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想发财，发财人人想。

当你置身于一个让地能生金的风水“坎位”时！

当你伸手承接了一个能让天上掉馅饼的“时运”时！

这又有谁能说得清在命运机缘与财富时空的“交汇处”存在的偶然与必然、侥幸与笃定“二八”开的人生宿命？

这一切，只有煤老板的传奇经历能解释得清。

山西是我国久负盛名的煤炭大省，山西人一直有靠煤吃煤、靠炭吃炭的“传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煤炭市场进入另一番境况，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煤炭产能过剩，煤炭市场几近萧条。

这时，一些小煤矿老板利用国家在煤炭领域管理方面的“政策缝隙”，在煤炭行业管理和税费政策管理方面打出“时间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发家致富伟业”以“超低成本”式的手段和捷径上奠定了发展基础。

后来，国际煤炭市场逐渐升温，黑黑的、毫不起眼的煤，价格直线上升。而由于煤老板的开采成本基本上不上升或上升得幅度很少，所以煤老板们满心欢喜地迎来“事业”的“春天”。于是，在山西，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当然，除了市场因素之外，还有其它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煤老板的“奇迹产生”。总括起来，煤炭老板的财富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山西煤炭产业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对市场调控的“政策性机遇”。

山西煤老板现象首先是市场现象。换言之，山西煤老板的状况与煤炭市场息息相关。如果煤炭市场火热，煤老板的财富就“水涨船高”，反之亦然。在此过程中，煤老板完成了创业里程碑的第一桶金，有的通过政府部门的亲友开始涉足乡镇、村办煤矿的承包经营；有的在深山老沟里挖土开山，接着乌油油的煤炭源源不断地在屁股后被运出，反正天高皇帝远，根本不用在政府办理各种手续。

其次，是当地以付出惨痛的损失为代价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低成本”，就是指小煤矿开采，能捞一把是一把，煤老板根本不考虑长远，多是掠夺式开采。这主要表现在资源回收率低，生态资源“可逆性恢复”几尽丧失。河流干枯、地面塌陷、房屋开裂、山体滑坡等等频繁发生，由此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破坏了资源，给后续开采造成困难，这也就意味着砸了后人的饭碗。有人这样评价这种现象：小煤矿是“富了矿主，苦了百姓，伤了资源，没了未来”。如今的现实是，山西煤炭资源附存的先天条件虽然非常好，但山西煤炭利用的“普世价值观”却尚未形成。如此一来，实在是难为了自然万物和皇天后土的“恩宠”。

再一个就是当地矿工为煤老板“低成本”创业付出了廉价的生命代价。

小煤矿的矿工都是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廉，福利基本为零，劳动环境恶劣，死伤累累，即使不死不伤，健康的损害和透支也令人悲悯。

可以说，煤老板手中的煤是带血的煤。煤老板腰包里的利润也是带血的利润，他们的财富大厦是建立在农民矿工痛苦的血汗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其三，是煤炭业在市场上取得的“高投资”和“高回报”，为煤老板积累下了“血淋淋、肉麻麻”的私人财富。

煤老板的暴富发家，是在以巨额资金投入巨利行业的双“巨”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从这一点来考查，煤老板在“入对行”的前提下，再投入本钱，在“行助人，人旺行”的“路径致富”模式下完成了个人聚富。可见，这些煤炭富豪的财富，不是来自高科技，也不是源自商业产品通过市场流通这一经济规律。因此，正如一位山西社科专家所言，山西煤炭富豪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文化，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历史现象。

其四，是各地管理部门由于自身管理不足而存在的种种漏洞，这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私欲与腐败相遇时，在一些地方，总是有这样的场景：一边是黑口子“轰轰烈烈”地“大跃进”的场面，一边是“有关部门”走马灯似地“整改验收”。

有道是，“神仙一打盹儿，小鬼乱施法。”然而，正是这一“盹儿”，才造就了一些寻机择食的“地耗”们有可乘之机去打“洞”。殊不知，一个“会钻营”，另一个是“善投机”，这二者正是一些煤老板们在煤炭市场上“纵横江湖”的“天生强项”。

其五，是煤老板自身的客观条件成就了其“低成本”致富“伟业”。

文化不高胆大过天，有财有产没责任心。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这些先天不足反而成了这些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煤老板能吃苦、胆子大、敢冒险、会钻营、善投机，甚至还在必要时能够足够冷酷等，这一切都是煤老板成为富豪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