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沿井冈山麓游击的时候，原三团团长苏先骏和原师长余洒度先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部队。

苏先骏是在部队离开茅坪，返回砻市后出走的。

砻市镇在井冈山下，来往的商贩较多。据说，苏先骏是在逛圩场时，听两个从南边来的烟贩子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在广东的潮汕一带被全部消灭了。这一消息对苏先骏无异于当头一棒。自秋收起义以来，他一直比较悲观，特别反对毛泽东把部队带往罗霄山脉中段。三湾改编时，他的“团长”又被“编”掉了，因而愈发不满。如果不是心存一丝南下与南昌暴动部队会合的希望，他或许不会跟着部队走了这么久。现在，这一丝的希望也已破灭，苏先骏感到完全绝望了。

苏先骏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擅自带着3个护兵离开了部队。他为自己这样的行动找了一个理由：去向省委并找中央汇报。似乎这样说就不算逃跑。

苏先骏去了汉口，找到党组织并交了一份“湖南浏平岳军事经过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至今还作为有关秋收起义的文献资料而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苏先骏自行脱党，并在1928年出卖了郭亮同志，遭到湖南革命同志的愤恨。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打下长沙，抓获了苏先骏并将其枪毙。有趣的是，红三军团的前身就是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过的红五军。

余洒度在苏先骏出走之后，还随着部队行动了几天。然而，当部队到达水口镇，从报纸上证实了南昌暴动部队兵败的消息后，他彻底地动摇了。

此前，余洒度一直主张攻打城市，即便打不下大城市，也要打中小城市，其理由之一就是要仿效南昌起义部队的做法；他一直反对部队退往罗霄山脉，而主张南下广东，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合。现在，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又遭失败，这不仅告诉余洒度，南下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已不可能；而且也说明采用南昌起义部队的做法，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本就行不通。

余洒度沮丧之极，他想，难道部队就只有毛泽东所说的上山去做“山大王”这一条路吗？这可是他最不情愿的！

余洒度决定离开部队。当然，他也给自己这样做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向湖南省委和中央汇报。

同样都是因为害怕和丧失信心而出走，余洒度竟和苏先骏找的是同一个理由，两人的表现如出一辙。

余洒度找到毛泽东，试探性谈了要离开的想法。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去找湖南省委和中央汇报我们目前的状况。”

“汇报的事不是已经派何长工同志去了吗？”毛泽东回答道。

余洒度坚持地说：“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找湖南省委和中央，把一些事情讲清楚。特别是目前工农革命军究竟向何处去，需要听取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虽然并不看重余洒度这个人，因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已对这个人有所了解。

但是，他担心在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之后，余洒度这个名义上的最高军事负责人马上离队，将会对部队的情绪产生影响。于是，毛泽东仍竭力挽留。

余洒度执意要走，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话。

不管毛泽东同意与否，余洒度还是走了。

据曾在余洒度部下任特务连连长、三湾改编后改任一团二连排长的谭希林回忆，当时他这个排在距部队司令部所在的朱家祠三四里地的地方担任警戒。大约是部队到达水口镇的第三天，余洒度等人经过他们的哨位，被岗哨拦住了。

“我要去向上级汇报，让我们过去。”余洒度对哨兵说。

“没有通行证明谁也不能通过。”哨兵坚持原则。

余洒度只好谎称：“我们这是毛委员允许的。”

哨兵可没有听他那么多，硬是不让他们走，并立即派人报告了毛委员。

毛泽东闻知余洒度到底还是要走，沉思了一会，就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这就是毛泽东。对于那些不能志同道合的人，毛泽东从来不勉强他们。四十四年后的1971年，当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时，有人建议要打下林彪的座机，他不也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脱离了部队的余洒度先到武汉，后又到了上海，向中央送上了一份关于秋收暴动的报告。这份题为“余洒度同志报告”的原文，一直保存在中共中央的档案中。在这份报告中，余洒度没有忘记为自己在危急之时开小差的行为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派赴湘赣来作报告，并请示机宜”的。但是，余洒度再也没有回到秋收起义的部队中去，还拒绝党委派的军事工作，甚至积极参加“第三党”的活动，乃至脱党，投靠蒋介石，做了国民党的官员。后来，又因贪污军饷、贩卖鸦片而被国民党处以极刑。

秋收起义的两个重要的军事指挥员终于未能经受住艰苦斗争的考验，临阵脱逃，没能和自己的队伍一同走上井冈山。他们两人的先后出走，当然在部队中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大浪淘沙，胆小的、动摇的、怕吃苦的，一个一个地走了，留下来的将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具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