1998年第8期报道，当晚7时，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中学教师白万能和他的二姐白君搀扶着妻子姜文来到文福镇中心卫生院。姜文即将分娩，苍白的脸上虚汗直淌。

卫生院已经下班，妇产科当班医生李蓉接待了他们。李蓉身边还带着个孩子，她把小孩安顿在手术室外玩耍之后，用一种极其开恩的口吻对白万能夫妇说：“本来今天晚上有人约了打麻将的，要不是你们，我就去了。”

看着大汗淋漓、痛苦万状的妻子，又看看漫不经心的医生，白万能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之兆，暗暗祷告：可千万别出事呀！

李蓉看了看阵痛中的姜文，吩咐道：“先去做个B超再说。”B超显示胎儿心率每分钟137次，胎位正常，属于一级胎位。此时李蓉拿起单子问：“孩子怀了多久？”

白万能回答：“是去年9月15日停经怀孕的。”

正说着，姜文感到一阵剧痛。李蓉看了看说：“宫口已开，孩子快生下来了。”

8时，姜文顺利产下一女婴。正当白万能刚想松口气，突然见大汗淋漓的姜文仍痛苦万状，肚子还高高挺起。李蓉慌了，她在疑惑中自问了一句：“莫非是双胞胎？”她叫姜文再使劲，果然，姜文又产下一男婴，一男一女龙凤胎！

两个娃娃哭声响亮，手脚都在动，并睁开了亮亮的眼睛，当父母的别提多高兴。姜文在白万能的搀扶下抬起身子，看着两个孩子艰难地一笑。

这时，值班医生李蓉却说：“没满月，养不活。”她没有对孩子进行消毒，也没有剪脐带。

一听这话，满心欢喜的白万能夫妇像掉进了冰窟，白万能嗫嚅着问：“为什么？”

“没满月就养不活！”话音刚落，李蓉双手一撮，把两个没剪脐带仍在哭的婴儿放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

白万能急了，一个劲请求道：“孩子还在哭还在动，求你想想办法呀……”

李蓉不屑地说：“这种事我见多了，哭几下动几下，这是正常现象。只要大人安全就是万幸了，你们还年轻，以后还可以生嘛。”

姜文“哇”地痛哭起来，白万能想安慰妻子，不料自己也跟着哭了起来。

李蓉麻木地走过来，手一伸：“你们把安葬费交了，每个死娃娃5元，一共10元。”

白万能泪眼迷离地看着李蓉，再次哀求道：“孩子还在动，求你尽最大可能救救孩子……”

李蓉变得极不耐烦：“没满月，就养不活！”

万般悲哀的白万能看了看两个孩子，果然没有了动静，也没有了哭声。恍惚中，他觉得两个孩子死了，他的心也死了。他颤抖着掏出10元钱递了过去。

李蓉接过钱，吩咐道：“把两个死娃娃放到厕所边去，回来后把手术室打扫干净。”说着领着孩子睡觉去了。

万念俱灰的白万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两个孩子放到厕所边的过道里的，也不知是怎样把手术室打扫干净后扶着哭得欲生欲死的妻子回家的。晚10点，大雷雨来了。两个刚出生不久的“龙凤胎”婴儿就在凄风冷雨中度过了整整12个小时。

第二天上午8点，李蓉来到陈刚禄的家里，叫他去把卫生院厕所边的两个死婴埋了。陈刚禄是广福镇一位以捡垃圾为生的人，凡是卫生院有死婴，他都负责埋葬，埋一个死婴医院付他5元钱。

他背着背篓来到卫生院厕所，果然有两个连着胎盘的死婴，他下意识用脚踢了一下。这一踢让这位专埋死人的人也吓得目瞪口呆：两个“死婴”是活的！连着胎盘的孩子手脚都在动，浑身布满了殷红的伤——不知是老鼠还是蚊虫咬的。

陈刚禄忙跑回来对李蓉说：“娃娃还是活的！”

李蓉一听也显得惊惶失措，半晌，她小声对陈刚禄说：“你去把他们处理掉……”

陈刚禄气急了，一双眼睛瞪得老大：“我只埋死的，不埋活人！我不稀罕你的钱！”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李蓉这时才意识到出了大事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白万能的二姐家：“娃娃还在动，赶快去抱回来，看还养不养得活。”

在众多医生的围观中，悲伤不已的白万能的母亲和他的二姐一人抱起一个娃娃。只听见有医生啧啧感叹：“这两个娃娃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9点，12个小时了，昨夜风大雨大，还没冻死，真是命大……”

这时，李蓉终于拿起剪刀，从事她本应该在13小时以前做的工作，剪掉了两个孩子的脐带。剪时，两个孩子都大哭了一声——那是生命的声音！

李蓉说：“快把两个孩子送到县医院，那里条件好些，也许还能活……”

白家立即叫来出租车，白万能的母亲和姐姐把两个冰凉的孩子贴在自己的胸膛上，用身体温暖这两个苦难的孩子，闻讯而来的白万能目光痴呆，脸色煞白，他的眼里流的不是泪而是血。白万能和妻子都是教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面对的都是人家的孩子，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惨遭如此厄运。记得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小两口设计好了未来，他们给孩子做胎教，放轻音乐，让姜文多吃营养品和水果，目的就是让孩子健康聪明。他俩早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生男孩就叫“白天”，生女孩就叫“白雪”，顶天立地，高洁冰清。没想到生了个龙凤胎，正好两个名字都用上了。可这场灭顶之灾让他们所有的梦都破灭了。白万能望着两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他在心底给孩子改了名，一个叫“苦儿”，一个叫“难儿”。

上午11时，龙凤胎婴儿被送到了中江县人民医院，医院立即进行了全力抢救。当时男婴一分钟只有五六次呼吸，心率只有40来次，女婴的情况稍好些，但呼吸很浅，两个婴儿均全身发绀，生命垂危。尽管该院医生竭尽全力，但为时已晚，男婴于当日下午3时停止呼吸，女婴则死于当晚9时。

孩子走后，白万能和姜文几天都吃不下饭。每天吃饭时，白万能的母亲都要伤心地大哭一场。

龙凤胎婴儿死亡事件经报纸披露后，在四川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江县广福镇的父老乡亲都哭了。许多群众异口同声发出了疑问：“这样的医生配当医生吗？”

1998年5月24日，中江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经过认真分析，集体研究讨论后作出结论：“龙凤胎”死亡属一级责任医疗事故，责任人为中江县广福镇中心卫生院妇幼医生李蓉。鉴定委员会认为：李蓉在实施助产过程中不严格执行产科常规，对两个早产儿没有及时处置脐带，没彻底清理呼吸道，没包裹、保暖，主观认为“属于早产儿，各脏器发育不健全，为未成熟儿”，而不实施医疗救助，这是严重失职、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酿成本事故的主要过失。该委员会认为，致本案两早产儿死亡的主要疾病是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吸入性肺炎，呼吸衰竭，受雨夜寒冷12小时是发生呼吸道并发症的重要原因。

至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龙凤胎”婴儿冤死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当事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不管处罚结果如何，那对冤死的婴儿却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他们的死亡带给白万能夫妇的伤痛是永远而刻骨的。而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是否能从中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救死扶伤”才是医生的天职，而绝不是冤“杀”性命。

生命是可贵的，愿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青春少女生命的最后8个小时

只是一个不小心，来深圳打工的年仅22岁的打工妹胡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落处并不太高，离地面只有四五级台阶，可是由于送至医院的一个误诊，一条年轻的生命永远失去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1997年11月13日的《江南晚报》和1998年第1期的《深圳青年》相继披露的一件不堪卒读的医疗事故。

1996年5月10日，是安徽打工妹胡佳在深圳某印刷公司试用的第三天，也是她来深圳的第十个日子。这天早上约9时30分，她从楼上的办公室下来准备去送货，突然想起有点东西忘了拿，为了不让司机久等，她跑步上楼，跑步下楼，就在离地面还有四五级台阶的时候，她脚一滑，从简易的钢板楼梯上摔下来。当时，她感到左腰间疼痛剧烈。同事们把胡佳送到深圳市妇儿医院。医院大夫接诊后测血压正常，建议转诊。大约上午10时30分，胡佳来到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就诊，医师诊断为左第三腰椎横突骨折，留院治疗。事实上胡佳的肾脏已受到严重损伤。此时的胡佳神智清醒，尚可步行，并用手机与在香港的父亲通了电话。当父亲问她的伤重不重，是否需要家人赶去时，她对父亲说，医生说只是骨裂，躺两个星期就好了，别为我太担心了。

可是8小时之后，这名打工妹却因左肾严重破裂未得到及时治疗并大量失血引发休克，而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胡佳被诊断为左腰椎横突骨折留院治疗后，由医师武某接诊，血压检测12/7千帕，给予二级处理，中药治疗。中午12点左右，胡佳的腰痛得受不了，在病床上动来动去异常烦躁。这是第一个抢救时机，但医护人员看了看，没有怎么重视。中午2时许，胡佳的陪护向值班的李护士反映患者腰痛难忍，李护士未加重视，只给了患者两片止痛片，并私下说：“一点点毛病，这么娇气。”下午3时40分，胡佳觉得疼痛加剧，再次要求陪护请医生看看。这是第二个抢救时机。5分钟后，武某到病房查看情况，发现病人脸色变黄、脉搏细弱，化验血色素偏低。这种情况表明患者已大量失血，可也未能引起这位医师的足够警惕，他仅给予病人输液及抗生素治疗，并说“这是骨折的正常反应”。下午5时左右，武医师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贵金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王主任也只是简单听取了汇报，没去病房检查。痛苦中挣扎的胡佳像是面对一堵没有反光的墙，所有危险的征象都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最后的抢救时机擦肩而过。

这时距胡佳进院已是7个小时，死神终于不耐烦地跨进了医院的门槛。下午6时，胡佳病情恶化，呼吸急促，肢冷，测不到血压。6时27分，胡佳抢救无效死亡。这个在妇儿医院检测时，血压基本正常的年轻打工妹，在入住平乐骨伤科医院8小时后，由于误诊误治，从肾体里慢慢渗出3000毫升血，最终被送上了死亡之路。

其实，只要做一个简单的B超，就能发现症结，迅速抢救就能挽回这名年仅22岁的青春少女的生命，但在这专家云集的现代化医院里，却没有人考虑这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胡佳死亡一天之后，即5月11日，该院召开技术委员会会议，依旧没有找到胡佳的真正死因，却错误地判断其死于脾破裂继发失血性休克。四天后，深圳市检察院法医解剖尸体查明：胡佳系左侧腰部受钝力作用，致左肾严重挫裂大出血休克死亡。

1996年5月24日，深圳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胡佳的死亡原因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认为：胡佳死亡案属于一起以技术性为主的医疗事故。1997年2月26日，广东省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复议，结论一致。认为主诊武医师“缺乏认识与经验，主要是属于业务技术能力所限而造成患者死亡，本例属一级技术事故”。尽管胡佳亲属不同意此结论，但这是必须认可的医学界的最终鉴定。

胡佳生前是个纯朴可爱的女孩。她生长在安徽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在话剧团工作。据她的父母讲，胡佳善良懂事，性情温顺。胡佳的爷爷奶奶在香港，父亲与姐姐先迁过去，母亲和她也在逐步办理。1996年春天，胡佳放弃了合肥的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来到深圳。离合肥的前一夜，母亲在剧团加班配音，胡佳把家里彻底清洁了一遍。胡佳到深圳之后，还舍不得一个人去“世界之窗”，说要等妈妈来之后一起去。没想到20多天后，母亲得讯星夜奔往深圳，见到女儿是在太平间。

胡佳死亡后，其父母及姐姐和一些亲属纷纷从香港和内地赶到深圳，料理后事。胡佳的奶奶在香港听到噩耗后突然中风，至今瘫痪在床上。胡佳的父母说这一两年里都活在思念女儿的恍惚中，那是一个家庭永难消散的阴影。

胡佳之死，是医疗技术事故，但终究绊倒在行医者“责任”的石头上。白衣天使本应能够改写这一页黑色的病历，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机会。掉以轻心与麻木不仁相距有多远？医术匮乏与徒有虚名界限有多大？这已不止是一家医院的隐患。医生的从业素质、医院的服务效率、医界的管理体制，关乎人的生命健康，此医此病，谁来医治？

一名农村产妇之死

几年前，河南省睢县范洼乡君王城村的王云起经人介绍与大他3岁的邻村姑娘王艳萍喜结连理。老天偏偏不长眼睛，同龄结婚的青年一个个都抱上娃娃，单单王艳萍患了个习惯性流产。转眼几年过去了，夫妇俩心急如焚。盼子心切的小两口一合计，决定抱养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抱回不久，王艳萍又怀孕了，经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一个大喜讯，让王家老少喜上眉梢。多少个夜晚，这对小夫妻偎依在一起，甜甜地为将来出生的小宝宝筹划着……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98年7月12日早晨，王艳萍刚一起床，感到肚子出现阵痛。王家父子慌忙把她送到范洼乡卫生院。医院里惟一的妇产科大夫李桂荣检查后认为，王艳萍生产的时间到了，她没有让王艳萍在卫生院生产，而是悄悄嘱咐王家父子，把王艳萍拉到女儿的个体诊所由她接生。

据《法制与新闻》杂志1999年第3期和《读者周末报》第283期的报道，李桂荣的女儿王玉霞的个体诊所有三间房子，最外边一间卖卫生纸，中间一间是住室，从住室往里走，才是她的个体诊所——诊所连一个牌子都没有。诊所里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些简单的医疗设施。

李桂荣随后也从范洼乡卫生院赶来，她让王艳萍到院子里活动活动。

经过撕心裂肺的阵痛，下午1点55分，孩子顺利产下，李桂荣给婴儿做了简单的处理，开始拉胎盘。李桂荣说胎盘大，一个劲往外扯，王艳萍疼得嗷嗷直叫，全身大汗淋漓。一个多小时后，胎盘扯了下来，但同时被拉出来的，还有王艳萍已内翻变形的子宫。在乡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20余年的李桂荣在范洼乡给许多孩子接过生，却不知道自己拉扯出来的东西是子宫，而误认为是肿瘤。看着鲜血从王艳萍的下体汩汩流出，她不由自主接二连三地嘀咕：“我接生20年啦，没见过这样的，你们赶紧住院。”说完，她转身拨打了120叫救护车。放下电话，在产妇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把产妇抬到平板车上，让家属拉到范洼东门外去等救护车。

看病要花钱，王云起立即回家筹钱去了。他半小时后赶回范洼还未见救护车的影子。从县城到范洼不过30里的路程，按说30多分钟就该赶到。这真正是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王家人心急如焚，只好一边由公公、婶婶步行拉着平板车载了王艳萍往县城赶路，一边由王云起再次拨打120急救电话。

当王化文等人步行4华里行至毛岗寺村，才迎面遇上了120急救车。王化文与周围群众一起，七手八脚把王艳萍抬到120救护车上，车上两名医生不闻不问，也不检查，救护车开上就走。当车子走到许天寺村东头，王化文发现儿媳妇脸色蜡黄，极不正常，他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你们怎么不（进行）抢救，又不打吊针（输液）？”“俺没带吊针，你们在那里（指李桂荣处）怎么不挂个吊针呢？”医生的回答，使王化文与亲人心里接受不了。

“你们不带吊针，不带氧气算啥急救车？”王艳萍的二婶显然有些激动。

救护车驶过大约5华里，王化文见儿媳情况越来越危险，如果不抓紧时间，将危及生命，他又问医生，“你们没带吊针，打个小针不行吗？”

医生说：“打小针不起大作用，需要输血。”

在王化文的催促下，司机说：“八里屯有个卫生院，咱到那儿抢救！”

在八里屯，挂一瓶20元的吊针，结果针都没扎进血管（到县城王化文才知道儿媳妇插针处起了个大疙瘩的原因）又向县城驶去。

这时儿媳已奄奄一息，王化文急得欲哭无泪，王艳萍焦黄的脸色有些发紫。王化文请医生听听儿媳有没有出气儿，心脏是否跳动，他怀疑儿媳怕是不中了。

医生俯下身，因车在行走，听不清楚，就给她做了几次人工呼吸。王化文焦急地催促他们快点赶往医院，拉响警报。司机没有理会，医生建议到城隍医院抢救。在城隍医院，妇产科医生说，院长不在，你们赶快走吧。120急救车把王艳萍拉到东关睢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经检查，人已停止呼吸。王艳萍死后，其家人深感她死得冤枉。第二天，王家人找到李桂荣。李桂荣认为随胎盘扯下来的是肿瘤，并且一口咬定是块恶性瘤。王家不懂医术，但在报纸上曾看到妇女长了肿瘤就不能怀孕，怀孕就不会是肿瘤。

第三天，王家再次寻到李桂荣家。李桂荣一口咬定王艳萍就是长了肿瘤，说话间李的丈夫怒气冲冲过来帮着妻子，双方争吵起来，“让法医鉴定，咱们法庭上见！”王家拂袖而去，两家闹得不欢而散。

1998年7月22日，睢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此案进行事故鉴定结果认定：其一，接生诊所为无证行医，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接生医生李桂荣没有取得《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个人技术合格证书，私自无证开业诊所接生，违反了《母婴保健法》；其二，接生诊所设备简陋，不具备起码的接生条件；其三，接生人员对第三产程认识不足，婴儿娩出后，违反操作规程，扯拉胎盘时间过长，当子宫内翻出后，误认为是肿瘤，诊断不明确，没有及时抢救处理，延误了抢救时机，造成孕妇失血过多，出现失血性休克，导致孕妇死亡。由此，此案定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李桂荣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可这对于死去的王艳萍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没来得及给刚出生的孩子喂一口奶，甚至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自己怀胎十月的孩子，便永远闭上了双眼。而这个刚刚落地就被夺去了母亲的孩子，未来的道路将是多么地坎坷多么地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