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革命军不同于绿林好汉
工农革命军果真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上了山,当上了“山大王”。但毛泽东十分清醒:共产党毕竟不能等同于“山大王”,即便要做,也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做“革命的山大王”,就不能是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而要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用革命的方式来行事。
毛泽东在茨坪没有住多久,11月初,他率部回到了茅坪。
茅坪已与前次来大不一样,村里村外,到处是革命的标语,令人感到似乎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后方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已粗具规模,真正使人有了“后方”的安全感。
毛泽东没有满足,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个茅坪!
于是,毛泽东想到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是在这一带发展革命所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
早在第一次到茅坪的时候,通过龙超清的介绍,毛泽东就知道,由于袁文才的保护,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很多就藏匿、隐蔽在茅坪一带。上次来茅坪时,毛泽东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
毛泽东找到袁文才,要他通知三县在茅坪藏匿、避难、坚持斗争的党内负责人开个会。
对袁文才来说,这件事不算很难,他很快就将这些人通知到了,他们是:永新县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莲花县的朱亦岳、刘仁堪;宁冈县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
会议地点是象山庵。这是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一座古庵,并排三栋三进,九殿十八井,雕梁画栋,煞是气派。大革命时,这里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栖息之地,如今成了工农革命军的后方留守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议题是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史称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贺敏学曾回忆说:“毛泽东首先要大家汇报情况,以后又向大家作了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回去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以巩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
时任宁冈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克犹也有一段回忆:“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的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我没有参加,后来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我记得是:毛泽东说,现在各县要抓紧时间重建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的情况是工农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所以党组织不巩固,革命不坚定。”
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召开的第一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它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三县很快就出现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性游击暴动,而党的各级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恢复和重建。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这个“家”休整了半月有余,指战员们恢复了精神,跃跃欲试。
于是,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工农革命军两次重拳出击。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省的茶陵县。毛泽东瞅准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开战、湘敌大部卷入、茶陵空虚的机会,倾全部兵力出击,于11月18日一举夺取茶陵县城,并于11月28日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第二个目标是江西省的遂川县。毛泽东根据遂川守敌薄弱的情报,亲率革命军的两个营,长途奔袭,先是在大坑重创大恶霸萧家璧部,报了在大汾受挫的一箭之仇;继而于1928年1月5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并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二。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时,毛泽东曾挑出一副对联,改动了几个字后,贴在主席台的两侧。对联是这样的: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人们看着这副对联,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一西一东,在湘赣两省建立了两个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军硬是不同于往昔的绿林好汉!
其实,真正的绿林好汉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要将他们改造成革命队伍,既是建立根据地的需要,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毛泽东从古城会议讨论、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确定了对袁、王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
当然,也有人想简单解决。
何长工是这样回忆的:“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话不无道理。别看袁、王部队人数不多,武器不好,战斗力也不怎么强,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山林武夫,地形熟悉,身手敏捷,要消灭他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之工农革命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要在这里站稳脚跟,还非得靠他们帮衬不可,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许多当年参加过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对此都很明白:“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谭震林如是说。
“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杨得志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团结、改造袁、王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
说起来,袁文才和王佐及其他们的部下,本质并不坏。他们大多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而逼上梁山的,如袁文才就有土豪夺妻、官军杀母之仇;他们一般以打击土豪劣绅为目标,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如王佐就是因为与土豪劣绅为敌,而与遂川反动豪绅尹道一结怨的;他们在大革命的推动下,先后成为农民自卫军,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树立起革命的目标,使其队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袁文才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之,袁、王部队不同于那些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山寨土匪,他们能够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
对袁、王部队的改造,首先从袁文才的队伍开始,因为袁文才部的政治素质比王佐部要好一些。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并参加了夺取县政权的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游击到酃县水口镇时,应袁文才之邀,毛泽东派出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等教官,帮助袁文才训练部队。
平时分散,有事集中的袁文才部,此时全部集中到了茅坪步云山白云寺进行训练。
政治教育,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
为了使部队尽快与“绿林好汉”的形象告别,毛泽东告诫袁文才,要从组织整顿上入手。于是袁文才狠下决心,将一些豪门子弟和不良分子清除出去,并从砻市等地招收了一批有阶级觉悟的青年,使队伍出现了生机。
当袁文才部在步云山练兵的时候,毛泽东正住在茅坪的洋桥湖边疗脚伤,边做社会调查。闲暇之时,毛泽东就去步云山看看。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练兵场右侧山坡的一块大麻石上,一边阅读书报,一边观察战士们的训练。
训练休息时,毛泽东常常放下书报,来到战士们的中间。
对于在山村里长大、没有文化的自卫军战士来说,毛委员可是一个“大学问家”。因此,他们喜欢围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谈古论今。
有一次,毛泽东同战士们谈到了《封神榜》:“《封神榜》中有个土行孙,还有哪吒,你们都知道吗?”
战士中有的点点头,也有的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土行孙、哪吒,能上天入地,腾云驾雾,都是有本事的人哟!”毛泽东停了停,又幽默地问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战士们都笑了起来,他们明白,毛委员是在勉励大家:努力练兵,成为有本事的人。
又一天,自卫军战士正在开饭,一些战士对着菜盆里的野菜议论纷纷。
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中间,一问,才知是由于冬季来了,部队又增加了人,吃菜越来越困难,有时就不得不吃一些野菜。
毛泽东没有言语,舀一勺野菜放在碗里,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毛委员,这么苦,你吃得下?”有战士问。
毛泽东把野菜咽下后,对大家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日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
毛泽东讲的道理,许多人似懂非懂,但毛泽东亲自吃野菜的行动,却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游雪程、徐彦刚等抓住“毛委员吃苦菜”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从此,为革命吃苦的观念在部队战士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
要将散漫惯了的自卫军战士训练成为有觉悟、有纪律的革命战士,绝非易事。袁文才管束部队靠惩罚,毛泽东则在严肃纪律的同时,强调思想教育。这令袁文才及其部属耳目一新。
一天夜里,几个战士从茅坪回步云山,途中,忽听山冲中有鸭子的叫声。
“这么晚了,这只鸭子肯定会被黄鼠狼叼去,不如我们先把它捉回去。”一个战士提议说。
其他几个人没说什么,就这样办了。
第二天,失主找鸭子,当听说是自卫军的战士捉去,并且已经宰了时,他就说:“算了,反正是他们在夜里捡到的。”
这事传到了袁文才那里,袁文才非常生气:“这还了得,把那几个人给我叫来!”
不过,袁文才还是先去了毛泽东那里去讨主意。
毛泽东听完袁文才的话后问:“你说怎么办?”
袁文才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狠狠地处罚。”
毛泽东摆了摆手:“不能这样,还是要从思想教育着手。”
袁文才恍然大悟:“对,就用革命纪律来教育。”
袁文才立即将部下召集拢来开会,他在会上严肃地教育大家:“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有严格的革命纪律。毛委员在荆竹山就讲了不能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嘛。毛委员订的纪律,我们要实打实执行,违反群众利益的事切莫去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打胜仗。”
从未如此向部下讲道理的袁文才,讲起来竟然也是滔滔不绝、言之有理,不仅他的部下,就是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宰吃鸭子的几个战士,羞愧无比,立刻就作了检讨。会后,他们又主动要求到老表家里去送钱赔礼。
袁文才这才高兴地点点头:“对!应该这样。”
老表们见袁文才的部下为了一只鸭子,又是赔款又是道歉,既新奇又感动,无不交口称赞:“毛委员教育得真好,这下农民自卫军有办法了。”
步云山练兵,使袁文才自卫军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训练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袁文才对此感慨不已:“毛委员的带兵经验真神,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