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暴动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

毛泽东在参加完八七会议后，于8月12日回到长沙。

与毛泽东同时参加了八七会议、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被任命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负责改组湖南省委。他比毛泽东早一天，即8月11日回到长沙。

8月16日，彭公达召集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一回到湖南，就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进行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并草拟《土地纲要》，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开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湖南省委积极准备和组织湘省的秋收暴动。

此时，省委能够指挥和调动参加暴动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部分：在江西修水，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在江西铜鼓，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在江西安源，是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源、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

警卫团是武装力量的骨干。这支队伍原驻武昌，是一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原本为参加朱德、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而挥师南下，途中听说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前往广东，故在湘赣边界的修水县休整待机。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率队到了湘赣边界后，即和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一同前往武汉，向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他离开后，由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部队。

卢德铭为部队的去向专程远赴武汉请示，而一直希望“有一两团兵力”作为暴动主力的毛泽东等人，获知警卫团到了湘赣边界，则喜上眉梢，顿觉暴动增添了一份胜利的筹码。

经过各方联系和紧张准备，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而毛泽东则“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按照省委的分工，在会议之后，立即前往安源，具体部署暴动。他很快在安源张家湾的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结果，毛泽东并没有担任起义部队的“师长”。

安源军事会议确定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基本队伍：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团长苏先骏；行动部署：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

安源军事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最后会攻长沙的行动方案。显然，毛泽东这时候也是有心要进攻省会长沙的。

毛泽东决定去铜鼓，亲自部署三团的行动。

从安源到铜鼓，有近200里路，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的一位名叫易子义的陪同下，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3天。

9月9日，他们来到浏阳县张家坊地带，不幸被当地的挨户团抓住，要往团防局押送。

关于这一段遇险经历，大约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是这么描述的：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就在毛泽东遇险的这一天，即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修水正式打出了印着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的红旗，身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个个扎上了红领带。他们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宣布起义，并立即按照省委和前委的指示，向湖南的平江进发，准备进攻长沙。

而此时，驻在铜鼓的三团，却在为毛泽东迟迟未到和得不到上级指示而焦急。

9月10日，虎口脱险的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找到了第三团团部，三团的领导顿觉有了主心骨。

这一天，正巧是中秋节，毛泽东和三团的官兵一同聚餐，既欢度佳节，又为起义壮行。

11日，三团进攻浏阳白沙镇，守敌不多，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即将敌打垮。12日，部队乘胜攻占另一个小镇东门市。可就在三团进驻东门市，发动群众，恢复农会之际，国民党军却在调兵遣将，反扑过来。14日，敌军分两路夹击东门市。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未对敌人的反扑做准备，所以，当三团与敌军交上火时，敌军已基本上形成了对三团的包围。幸而二营先敌一步抢占了马鞍山，使部队依托此制高点抗击敌军的进攻。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军越聚越多，加之武器精良，火力越来越猛。而由农军新编成的三团，缺乏战斗经验不说，武器也十分可怜，除了一些“汉阳造”、“九响枪”之外，多数战士拿的还是梭镖和大刀。

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毛泽东果断地决定部队分三路从马鞍山下突围，朝上坪方向转移。由于天色将晚，敌军没有全力追赶。

退到上坪的第三团，已不成其为一个团了。战斗之前1500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400余人。

偏偏这时交通员又带来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团在平江金坪战斗中失利！

一团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被毛泽东等起义领导者寄予着最大的希望，它在首仗即遭挫败，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一团的失败，是由于师长余洒度的失误造成的。

警卫团团长卢德铭赴武汉请示之时，部队交由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起义之前，为了迷惑敌人，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曾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一下子就当上了师长。安源军事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仍然由余洒度担任。一团在修水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即9月10日，原团长卢德铭赶回了部队。此时，不便再抹去余洒度的师长职务，只好在师长之上，给卢德铭安了一个“总指挥”的头衔。

余洒度为了扩大力量，在起义前夕，收编了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先是给了个暂编第一师第二团的番号，全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后，安源的工农武装编为第二团，邱国轩团就只好改为第四团。

就是这个谁也摸不清底细的第四团，在一团的背后捅了致命的一刀。

那是在起义的第三天，即9月11日，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指挥一团和四团计划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城。当部队到达距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四团团长邱国轩报告前面发现敌人。钟文璋立即命令走在前边的四团向左右两翼散开，自己身先士卒，率第一团的两个营从中路向前猛冲。不料，冲在后面的二营却突然遭受到来自两侧的火力袭击。原来，邱国轩早已暗中与敌人勾结上了，并已约好了阵前倒戈。对此毫无防备的一团官兵只好仓促应战，激战两小时，在敌军和叛军的夹击下，部队损失惨重。撤退下来之后才发现，不仅人员从近2000人减少到1000余人，而且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也下落不明。

初战受挫，而且是如此不明不白地吃败仗，使师长余洒度大为光火。他坚决主张重新组织部队，再次攻打长寿街拿下平江城，挽回败局。幸亏卢德铭坚决不同意硬拼，率领部队后撤。

并派交通员火速到三团去找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为一团的失利扼腕痛惜，因为一团毕竟是这次起义中唯一的一支正规军。同时，毛泽东也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团失利了，连战斗力最强的一团也吃了败仗。二团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但毕竟它是一支由安源矿工为主体新组织起来的部队，一定也难有作为。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了三团干部会议。

“停止进攻，放弃打长沙的计划！”

这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作出的决定。会后，毛泽东连夜给省委写信，建议“立即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果断地作出了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让部队“先退萍乡再说”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第一团。

一、三团按照这一决定，退出战斗，迅速转移。

17日，两个团终于在蒋埠江一带会合。前委委员毛泽东、苏先骏、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第一次聚集到了一起。

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二团兵败浏阳城的消息。

二团是在9月10日，即中秋节的夜晚下达进攻萍乡的命令的。11日打了一天，却未能攻下。

为了尽快去会攻长沙，部队放弃打萍乡，乘火车直扑醴陵。12日下午，二团和醴陵的起义农军分三路进攻，并很快就占领了醴陵城。起义部队在醴陵城热热闹闹地做了几件事：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恢复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开仓济贫。

丢了一个县城，震惊了敌人，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湘赣两省的敌军从四面围了过来。二团不得已退出了醴陵城，分两路向浏阳前进。16日，趁虚占领了浏阳县城。

然而，脚跟尚未站稳，17日上午，尾追而来的敌重兵，就将浏阳城团团围住。一番激战，二团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部分突围出来的部队后来也被打散。团长王新亚在突围后竟拖枪出走，下落不明。二团可说是被完全击溃了。

三支部队的进攻都受到了严重挫折，而且部队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仅仅几场战斗，5000人的队伍就只剩下1500人。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继续进攻，还能攻打长沙吗？

显然，继续进攻必然会陷起义于彻底失败，尚存的这点革命力量也将损失殆尽！而及时退却的话，还能保存这支革命武装，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毛泽东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于是，就有了文家市会师；就有了文家市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